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写当时四川民俗,每当春季,民间男女相聚会,联翩起舞,相互对歌的热烈场景。全诗四句,主要在勾勒一种狂欢的场面和气氛。第一句写歌,第二句写舞,第三句写歌停舞散,第四句却从侧面含蓄地补足写出歌舞场面的热烈。
首句的“新词”,表示当时那些歌男舞女所唱的歌子,都是即兴抒怀、脱口而出的新曲,悠扬宛转,十分悦耳动听,并一递一句接连不歇。这句虽用平述记叙的语气,却寄寓着作者对民间男女的无上智慧和艺术才能的赞赏与称颂。第二句用“振袖倾鬟”来写他们的舞姿情态,活现出当时那些跳舞者热烈的情绪和狂欢的情景。“月落乌啼云雨散”是说他们歌舞竟夜,直至天明。从意思上讲,狂欢之夜的情景已经写完,但作者又用“游童陌上拾花钿”一语,对狂欢之夜做了无声的渲染。次日,游童们沿路去拾取女郎遗落的花钿(女子的首饰),花钿遗落满地而不觉,可知当时歌舞女子是如何沉浸在歌舞狂欢之中。这种从侧面的、启人想象的写法,其含意的丰富和情味的悠长,更胜于正面的描写。这可联想到画家齐白石在艺术构思上的一个故事,一次,齐白石画“蛙声十里出山泉”诗意,但画家在画面上并没有画蛙,而是用一股山泉,几个蝌蚪来表现,从而调动人们的想象,使人联想到“蛙声十里”的喧嚣情景。艺术巨匠们的构思,常常是出人意表的。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论传诵程度还是《木瓜》更高,它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因此诗主旨说法多不同,而“木瓜”作为文学意象也就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其中“臣子思报忠于君主”“爱人定情坚于金玉”“友人馈赠礼轻情重”三种意象逐渐成为“木瓜”意象的主流内涵。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从这一点上说,后来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实也与“投木报琼”无异。
《燕昭王》是一首怀古诗,借古讽今,感情深沉,词句朴质,有较强的感人力量。当时作者身居边地,登临碣石山顶,极目远眺,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吊古抒情,这首诗表达了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痛苦心情,反映了作者积极向上的强烈的进取精神。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诗的开篇两句,首先点出凭吊的地点碣石山顶和凭吊的事物黄金台,由此引发出抒怀之情,集中表现出燕昭王求贤若渴的风度,也写出了诗人对明君的盼望,为后四句作铺垫。诗人写两处古迹,集中地表现了燕昭王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明主风度。从“登”和“望”两个动作中,可知诗人对古人的向往。这里并不是单纯地发思古之幽情,诗人强烈地推崇古人,是因为深深地感到现今世路的坎坷,其中有着深沉的自我感慨。
次二句:“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接下二句紧承诗意,以深沉的感情,凄凉的笔调,描绘了眼前乔木丛生,苍茫荒凉的景色,由景衬情,寓情于景,发出“昭王安在哉”的慨叹,表达对燕昭王仰慕怀念的深情,抒发了世事沧桑的感喟。诗人借古以讽今,对古代圣王的怀念,正是反映对现实君王的抨击,是说现实社会缺少燕昭王这样求贤若渴的圣明君主。表面上全是实景描写,但却寄托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为什么乐毅事魏,未见奇功,在燕国却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是因为燕昭王知人善任。因此,这两句明谓不见“昭王”,实是诗人以乐毅自比而发的牢骚,也是感慨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作品虽为武攸宜“轻无将略”而发,但诗中却将其置于不屑一顾的地位,从而更显示了诗人的豪气雄风。
作品最后以吊古伤今作结:“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结尾二句以画龙点睛之笔,以婉转哀怨的情调,表面上是写昭王之不可见,霸图之不可求,国士的抱负之不得实现,只得挂冠归还,实际是诗人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感叹。诗人作此诗的前一年,契丹攻陷营州,并威胁檀州诸郡,而朝廷派来征战的将领却如此昏庸,这叫人为国运而深深担忧。因而诗人只好感慨“霸图”难再,国事日非了。同时,面对危局,诗人的安邦经世之策又不被纳用,反遭武攸宜的压抑,更使人感到前路茫茫。“已矣”二字,感慨至深。这“驱马归来”,表面是写览古归营,实际上也暗示了归隐之意。神功元年(697年),唐结束了对契丹的战争,此后不久,诗人也就解官归里了。
