《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论何者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禄为不朽,穆叔却认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见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这自然不无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道之孰重孰轻,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点在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文章在立论上有一个矛盾。前面说,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这种人“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说:“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是说,立言之士,与草木鸟兽之必然速朽没有区别。下文说得更明显:著作之士“卒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这段文字,就会悟出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该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数仅在《汉书·艺文志》诸书中著录其书名、篇目,具体的作品则“百不一二存”。这说明,历史对立言之士的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传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金子,是经受过时代的严格考验的,其余的早就湮没不存了。于此可见,文章难工,传世不易。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是作者的慨叹,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无党。其次,前两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列为“不朽”,是阐述古代经传中论道之言,反映的是书本上的人生价值观念。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将与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欧阳修读史自悟之理。所谓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说法。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实践中呈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念。书本上的价值观念与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无数文士为之荷笔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体验,便是明证。因此,文章结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消息。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还表明了自古以来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无党。
这样就见出该文的第一个特点:题旨深隐。欧阳修在其《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写作应该力求“文简而意深”,并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志,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他这篇《送徐无党南归序》,无愧于文简意深、爱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难工与立言之不足恃,抒发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写来便情真语切,感慨深沉,这是该文的另一个特点。自古文士,留下来的篇章已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灭”,是事之一可悲。留传下来的文章,“文字丽矣,语言工矣”,又“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事之二可悲。这些人士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辛苦忙碌、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才达到文丽语工的境地;而当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归于泯灭”,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写到“今之学者”,穷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结果是“皆可悲也”。这段文字,饱含深情,既哀人亦复自哀。那种苍茫万古之意,发而为声,则抑扬唱叹,慷慨苍凉。试诵读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发出深沉的咏叹;次用“汲汲营营”一个反问句抒发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一收一顿;最后用“皆可悲也”放声长吁:语调吞吐抑扬,声情契合,不仅足以“摧其(徐无党)盛气”,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读此文者无限悲怆。事之不平,积为愤懑。全篇无一愤语,却饱含愤意于笔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结构非常紧凑,前呼后应,针线绵密,因此读来气势流贯,又回环往复,现出一种感情上的涡流。人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引入“圣贤”,说他们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六字扣紧首句,文境稳步推开。接下去论圣贤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见言,将三者平列。继以比较法层层筛选,步步推出中心。首则拿“施事”与“见言”比,论见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见言”与“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善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长于言语、政事的颜回,突出修身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渐渐过渡到第三段论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层层推进。到第三段,先说“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束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荣华”紧承“丽”字,“好音”紧承“工”字,接榫紧密。又加上“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使草木、鸟兽、众人汇齐,与篇首第一句“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桴鼓相应。复承以“而卒三者同归于泯灭”、“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再提“泯灭”、“不朽”,首尾回环,遥相顾盼,使这篇短文在畅达中有一种遒练逆折的劲气。这些地方,都见出作者为文炼气的功力和缜密的文心。
