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是姜夔效法辛弃疾词而又不失自己特色的一篇佳作。
公元1204年（宋宁宗嘉泰四年），抗金老将辛弃疾由浙东安抚使被派知镇江府。其秋，写下了“气吞万里如虎”的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姜夔此阕，即步稼轩原词之韵以和。二词同是就登北固楼事而生感之作，但主题思想与表达方式有异。辛词怀古伤今，自抒其满怀忠愤。姜词则借古人古事以颂稼轩，通过赞扬稼轩来寄寓自己心系国家兴亡，拥护北伐大业的政治热情。此词最可贵之处，在于反映了北方人民盼望统一的迫切心情，并激励老年的辛弃疾努力完成收复中原的重任。
词的上片，由楼前风景起兴，引出抗金英雄辛弃疾独当一面、统率千军万马的高大形象。起三句，言江山没有什么变化，而往古英雄已经作古。言外之意是，当前国家急需英雄以御外侮、以图中兴。这个意思与辛词开头略同，但写法与意境各异其趣。辛词起三句出语豪壮，不重写景，直呼古人，以见本怀。姜词这里却用对仗十分工整的对偶句写出此间的情境。“云鬲迷楼”，写望不见江北云雾遮隔的扬州：“苔封很石”，点北望所在之地的北固山。很石为刘备孙权共商抗曹大计之处。点处英雄遗迹，自有它的深刻涵意。白石十分注意不蹈辛弃疾的词的老路。在情景交融的含蓄境界中别饶雄浑隽永的韵味。接下来三句：“数骑秋烟，一篙寒汐，千古处来去。”承上而来，写古代英雄往矣，只有秋烟中的征骑、寒潮中的船只，仍然年复一年处自来去。这里的意思与辛词同位句“舞榭”三句也略同，都是寓江山寂寞、时势消沉之慨，但在具体写法和风格特征上却不遗余力。辛词此处正面吊古，写已经消失的事物，笔力雄大，感慨从语气中直接流露，显得悲壮而沉郁；姜词此处却出以侧笔，写楼前景致，借千古长有之物反衬已逝的人事，暗寓感慨于言外，显得凄婉而处灵。姜词之学稼轩而善于变化，于此可见一斑。通过这一番不胜今昔之感的慨叹，呼唤当世英雄的主题就可水到渠成地展现了。
如果说，辛、姜二词的前六句怀古之意相近，而表现手段不同，那么，它们的下文就只是保留风格上的某种一致，而在内容上和抒情意象的塑造上却都自成一体，各具审美意义了。辛词的下文，继续怀古，以南朝刘宋之初两代皇帝北伐的成败，来鉴诫当前，表达自己的政见，并于篇末透露自己处具北伐壮志的悲愤。辛词的基本点，是利用典故含义来寄寓本怀。
而姜夔此阕的下文，虽也多次运用历史典故，其用途却在于塑造自己所崇敬的当代英雄——辛弃疾的形象，并在这个众望所归的英雄豪杰的形象里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从“使君心在”以下至篇末，中间虽有上下片的界限，但在内容上却只是一个大段落，一个大层次，全是歌颂辛弃疾其人。“使君”三句是说：辛弃疾长期罢官闲居，本已热爱上了青崖绿嶂的田园生活，但政局的变化，国家的需要，使得他被委派到京口这个北疆门户来坐镇，无法遂其隐居之志了。这里既赞颂了辛弃疾的高风亮节，又隐隐约约地表示了对他长期被投降派顽固势力排斥打击的不平。上片末二句，承“北门留住”而来，描写辛弃疾在镇江练兵备战的赫赫军威。上句用东晋桓温“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的话（见《世说新语·捷悟》刘注引《南徐州记》），切地切人又切事，可谓融化不涩，体认点题；下句以军旗之图案暗示辛弃疾部下将士的勇武，和这位主帅本人的治军有方。过片三句，进一步热烈的推崇、赞颂辛弃疾，把他比为致力北伐大业、为国事鞠躬尽瘁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认为南宋要收复中原，非辛弃疾莫属。这三句赞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南宋有识之士对辛弃疾的公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辛弃疾的才德堪与古代最杰出的将相比肩，如陆游《送辛幼安殿撰造朝》云：“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刘宰《贺辛待制知镇江》云：“某官卷怀盖世之气，如圯下子房；剂量济时之策，若隆中诸葛”。姜夔这种坚信辛弃疾有惊人胆略才干、能使北伐成功的褒扬之辞，与稼轩原词下片借古讽今、反对无准备的北伐的那三句遥相呼应，深得唱和之旨。