这篇览古之诗,一无藻饰词语,颇富英豪被抑之气,读来令人喟然生慨。韩愈的《荐士》中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胡应麟《诗薮》说:“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陈子昂的这类诗歌,有“独开古雅”之功,有“始高蹈”的特殊地位。
这首诗所要着重表现的是诗人在艰苦的戎马生活中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诗的前四句借艰苦的塞外行役生活写自己的愁绪。诗的首句点明诗人所置身的地点是银山碛口。这个地点最突出的特征是风似箭。次句点明诗人行路的时间是一个边塞的月夜。这两句勾划出边地特异的景物:时而狂风大作,时而月色皎洁。这是一个很能触动作者的行役之叹、故乡之思的环境,“愁”,首先由此而来,“愁泪”,首先因此而落。“双双”,可见“愁泪”的不可遏止。而偏偏在这个时候,狂风又卷着沙尘扑到诗人脸上。“飒飒胡沙迸人面”这句表面看似写“沙”,而实际是承第一句写“风”。“迸”,是个极有力的字眼,它反映着沙的力度,而实际上反映着风的力度,使“风似箭”更为具体化。“飒飒”,写出了夜风的凛冽,衬托着夜色的肃杀,也烘托了诗人的愁绪。由“风”写到“月”,写到“泪”,而又写到风,这种回环的写法,把边地易变的天气,狂暴的烈风表现得十分突出。艰苦的戎马生活场景从而展现出来。
诗的后两句格调为之一转。面对如此艰难环境,诗人没有畏怯,他是以英雄男儿自命的。“终日守笔砚”固然可以免受风沙折磨之苦,但那不符合诗人的理想和豪情。“丈夫三十未富贵”中有自愧和自叹,是上文“愁泪”的重要原因;更主要的则是自励和自勉,从而引出末句的豪言壮语:“安能终日守笔砚”,用一句反问作结,十分省力,表现出立功异域,封侯万里的强烈愿望。不难看出,诗人虽然经历了长途艰苦跋涉,但仍充满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全诗前四句写异地风物和诗人愁绪,全从外部形象着手,而后两句则直抒内心,笔法先抑后扬,以慷溉激昂情调结束全诗。全诗风格俊爽豪迈,粗笔挥洒,语言朴素自然,似脱口而出。
霍去病(前140-前117),西汉名将,大将军卫青姊子。年十八,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初从卫青击匈奴,屡立战功,封冠军侯,三年后为骠骑将军。曾与卫青一起击败匈奴主力,对安定边界做出卓绝贡献。此诗咏霍将军北伐,与齐梁之际南北对峙的形势有关,例如南齐武帝欲北伐,多次临琅邪城讲武;又如公元505年(天监四年),梁武帝命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率众北伐。但诗歌的具体作年难于考订。诗人借歌咏霍去病击败匈奴事,抒发了为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尽管凭借当时南方政权的国力希冀北伐成功并非易事,但诗歌所表现的进取精神,在那个时代却是难能可贵的。
秦始皇派蒙恬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牧马。可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北方和西北边患又变得严重了。汉武帝先后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战争,才基本确保了边地的安全。霍将军曾多次与匈奴接战,长驱二千余里,击败左贤王,封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建功而还。诗歌首四句记出征,并描绘长城地势的险要。霍将军仗节拥旄,肩负国家重托,率部北伐,远出长城。“汗马”,或释为战功,似不确。据诗意,汗马当是西域名贵汗血马的省称。将军乘骑高大的汗血马、拥旄使节,军威何其雄壮!“万里与云(一作阴)平”,承“地势险”,不仅写出长城的气势,长城外地域的广漠辽阔,而且创造出一种悲壮苍凉的氛围。“凉秋八九月”六句追叙师出长城之由。秋高气爽,马肥人壮,正是匈奴用兵的大好季节。敌骑南践幽、并两州,严重威胁西汉边地。飞狐战云密布,日色格外昏暗;瀚海兵事迭起,云雾阴霾若愁。“飞狐”,塞名,其地约在今河北蔚县东南;“瀚海”,又写作翰海,一般认为在今蒙古高原。此诗所用地名均为泛指,不必坐实。“白日晚”、“愁云生”,以边地之景渲染战事的紧急,并跌出“羽书”、“刁斗”。羽书不时断绝,军情不达,足见道路已为敌人所阻。“刁斗”,昼炊之具,夜则击之以警戒,为行军两用之物,此言昼夜为敌所惊。敌入之速,来势之猛,战事之急迫,由此可见。霍将军就是在这样警急的形势下出师长城的,他系国家安危于一己之身,责任何其重大!