这是一首描写闺怨的词。选材虽传统,但由于作者以其高超的写作技巧及思妇的情感表现得极其凄婉深刻,因而令人震撼,百读不厌。
“双喜鹊,几报归期浑错。”表现了闺中人急迫盼望丈夫归来又极其失望的心情。在我国民俗中以喜鹊鸣叫为吉祥。“时人之家,闻鹊声皆以喜兆,故谓灵鹊报喜”(《开元天宝遗事》)。“几”极写闺中人的惊喜,失望、复惊喜复失望。久守空房、孤寂的少妇是多么的深情盼望丈夫早日归来啊。双喜鹊的双字极好地衬托出少妇的孤单,真是人不如禽。“尽做旧愁都忘却,新愁何处着?”假设旧愁可以忘记,即使旧日的愁苦都忘掉,眼前被引起的新愁烦又多得没有地方容纳了。“着”多解,这里当安置、容纳解。与该句句式相同的如北宋失调名词“苦恨春醪如水藻,闲愁无处着”,吴淑姬《小重山》词“心儿小,难着许多愁”。其中的“着”均为安置之意。(见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用委婉曲折的设问,把内心的悲凉苦楚表现得缠绵绯侧淋漓尽致,堪与辛弃疾《念奴娇》的“旧恨春江流不断,旧恨云山千叠”相比美。
过片描写了景物。“瘦雪一愁墙角,青子已妆残萼”,墙角的梅花凋谢了,孤零地沾在那里;几粒青而又小的梅子妆点着花的残萼。明显的暮春景色意味思妇的惜春自怜。雪,指白色的梅花,用“瘦”来形容如雪梅花,形象地写出了梅花的凋零衰败。清人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赞扬作者“字新”欣赏其“瘦雪”的形容。“一愁”即写孤独,又蕴含空漠无依,“墙角”是环境的冷落,也是女主人公的写照。青春而逝,红颜将老,恰如流水年华一去不再,触景伤情,其内心深处的悲凉、无助无奈跃然纸上。“不道枝头无可落,东风犹作恶。”写景抒情,总括全篇,承上作结。虽然已是败花残枝,光秃秃的枝上已无花可落,寡情的东风却依然逞凶肆虐,继续摧残着孤寂无依的梅树。
此词上阕重在心理描写,对闺中人的深沉挚受、痴情盼望的刻画极其深刻。下阕重在景物,以花喻人,贴切自然。艺术上达到极高境界。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评价王庭筠不同于一般金人词风,“间涉幽峭之书,绵邈之音”《谒金门》是词人艺术风格的代表作之一。
上片从女子一方写惜别。“钗燕笼云晚不忺。”钗燕者,带有燕子形状装饰之钗。笼云即挽结云鬟。忺,高兴、适意。晚来梳妆,钗燕笼云,然而,打扮起来,却掩饰不住愁容惨淡。起句写女子之美丽容妆,次句写其言为心声。“拟将裙带系郎船。”裙带如何系得住郎船?真是无理而妙。白石论诗有四妙,其一是“理高妙”,即“碍而实通”,看似无理,实真有理,且自然而妙。痴语最见痴情,故妙。用女子之物,道女子之情,又妙。“别离滋味又今年。”“又”说明别离已非一次,只有体味过别离滋味的人,才能在临别之前,体会到即将来临的那种别离滋味。语意从李煜《相见欢》“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中化出。喃喃一语,辛酸何限。凄凉的情味,与美丽的容妆,自成鲜明对比,无限伤情,尽在其中。
下片从自己一面写对情人的劝慰。“杨柳夜寒犹自舞,鸳鸯风急不成眠”,词人说:你看那寒夜之杨柳,树欲静而风不止,柳枝参差飞舞,哪得片刻安宁?你看那水上之鸳鸯,固疾风劲吹也不得安眠。天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又何止你与我?“些儿闲事莫萦牵。”作者说:离别不会太久,重逢仍旧有期,你不要萦心牵怀,放心不下啊!大有“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豪情与潇洒。不曾想到,此一刻即为生离死别,“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后来才有“当时何时莫匆匆”(《浣溪沙》)的痛悔。鸳鸯风急不成眠,实为离别时不祥之语,实为后来重逢难期的不幸之预谶,白石合肥情遇,后来终成一生悲剧。
此词不用典实,不假藻饰,纯似口语,而具见性情。上片由女子之容妆写出女子之心声,笔笔都写出足不出户的古代女子之特征——用情专执。下片由风中之杨柳说到风中之鸳鸯,语语都见得饱读诗书的古代读书人特征——温文尔雅。女子只是顺情直说,读书人则言必用比兴。但他比兴用得好,以眼前景,喻心中情,又纯似口语。这纯似口语的艺术语言,源于词人“纯似友情”(夏承焘《合肥词事考》)的真诚爱心,是从词人性灵肺腑之中自然流出。白石爱情词的本原在于此,其价值亦在于此。
这首诗描绘的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离别情景。它没有特殊的背景,却充满了深深的依恋和牵挂。它适合于大多数离别场合,因此被纳入乐府,成为了广为流传、久唱不衰的歌曲。
诗人抓住了送别时刻的一瞬间,使其成为了永恒。朋友即将远行,将前往边疆绝域的满地黄沙。此时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见,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只能将依依惜别之情、所有的关怀与祝福融进一杯离别之酒中。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这两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诗人对将要前往荒凉之地的友人元二的深深依恋和牵挂。诗的前两句描绘了春天的景象,却暗示了离别的悲伤。其中,“柳”和“留”谐音,是离别的象征,“轻尘”“客舍”也都暗示了旅行的目的,点出了送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后两句点明了主题是以酒饯别,诗人借分手时的劝酒,表达对友人深厚的情意。友人此行要去的安西,在今天的新疆库车县境,同时代的王之涣有“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形容,何况安西更在玉门之外,其荒凉遥远可想而知。
绝句在篇幅上受到严格限制。这首诗,对如何设宴饯别,宴席上如何频频举杯,殷勤话别,以及启程时如何依依不舍,登程后如何瞩目遥望等等,一概舍去,只剪取饯行宴席即将结束时主人的劝酒辞:再干了这一杯吧,出了阳关,可就再也见不到老朋友了。诗人像高明的摄影师,摄下了最富表现力的镜头。宴席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酿满别情的酒已经喝过多巡,殷勤告别的话已经重复过多次,朋友上路的时刻终于不能不到来,主客双方的惜别之情在这一瞬间都到达了顶点。主人的这句似乎脱口而出的劝酒辞就是此刻强烈、深挚的惜别之情的集中表现。
三四两句是一个整体。要深切理解这临行劝酒中蕴含的深情,就不能不涉及“西出阳关”。处于河西走廊尽西头的阳关,和它北面的玉门关相对,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内地出向西域的通道。唐代国势强盛,内地与西域往来频繁,从军或出使阳关之外,在盛唐人心目中是令人向往的壮举。但当时阳关以西还是穷荒绝域,风物与内地大不相同。朋友“西出阳关”,虽是壮举,却又不免经历万里长途的跋涉,备尝独行穷荒的艰辛寂寞。因此,这临行之际“劝君更尽一杯酒”,就像是浸透了诗人全部丰富深挚情谊的一杯浓郁的感情琼浆。这里面,不仅有依依惜别的情谊,而且包含着对远行者处境、心情的深情体贴,包含着前路珍重的殷勤祝愿。对于送行者来说,劝对方“更尽一杯酒”,不只是让朋友多带走自己的一分情谊,而且有意无意地延宕分手的时间,好让对方再多留一刻。“西出阳关无故人”之感,不只属于行者。临别依依,要说的话很多,但千头万绪,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这种场合,往往会出现无言相对的沉默,“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不自觉地打破这种沉默的方式,也是表达此刻丰富复杂感情的方式。诗人没有说出的比已经说出的要丰富得多。总之,三四两句所剪取的虽然只是一刹那的情景,却是蕴含极其丰富的一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