接下来，“楼外冥冥，江皋隐隐，认得征西路”三句，又把笔墨移到京口的远景上来。东晋桓温拜征西大将军，北讨苻秦，以及后来刘裕北伐中原之时，京口地区都是兵员和战略物资的重要集中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通过对这个古今战略要地的形势进行描绘，突出了辛弃疾对北伐的方略与路线稳操胜券。这与辛词同位句“望中犹记，风火扬州路”再次呼应，互相辉映。作者因辛弃疾所登楼眺望的，是失陷已久的中原大地，故下文“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三句，直抒胸臆，把笔触转入北伐这个时代的最大课题上来。白石在一般人心目中是脱离现实的清客，但这里他却丝毫没有超然尘外，而是沉痛地为北方沦陷区人民道出了迫切盼望北伐的心声。词的结尾两句，引出桓温的故事来比拟描写辛弃疾此时的激动感慨的心理，尤觉意味深长。东晋大将桓温从江陵出发北征前秦时，看到他早年在路上种的柳树已长得很粗，不禁感叹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因而攀援枝条，至于下泪。这里是在想象稼轩的心理活动道：稼轩啊，当此北伐的前夕，你在想什么？你可能在想：“我南渡之前在北方亲手栽种的依依细柳，今天一定还在吧？”这一虚拟之笔，以代稼轩倾诉挥师北伐的要求来寄托白石自己心中同样迫切的愿望，显得非常含蓄婉转，给人留下发挥想象的余地。白石词的结尾大多含蕴丰富，摇曳生姿，意境悠远，有幽隽秀雅之致。从这篇刻意学辛的作品中，仍可看出他自己的这些特长。
“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
李白的《宫中行乐词》，今存八首，是李白奉诏为唐玄宗所作的“遵命”文字。
第一首写一位宫中歌妓的愁情。这位歌妓，身居皇宫，歌舞帝前，生活奢侈。但她并非嫔妃，不能受到皇帝的亲幸，歌舞一散，各自回家。因而处境尴尬，心理失衡。“愁”为全诗之眼。首二句言居室华贵，且在皇宫。三四句言服饰奇特，山花插鬓，石竹绣衣。五六句言其身份，出入宫闱常随天子车驾。末二点明诗旨，表现出歌妓欢愉后的内心孤寂。这首五言律诗四联全都对偶。
第二首写歌妓中有人偶然被皇帝看中而极度受宠。其得幸的原因和赵飞燕完全相同，故以赵飞燕比之。前四句为比兴，以景物环境烘托宫女歌妓之美。首二室外花木，暗示美人嫩、白、香。三四殿内鸟雀，暗示善舞能言。五六句写选妓征歌。七八句写歌妓因能歌善舞而宠荣至极。此首前三联对偶。
第三首写天子赏乐。“君王多乐事”为全诗之纲。首二句似写风景，细品却是说龙恩抚远，万方朝贡。三四句言风光宜人，音乐醉人。五六句言音乐之美妙，笛声如龙鸣水中，箫声如凤鸣，遂使凤凰纷纷从空中飞下。箫声之妙，如同箫史。末二句似称颂君王与民同乐，实际暗含讽喻，且与首二句呼应。
第四首写帝与妃子嬉戏玩乐。“金宫乐事多”为全诗中心句。首句言宫中美景，且点明时令值春，以此陪衬。三四句言帝夜间无事，宫中路过。五六句写妃子花间游憩，帝过而笑，奔出花间；娇态可掬，为帝而歌。末二句言帝与妃子意兴不尽，愿明月迟度。。此二句字面意思是留住明月，好让月中嫦娥玩乐醉酒，实则让时光慢行，好多玩乐。
第五首写在春光明媚的宫殿，帝与妃子相信相爱。“罗绮自相亲”是全诗中心句。首二句写宫廷门户，曙光初照，风香日暖。风香实为花香。三四句写阳光照耀，百花争艳，池草碧绿。“争”、“暗”是诗眼。争，见花之鲜艳繁多，暗，示草长疾速，为人不觉。五六句写鸟歌人舞，自然景象与人类活动相媲美。“昭阳”句总括以上六句，为下句作陪衬。“罗绮”句为全诗主旨。综上，全诗八句，前六句全是写景，第七句总括前六句，修饰限制帝妃活动的时令环境。前七句都是为最后一句作陪衬的，但分两层。
