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中,诗人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描写了国色牡丹的姿色,形象生动地描写了牡丹花的美,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欢欣之情。该诗清新灵动,诗情中富含画意,为咏花之佳作。
唐诗中以“国色”言花,前未听闻,而至大和年间白居易咏石榴花,李商隐咏牡丹花皆以“国色”称之,而此牡丹诗应为唐以“国色”咏花之先,而成牡丹“国色天香”之名。
前两句分别从视觉嗅觉两种感官写牡丹之美,开篇写牡丹之色。国色朝酣酒,何谓国色,作者不言红,更没有繁复的说何种红,只言醉酒二字,精炼准确的写出牡丹之色,让人直观的感觉到牡丹色泽之美。
而染衣之说则是以文字,用侧面描写衣香道出花香的浓郁。用委婉的表达却更能准确的传达出香的意义,所谓诗味皆指此中意味。“酗酒”、“染衣”这样的遣词,亦使得诗文有种浓烈之色。
丹景春醉容,诗人再一次写到了“醉色”,春日与牡丹相映而红,甚至整个春天都被这颜色染醉了,再次赋予诗作强烈的色彩感,诗中有画意。
最末写晚景,不言天色已晚不舍归去,用拟人的修辞手法,让月亮问什么时候回家,其中天色晚和沉醉的意义都有了,而这些都是为了说明牡丹之美。
这首诗含蓄、典雅,对仗工整,尤其是“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两句成就了牡丹“国色天香”之名,从此“国色天香”就成了人们对牡丹的代称。国色,是说牡丹的品位最典雅庄重,而非单指其花色;天香,是说牡丹的韵味最自然高贵,而非单指其香气。诗人用“国色”将牡丹之美推崇到至高境界,而用“天香”二字赋予牡丹宗教般的圣洁气质。
这个故事体现了陶侃爱民如子,珍惜粮食,珍惜劳动成果,正直、重视农耕,爱护农业生产,保护农民利益的品质。
节俭是中华名族的优良传统。珍惜劳动果实,则是农民辛勤劳动的尊重。陶侃用他的实际行动传承了这一美德,并因此换来了一方百姓的丰衣足食。作为青少年,我们更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应该珍惜粮食。
作者对陶侃态度是赞扬,表现了陶侃爱民如子,珍惜粮食,珍惜劳动成果,正直的特点。
1021年(宋真宗天禧五年),宋祁二十四岁,与其兄宋庠以布衣游学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投献诗文于知州夏竦,以求引荐。席间各赋“落花”诗,夏竦以为宋祁很有才,必中甲科。宋祁亦因此在宋初文坛崭露头角。足见此诗非一般惜花伤春之作。清代沈德潜说:“诗贵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说诗晬语》)该诗即是。
首联破题,刻画落花时一片迷离凄苦的景象,状物而不滞于物。起句,诗人捕捉住所咏物的自然特征,以“素”、“红”代指花。唐人韩偓有“皱白离情高处切,腻红愁态静中深”(《惜花》)之句,么“白”、“红”状花。用借代这一修辞手法,使事物形象逼真。花的娇艳、春的绚丽如在目前。然而,它们却红颜薄命,夭折了,令诗人叹惋。“坠”、“翻”两字形象生动,情态感人,是从杜牧《金谷园》“落花犹似坠楼人”句化出。花本来是无情之物,却道“各自伤”,是说花有人性。落花的自伤飘零,乃诗人绸缪于青楼烟雨,别有难忘的幽恨。
颔联承上“落”意,从时空角度深入描绘了落花的全过程,极缠绵悱恻之致。出句描写落花飞动的舞姿。“更作”二字个性鲜明,感情强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赋》),其态可掬,“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楚辞·九章·悲回风》),情状悲哀。对句写花终于落地之后,在地上仍不甘香消玉殒,虽已着地,仍不失红粉佳人的美容。其执着之情,从“犹成”两字中渗透出来。“半面妆”用的是梁元帝徐妃的典故。此两句不仅刻画落花尽态极妍,栩栩如生,而且融入了诗人自己深沉的感受,一往情深,不能自已。人物交融,托物寓情。表面上是描写外界景物,实则处处有诗人自己在,景物始终着有诗人的色彩。“更作”、“犹成”二语更加强了感情色彩。李商隐《和张秀才落花诗》中有“落花犹自舞,扫后更闻香”之句,是李商隐借落花勉励张秀才,不要因落第而颓废,应似落花一样自振自珍。