“乘墉挥宝剑”八句,描绘破敌,慷慨淋漓,扣人心弦,用笔高壮。在这严峻的关头,霍将军从容不迫,登城指挥将士却敌。宝剑所向,旌旗遮空蔽日,勇士良将,无一不奋勇争先;兵法阵法,出奇制胜。“挥宝剑”,生动地描绘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主帅形象,同时还暗用楚王登城挥太阿宝剑,晋、郑之师围楚三年一朝破败的典故,已寓克敌制胜之意。“七萃士”,周代禁军,此指勇士。“云屯”,如云屯聚,一状士多将广,二形容全军上下凝聚一心。“鱼丽”,古兵阵,见《左传·桓公五年》。“六郡”,据《汉书·地理志》,汉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多出名将。真是将精卒勇,锐不可当。“胡笳关下思,羌笛陇头鸣。”这两句是破敌过程的小插曲。“胡笳”、“羌笛”,边地少数民族乐器。“高秋八九月,胡地早风霜”(吴均《胡无人行》),远离中原,北出边关,深入荒漠,羌笛一曲,胡笳数声,未免牵动征战将士的乡思之情。气候的恶劣,条件的艰苦,更见将士对国家的忠良气节。在铺叙紧张的战事中插入“胡笳”两句,文势起伏,回肠荡气,避免了行文的平板,更能打动人心。“骨都”、“日逐”,均匈奴侯王名。“自詟”,自惊慑;“亡精”,丧精亡魄,丢魂失胆。在霍将军的指挥下,击败了匈奴,北伐获得全胜。“自詟”、“亡精”,反衬霍将军的胆威及非凡的军事才能。上一节用“羽书”、“刁斗”,这一节用“胡笳”、“羌笳”,上一节用“飞狐”、“瀚海”,这一节用“骨都”、“日逐”,步步相为映发,相互照应,遣词谋篇用心良苦。
“玉门”至篇终,回师后事。“斥候”,今言侦察兵。玉门一带,战火已停。武帝为霍将军营造最好的住宅,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遂传为千古美谈。“万庾积”,言其位尊禄厚;“百行成”,言其才高望重。“玉门”四句,极形容霍将军屡建功勋后受到国家的优宠。天长地久,但是人生短暂;将军虽然功成名就,但享福未多,人已迁化(死时年仅二十四)。“激楚”,楚歌曲;“高台倾”,指霍去病之死。“位登”,“功立”后嵌入“天长”四句,沉郁低回,紧接着又用“当令麟阁上,千载有雄名”两句振起作结,先抑后扬,顿挫跌宕,情调慷慨激昂,高亢有力。“麟阁”,即“麒麟阁”,在未央宫中,汉武帝获麒麟时作此阁,图画其像于阁,遂名为麒麟阁。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曾图画股肱之臣的形貌,署其官爵姓名于阁,以思其美。此诗借宣帝事,指出骠骑虽然过早谢世,但名雄千古,为后人所敬慕。
虞羲作品今存不多,但其诗作在南齐时就以其独特的“清拔”风格受到永明代表诗人谢朓的嗟赏称颂。后人评此诗曰:“高壮开唐人之先,巳稍洗尔时纤卑习气矣”(《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八);“不为纤靡之习所困,居然杰作”(《古诗源》卷十三),都较准确地指出它与齐梁之际众作不同的特色在于不纤弱,在于高壮有气势。的确,齐梁间诗坛上能结合时事,寄寓作者高怀壮志,昂奋激发人心的诗作并不多见。此诗《文选》归入“咏史”类,篇幅还是较长的,何焯云:“妙在起伏,非徒铺叙为工”(《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由于诗人善于驾驭,避免咏史诗较常见的平铺直叙,写得起伏跌宕。诗中描写边塞的一些语词、典故,多可回味,有的甚至为后代边塞诗所习用。此诗上承鲍照描写边塞的诗作(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下开唐人边塞诗之先,虽然情调尚不及唐人的俊快刚健,但如何焯所指出,实为杜甫《前后出塞》所祖,在边塞诗的发展过程中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