第六首写宫女结伴游玩。“结伴游”为全诗之纲。“光明里”点明处所。中四句写宫中歌舞奏乐。乐为天乐，见其美妙；舞为艳舞，见其服丽；巧则舞姿娴熟；歌为娇歌，见其情态；半羞则娇态毕现。末二句写时至夜晚，宫女们趁月光、玩藏钩之戏。“花月夜”，一则点明游乐至夜，二则点明游乐环境之美。着一“笑”字，热闹场面跃然报纸上。“笑藏钩”与“结伴游”遥相呼应。
第七首写宫中行乐。“行乐好光辉”为全诗中心句。诗分两段。前四句写景，为主体部分作了很好的渲染。首二句写冬尽春来，梅落柳黄，为花木之景。“尽”“归”是诗眼。“尽”是说梅花整个落完；“归”使柳人格化。归在这里是使动用法，即春风使柳归来。三四句写莺歌燕栖。为鸟雀之景。“娇欲醉”、“语不飞”俱用拟人，极其生动。后四句写歌舞行乐。是全诗主体部分。五六句写日照歌席，花映舞衣，不胜光辉艳丽。第七句写时至夜晚，彩仗逶迤，宛若游龙，气势恢宏。第八句，“行乐”点明主体，“好光辉”盛赞行乐辉煌荣耀。
第八首仍写宫女游乐。首二句写宫殿楼观水绕花簇。“绿”、“红”是诗眼，突出了水与花的特征，使之色彩更为鲜明。三四句乐声，以鸟鸣为喻，使读者易于体会。五六句写宫女游乐，其中有声有色。七八句言趁风日好，去游未央宫，拓展了游乐的地域范围。
唐玄宗的旨意，原是再清楚不过的，就是要李白粉饰宫中的乐事。李白不能抗命，但遵命又违心。作为天才诗人，他想出了绝招：始则托言”已醉“，继而请求”赐臣无畏“。写的是”行乐“。诗人却有所”畏“，这就透露了消息。
组诗中的景物：嫩柳梨花，春风澹荡，正是良辰美景；金屋、紫微，玉楼，金殿，不啻人间仙境；卢橘，葡萄，为果中珍品；盈盈，飞燕，乃人寰绝色；征之以歌舞，伴之以丝竹，正所谓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皆备。于是盛唐天子醉了，满宫上下都醉了。昏昏然，忘掉了国家黎民。他们拼命享乐，纵欲无已，全不顾自己正躺在火山口上，更看不到他们一手豢养的野心家已开始磨刀。而自称”已醉“的诗人，恰恰是这幅宫中行乐图中唯一的清醒者。他在冷静地观察，严肃地思考。他原有雄心壮志，远大理想。奉诏入京，满以为可以大展宏图了，然而此时的唐玄宗已经不是励精图治的开元皇帝了。此时天才卓绝的李白，也只能做一个文学弄臣而已。如今偏要他作宫中行乐词，失望、痛苦，悲愤，啮噬着诗人的心。幸亏他有一枝生花妙笔，皮里阳秋，微言讽喻，尽在花团锦簇中。”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蛾眉粉黛，遍于宫廷，唯独没有贤才。”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里宫外，步步皆随声色，无暇过问朝政。内有高力士，外有李林甫，唐玄宗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他给自己的唯一任务，就是享乐。要享乐，就要有女人，于是杨玉环应运而生。这情景，令诗人想起汉成帝宠幸赵飞燕的历史教训。”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是讽刺，还是赞美，不辨自明。可惜，这当头棒喝，并没有惊醒昏醉的唐明皇，他完全沉沦了。行乐者已病入膏肓，天才诗人的苦心孤诣，毕竟敌不过绝代佳人的一颦一笑。李白最终认识到自己的讽喻无力，愤然离开了长安。
李白的这组诗，写的是宫中行乐，种种豪华绮艳，曼丽风神，可谓应有尽有。但诗人孤标独醒，傲骨铮铮，偏要在“遵命”的文字中，加几根刺，挫一挫行乐者的兴头。他忧心如焚，透过这诸般“乐事”，看到的是行乐者的丑恶灵魂，想到的是荒淫误国的前车之鉴。因此，盈盈，小小，罗绮，宝髻，翡翠，鸳鸯，玉楼，这美不胜收的一切，经李白的妙笔一点，便在读者心目中统统化为一片污秽。只有诗人忧世济时的胸怀，出污泥而不染的美德，言浅而意深、意微而词显的高超技巧，永远为后人所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