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湖的旖旎风光，给文人骚客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灵感和情思。歌咏西湖的散曲作品，也如同湖山美景那样争奇斗妍，各具风致。这首《醉中天》，是其中不落常套的一首。
起首四句，剪裁出四幅不同的画面。第一句，远眺。相思树即连理树，原指异根而同枝相通；西湖岸上花卉林木互相依偎簇拥，交柯接叶，远远望去便会产生连理的感觉。第二句，近观。“折枝”是花卉画中突出局部主体，而稍取旁景衬托的剪裁性的特写，作者为各色禽鸟所吸引，伫神凝望，连同近旁枝叶的背景，不正是一幅幅绝好的折枝图吗。第三句，湖中。“双双比目鱼”，当然不是《尔雅》所说的那种唯生一目、“不比不行”的缣鲽，不过是因为游鱼成群，圉圉洋洋，所以看上去都好像是结伴成对的了。何况观鱼最容易引起像庄子于濠上产生的那种物我一体、移情游鳞的感受，而西湖的澄澈明丽，亦自在句意之中。第四句，岸上。曲中用“鸳鸯户”三字，造语新警。它既形容出湖岸鳞次栉比的人家，又会使人联想起门户内男欢女悦、熙熙陶陶的情景。这四句固是状写西湖花木之繁、鱼鸟之众、人烟之稠，然而由于用上“相思”、“比目”、“鸳鸯”等字样，便平添了热烈、欢乐和美好的气氛。四幅画面交叠在一起，本身还是静态的，而下承“一步步金厢翠铺”一句，就化静为动了。“金厢”即以金镶嵌，有富贵气象，而“翠铺”又不无清秀的色彩。这一切，自然而然引出了“世间好处”的考语，用今时的话语来说，这正是“人间天堂”的意思。
铺叙自此，用笔已满，作者突然一折，接上了一句“典卖西湖”的冷隽语，还特地附上了小注。细细思味，令人叫绝。从注释三所引的原注来看，台、谏分掌弹劾和规谏，所谓有“言责”；省、院制法令、行政务，所谓有“官守”；均属于“轩冕”一流。典也好，卖也好，平民百姓不会沾染，“轻视轩冕”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从原注理解，便是说：西湖风光如此美好，可不要糊里糊涂，去争当什么台谏省院的高官啊。当了官便不自由，不能流连山水，“无往不可”。这是避名利、乐山水的一层意思。另一方面，作者引用的是“宋谚”，宋社已屋，对宋而言，最终结果不啻是“典卖了西湖”。“休没寻思”这一句，也多少隐含着对前朝误国君臣的嘲弄，隐含着一点兴亡盛衰之感。双关之意，是颇为巧妙的。
“东风无一事，妆出万重花。”这两句既是实写春日景象，也借以喻道。有两重含义：一、大道并无功利目的，却能普惠众生；二、如得大道，触处皆春。与朱熹“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意境相类。
“闲来阅遍花影，惟有月钩斜。”不说“花”而说“花影”，一者增加了花的幽约迷人的情致，使读者联想到张先的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二者这五首词中，作者总是用夜间月色比喻道德之光辉，用日间景象比喻现实的功利诱惑。所以也有这样的寓意：只有具备悟道的悠闲平静之心境，才能真正领略人生之美好。“闲来阅遍花影”主语是“月钩”。“斜”字说明月钩从升起到西斜一直在欣赏花影，与上句“遍”字呼应。“惟有”二字用“月钩”反衬尘俗之众往往沉迷于功名利禄的追求而不能真正领略人生的佳境。
“我有江南铁笛，要倚一枝香雪，吹彻玉城霞。”这三句用的是第一人称“我”，既是写自己的思想历程，也是代拟年轻人常有的想望——永远和春意相伴。以下也多有类似写法——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拟写年轻人的遭遇和困惑，既有真实性，也有虚拟性。用这样的口气来教导学生，显得更加亲切可信。曰“江南”曰“香雪”，意在突出春意之美盛。曰“铁笛”曰“玉城”，意在突出永不损毁，春意常驻。玉城，玉京，道家称天帝所居之处，也就是长生不老之仙境。吹彻：吹到，吹通。既是实写笛声嘹亮，上达云天；也是寓意人间春景能和天上仙境相通相融，永不消逝。霞：云霞。也有多重意蕴。一是与“吹彻”搭配，突出笛声的嘹亮，有响遏行云之意。二是点染仙境特征，传说的仙境都在云霞之中。三是天上美丽的彩霞与人间繁盛的春色互相呼应，突出春意永驻的想望。
“清影渺难即，飞絮满天涯。”这两句写想望的破灭。也代表了年轻人追求梦想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挫折。
“飘然去，吾与汝，泛云槎。”这几句与上片一样，也是虚拟的性质。
“东皇一笑相语，芳意在谁家。”从此至末尾几句都是东皇之语。作者借东皇之语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悟，以此来教导学生。
“难道春花开落，又是春风来去，便了却韶华。”这几句还是东皇的反问语，谓没有了春花春风，春意并不会完结。
“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芳草的茂盛是春去夏来的标志，“芳草不曾遮”是说节候的变化可以带走自然的春光，却挡不住道德春光的来临。这是全词的总结，谓如果能求道悟道，即使没有得到现实功利，道德之春也会永驻心中。
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就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论调，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一上来，诗人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之类妇女身上。这里的“时”，即时会，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自有时”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其实是出于误解。“何苦”，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真是何必呢！当然，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后面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态度是一贯的。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诗人有《帝幸蜀》一首绝句记述这件事：“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堵住天下人之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是够辛辣的。联系《西施》作比照，一咏史，一感时，题材不同，而精神实质并无二致。这样看来，《西施》的意义又何止为历史作翻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