宋祁此诗于此取法,所以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宋景文《落花》诗也,为世所称,然义山固已云已。”不过,此诗之学李商隐,不在镂红刻翠,恍惚迷离之貌,而在于缠绵悱恻,一往情深之神。表面上咏物,实质上写诗人自己。至于所写的具体情事,则很难考证,亦不必深究。然而诗人的感受已经表露得很明显了,即是屈原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李商隐诗的神髓在此,此诗的神髓也在此,这正是此联能传诵后世的原因所在。颈联以沧海客归,珠犹迸泪,章台人去,骨尚遗香,比喻落花的精诚专一,表现了诗人的忠厚悱恻之情。龚自珍《己亥杂诗》中“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即由此点化而成,都是加一层描写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精神。
此诗借落花引起象外之义,感情沉郁,寄托遥深,传达给读者的是感受,而不是具体情事,达到了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所说“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的境地。
一般以绝句体裁写的篇幅短小的宫怨诗,总是只揭开生活画图的一角,可从一个片断场景表现宫人悲惨的一生;同时往往写得委婉含蓄,一些内容留下许多想象空间。这首诗却与众不同。这两展示的是一幅生活全图,而且是直叙其事,直写其情。
作者在第一首诗的前半首里,以举重若轻、驭繁如简的笔力,把一个宫人远离故乡、幽闭深宫的整个遭遇浓缩在短短十个字中。首句“故国三千里”,是从空间着眼,写去家之远;次句“深宫二十年”,是从时间下笔,写入宫之久。这两句诗,不仅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有强烈的感染力;不仅把诗中女主角的千愁万恨一下子集中地显示了出来,而且是加一倍、进一层地表达了她的愁恨。一个少女不幸被选入宫,与家人分离,与外界隔绝,失去幸福,失去自由,本来已经够悲惨了,何况家乡又在三千里之外,岁月已有二十年之长,这就使读者感到其命运更加悲惨,其身世更可同情。与这两句诗相似的有柳宗元《别舍弟宗一》诗中“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一联,也是以距离的遥远、时间的久长来表明去国投荒的分外可悲。这都是以加一倍、进一层的写法来增加诗句的重量和深度。后半首诗转入写怨情,以一声悲歌、双泪齐落的事实,直截了当地写出了诗中人埋藏极深、蓄积已久的怨情。这后两句诗也以强烈取胜,不以含蓄见长。过去一些诗论家有诗贵含蓄、忌直贵曲的说法,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应当说,一首诗或曲或直,或含蓄或强烈,要服从它的内容。这首诗的前半首已经把诗中人的处境之悲惨写到了极点,为逼出怨情蓄足了力量,因而在下半首中就势必让诗中人的怨情喷薄而出、一泻为快了。这样才能使整首诗显得强烈有力,更能收到打动读者的艺术效果。这里,特别值得拈出的一点是:有些宫怨诗把宫人产生怨情的原因写成是由于见不到皇帝或失宠于皇帝,那是不可取的;这首诗反其道而行之,它所写的怨情是在“君前”、在诗中人的歌舞受到皇帝赏识的时候迸发出来的。这个怨情,联系前两句看,决不是由于不得进见或失宠,而是对被夺去了幸福和自由的抗议,正是刘皂在一首《长门怨》中所说,“不是思君是恨君”。这首诗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四句诗中,前三句都是没有谓语的名词句。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指出,诗句中“实字多,则意简而句健”,而他所举的“皆用实字”的例句,就是名词句。这首诗之所以特别简括凝炼、强烈有力,与运用这种特殊的诗句结构有关。另一特点是:四句诗中,以“三千里”表明距离,以“二十年”表明时间,以“一声”写歌唱,以“双泪”写泣下,句句都用了数目字。而数字在诗歌中往往有其特殊作用,它能把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表达得更清晰,更准确,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也使诗句特别精炼有力。