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两句借史论今,深惋“韩信阵”之未成,哀叹武侯未捷而殒,以潜喻张浚的悲剧人生。后两句直点“魏公”之败,将其“不平气”化作“峰上云”,既暗写张浚死葬衡山的现实,又巧妙将其精神通过与祝融的比附,而得到一种升华。这首挽诗气势磅礴,意趣深婉,不仅表达了诗人对符离惨败的反思,而且歌颂了张浚坚持抗敌的爱国精神。
第一句“背水未成韩信阵”,用的是韩信破赵的典故,诗里用来比喻符离之战,说“未成韩信阵”表明此役的失败。
第二句“明星已殒武侯军”,用的是诸葛亮的典故,诗里用来比喻张浚之死,写出了他的不幸结局,他在事业上的失败是命里注定。一、二两句流露出对张浚的崇敬、惋惜心情。可以体会得出,这两句诗是从杜甫《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句化来。
第三句“平生一点不平气”,所谓“不平气”,是说张浚由于壮志未酬而产生的抑郁愤懑的情绪,他人虽死而精灵不灭从何处显示出来。
第四句“化作祝融峰上云”作了回答。原来祝融峰上的云,就是张浚的壮志未酬的不平之气所化。诗人信手拈来,通过神思,构成了惊人之句,突出了张浚的“公忠为国”、志存社稷的高大形象。他将与祝融峰永久并存于天地之间。这比其他任何言辞的颂扬,要有力、要感人得多,这等于为张浚竖立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刘过这首诗是否为了迎合张南轩的心意,对张浚的称颂有点过当,恐怕是夹杂了一些私人感情在内的,但主要的还应从刘过本人的政治思想方面去理解。他是一贯主张恢复,反对偏安局面的,这在他的诗词里有多方面的表现。张浚在事业上虽无大成就,但毕竟是一位著名的主战派,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受到刘过的崇敬,在张栻的请求下,他才乐于命笔赋诗。
诗题“荣木”,是取诗的前两字作为篇名,并不是专写荣木。《荣木》一诗共三十二句,分四章,每章八句。第一章慨叹人生若寄,第二章写要坚持正确的做人道理,第三章责己无所作为,第四章表示不坠先师之训而奋起。全诗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
这首诗提出了世间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生苦短。陶渊明把“荣木”已化为一种意象——人生美丽却苦短。他忧于人生短暂,认为人若不勤奋,即使“总角闻道”也会“白首不成”,这是人生的悲哀。他告诫人们,人生就像匆匆过客,到时都会憔悴、衰老、死亡;人的寿命、祸福取决于自己。他也自责自己曾废学而乐饮。
从此诗第四章中可以见出作者内心郁勃着昂扬的进取之心、功业之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这句话活脱了陶渊明另一面孔,它与后人心目中那位吟唱着“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者形象,相距实在太远。人们以往对陶渊明的印象只是其中年思想成熟以后的形象,是陶渊明丰富人格之一角。以“一斑”而概其“全豹”有时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病。陶渊明早期功业之心,主要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使然。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谁也难以天生就超越历史的局限而对功业荣名不屑一顾、视如粪土。
人生短暂,只有为功名而奋斗才有意义。陶渊明没有忘记儒家先师孔子的教导,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什么名望,这不值得惧怕。他自信有取得功名的天赋,不管要经历多少苦难,也没有任何理由放弃。
此诗叙述了织妇终年辛苦而生活艰难,在官府租税和高利贷剥削下,连麻布衣都穿不上的情形,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全诗以第一人称来写,紧紧围绕织妇的勤与贫着墨,层层递进,对比鲜明,语言质朴自然,一字一句,读来感人肺腑。
首联是诗人的口吻,客观描述了织妇的辛劳。它通过劳作的重复性、贯性和紧张性透析而出。这两句虽与织妇之叹无关,却注入了诗人叹其所忙、叹其所苦。以“夏”与“春”字对举,以“重”与“复”字相照应,突出织妇之勤。
颔联是织妇的口吻,但仍重见出所叹。相反却道出了她的希望、热切的希望。绢重脱轴、丝重落车就想着如何用它们去输官、赎典,惟独没想到自己。她织的是希望。
颈联又是诗人的口吻。前句绾结首联,言其年复一年、整春整夏为蚕而忙。后句写她的衣着一布衣、布裳。为了强调,诗人虚去了动词,又着一“仍”字。这就使诗人叹其所忙、所苦的心态更为突出。
尾联深沉的诗句,抒发了织妇心中的愁情,表明织妇的生活每况愈下,与唐代诗人于濆的诗句“窗下抛梭女,手织身无衣”(《辛苦行》)一脉相承。这又是织妇的口吻。前句“犹自可”表明她对布衣布裳并不在乎,还多少带有满足之感。只是在“今年无麻”的情况下,她才发出“愁我”的喟叹。诗至此戛然而止。
诗人如此写“叹”,确实很精到。一方面,写织妇之“叹”不在“输官”、不在养蚕人无罗绮穿,也不在“布衣仍布裳”,这就不仅独到新颖,而且也相当深刻。远比张俞《蚕妇》“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来得深刻。另一方面,写自己“叹织妇”也很灵活,既可叹其重叹,如叹其所忙、叹其所苦,又可叹其已叹,愁其已愁,如结尾两句。这就拓宽了“叹”的内容,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文章首先陈述了虞虢之间的紧密关系,然后揭露出晋侯残酷无情的本质,最后提醒虞国公国家存亡在于德行,而不在与神灵。文章批判了迷信宗族关系和神权至上的迂腐,反映了当时的民本思想。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开头只用“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一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接着便通过人物对话来揭示主题。语言简洁有力,多用比喻句和反问句。如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比喻虞虢的利害关系,十分贴切、生动,很有说服力。
晋献公吞并虢国和虞国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心狠手毒:一方面以本国宝物作诱饵,诱敌手上钩;一方面六亲不认,不顾同宗亲情,唯利是图。于是,不惜以阴谋诡计骗取虞国信任,将两国逐个吞食。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晋献公实实在在地照这样去做了,并且得到了回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损失。但是,攻城略地的成功,却以不顾礼义廉耻为代价,得到了实际利益和好处,而因此失去了人心和道义。对于重视民心和道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对于寡廉鲜耻的人来说,失去的无所谓,得到的才是实在的。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决定取舍的。
如此说来,对于寡廉鲜耻、心狠手毒之徒不应当以仁义道德之心去对待,最好是以强硬的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虞国的灭亡,就灭在太相信同宗亲情,对不义之徒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对方跟自己是一类人,以一种近乎于农夫的心肠,去对待凶狠的毒蛇。如果说这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则是由自己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而导致的。如果灭亡的结果是自己一时糊涂、认识不清,被披着羊皮的狼蒙蔽了,尚还可以寄予一点同情,然而有贤臣坦诚相谏,苦口婆心地开导,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迷不悟,固执己见,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一点同情。
曾经是作威作福的国君,一朝变成随他人之女陪嫁的奴隶,这种天上、地下的巨变,不能不使人感叹。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历史是不应当忘记的,读史可以使人明鉴,使人清醒。即使弱小而无法与强暴抗衡,那么弱小者之间的彼此照应、鼓励。安慰、同病相怜、支持,也可以让人在风雨之中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些从惨痛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完全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就连平民百姓都懂得,听人劝得一半。欺人太甚的事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即使无法奋起抗争,最起码是可以想法避开的。既不听劝,又不抗争,的确算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