这首诗的这两个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与它的内容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第二首,表现宫中歌唱,随时都在创作新声。作者另有《听歌》二首,其一:“儿郎漫说转喉轻,须待情来意自生。只是眼前丝竹和,大家声里唱新声。”《边上逢歌者》又有:“垂老秋歌出塞庭,遏云相付旧秦青。少年翻掷新声尽,却向人前倒耳听。”足见诗人对新声及情感的重视。这首诗以“新声何处唱?断肠李延年”作结,包容了丰富的内蕴,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里直接点出“新声”,用“何处唱”一衬,其哀怨之情便流露出来了,最后一句提到了“断肠”,感情更进一步,在感情高峰上结束全诗。
杜甫流寓于荒僻的山城,面对霁江壮丽的夜景,听到悲壮的鼓角声,因而感慨万千,由眼前的情景想到国家的战乱,由历史人物想到自己的境遇,并力图在内心超越这些人生的感慨,因作此诗。诗中虽有悲凉哀伤之情,却亦有壮情和超然之意。
开首二句点明时间。岁暮,指冬季;阴阳,指日月;短景,指冬天日短。一“催”字,形象地说明夜长昼短,使人觉得光阴荏苒,岁月逼人。次句天涯,指夔州,又有沦落天涯之意。在霜雪刚停的寒冬夜晚,雪光明朗如昼,诗人对着凄凉寒怆的夜景,不由感慨万千。
“五更”二句,承次句“寒宵”,写出了夜中所闻所见。上句鼓角,指古代军中用以报时和发号施令的鼓声、号角声。晴朗的夜空,鼓角声分外响亮,正是五更天快亮的时候,诗人忧愁难眠,那声音更显得悲壮感人。这就从侧面烘托出夔州一带也不太平,黎明前军队已在加紧活动。诗人用“鼓角”二字点示,再和“五更”、“声悲壮”等词语结合,兵戈未息、战争频仍的气氛就自然地传达出来了。下句说雨后天空无尘,天上银河显得格外澄澈,群星参差,映照霁江,星影在湍急的江流中摇曳不定。景色是够美的。前人赞扬此联写得“伟丽”。它的妙处在于:通过对句,诗人把他对时局的深切关怀和三霁夜深美景的欣赏,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诗句气势苍凉恢廓,音调铿锵悦耳,辞采清丽夺目,“伟丽”中深蕴着诗人悲壮深沉的情怀。
“野哭”二句,写拂晓前所闻。一闻战伐之事,就立即引起千家的恸哭,哭声传彻四野,景象凄惨。夷歌,指四川境内少数民族的歌谣。夔州是民族杂居之地。杜甫客居此地,渔夫樵子不时在深夜传来“夷歌”之声。“数处”指不只一处。这两句把偏远的夔州的典型环境刻画得很真实:“野哭”、“夷歌”,一个富有时代感,一个具有地方性。对这位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来说,这两种声音都使他倍感悲伤。
“卧龙”二句,诗人极目远望夔州西郊的武侯庙和东南的白帝庙,而引出无限感慨。卧龙,指诸葛亮。跃马,化用左思《蜀都赋》“公孙跃马而称帝”句,意指公孙述在西汉末乘乱据蜀称帝。杜甫曾屡次咏到他:“公孙初据险,跃马意何长?”(《白帝城》)“勇略今何在?当年亦壮哉!”(《上白帝城二首》)。一世之雄,都成了黄土中的枯骨。末尾一句说,人事与音书,如今都只好任其寂寞了。结尾二句,流露出诗人极为忧愤感伤的情绪。清代沈德潜说:“结言贤愚同尽,则目前人事,远地音书,亦付之寂寥而已。”(《唐诗别裁》)像诸葛亮、公孙述这样的历史人物,不论是贤是愚,都同归于尽了。现实生活中,征戍、诛掠更造成广大人民天天都有死亡,作者眼前这点寂寥孤独,根本算不了什么。这话看似自遣之词,实际上却充分反映出诗人感情上的矛盾与苦恼。“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古柏行》)“英雄余事业,衰迈久风尘。”(《上白帝城二首》)这些诗句正好传达出诗中某些未尽之意。前人认为此诗“意中言外,怆然有无穷之思”,是颇有见地的。
此诗向来被誉为杜甫律诗中的典范性作品。诗人围绕题目,从几个重要侧面抒写夜宿西阁的所见所闻所感,从寒宵雪霁写到五更鼓角,从天空星河写到江上洪波,从山川形胜写到战乱人事,从当前现实写到千年往迹。气象雄阔,有上天下地、俯仰古今之概。明代胡应麟称赞此诗:“气象雄盖宇宙,法律细入毫芒”,并说它是七言律诗的“千秋鼻祖”,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