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道元的《三峡》（选自《水经注》三十四卷《江水》）是一篇著名的山水之作，作者只用不到两百字的篇幅就描写出了长江三峡雄伟壮丽的景色。
全文四段，即是四幅挺拔隽秀的水墨山水画。
第一段作者先写山。用“两岸连山，略无阙处”写山之“连”，“重岩叠嶂，隐天蔽略”写山之“高”，又用“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侧面烘托，让人进一步感到三峡的狭窄，寥寥数笔就形象的勾勒出三峡雄伟峭拔的整体风貌，使读者很快就被三峡的雄险气势所吸引。
第二段开始写水。作者按照自然时令，先写水势最大最急的夏季。用“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正面描写水势之险恶、水位之高、水流之急。“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通过对比、夸张更加突出了夏季江水之迅疾。
第三段写春冬三峡之景。“素湍”“绿潭”，两种色彩、两种情态，动静交织，对比鲜明；“怪柏”“悬泉”“瀑布”，也是有静有动、有声有色，山水树木交汇其中，蔚为奇观。“清荣峻茂”一句话四字写四物：“清”字写水，“峻”字写山，“荣”字写柏树，“茂”字写草。“良多趣味”，又掺入了作者的审美意趣，使得诗情画意融为一体。极为精练的四字，状写了四种景物，且各具特色，由景境导出了作者的心境。
第四段写秋天三峡之景：水枯气寒，猿鸣凄凉。以“霜”暗指秋季，以实景补足前意。这时已无江水喧腾，却也不见草木争荣，而是充满了凄清肃杀之气。写秋峡用猿来表现，写猿又分两层，一是直接叙述，一是引渔歌为证。写猿又围绕着“山”和“哀”两个重点，从而显示秋天三峡的特色。以“高”形容猿，指明是高山上的猿，以“长”形容啸，送声长远，暗示是在长峡之中。“空谷传响”，直言在山中。“久绝”，回应“两岸连山，略无阙处”。写渔歌也是一言“峡长”，一言声哀。从猿鸣之中，使人进一步体会到山高、岭连、峡窄、水长，同时山猿哀鸣，渲染了秋天的萧瑟气氛。也让人从这句渔歌中体会到了，渔者们的辛苦和生活的艰苦。
凡景语皆情语，初学写作者，写景状物要做到写出其特点，要和自己的思想感情相一致。
《三峡》全文以凝练生动的笔墨，写出了三峡的雄奇险拔、清幽秀丽的景色。写山，突出连绵不断、遮天蔽略的特点。写水，则描绘不同季节的不同景象。夏天，江水漫上丘陵，来往的船只都被阻绝了。“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雪白的激流，碧绿的潭水，回旋的清波，美丽的倒影，使作者禁不住赞叹“良多趣味”。而到了秋天，则“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那凄异的叫声持续不断，在空旷的山谷里“哀转久绝”。三峡的奇异景象，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写景，采用的是大笔点染的手法，寥寥一百五十余字，就把七百里三峡万千气象尽收笔底。写春冬之景，着“素”“绿”“清”“影”数字；写秋季的景色，着“寒”“肃”“凄”“哀”数字，便将景物的神韵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文章先写山，后写水，布局自然，思路清晰。写水则分不同季节分别着墨。在文章的节奏上，也是动静相生，摇曳多姿。高峻的山峰，汹涌的江流，清澈的碧水，飞悬的瀑布，哀转的猿鸣，悲凉的渔歌，构成了一幅幅风格迥异而又自然和谐的画面，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引用的诗句表现了突出山高水长的特点同时渲染三峡秋色悲寂凄凉的气氛。
这组诗第一首头四句，破空而来，用类似散文的诗语，写胡人游猎生活，晴示胡、汉之异。接着以“谁将汉女嫁胡儿”，接到明妃身上。写明妃以“汉女嫁胡儿”，以“如玉”之颜面，冒“无情”之“风沙”，而且“身行”之处，连“中国（指中原）人”也看不到，明示明妃“流落”之苦。接下用“推手为琵却手琶”，紧承“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却手”，犹言一推一放。“琵琶”本是象声词，如同现代说的“噼啪”，以乐器之声为乐器之名。一推一放，噼噼啪啪，刻画明妃满腔哀思，信手成曲。但琵琶哀音，却十分感人，连胡人听了“亦咨磋”不已。这种写法与王安石“沙上行人却回首”相同。以上三层，由胡、汉习俗之异，写到明妃流落之苦，再写到明妃思归作曲，谱入琵琶，层次井然，而重点在于这一琵琶“新声谱”。因为作者正是要就此抒发慨叹的。
“玉颜”句承上；“琵琶”句启下。脉络十分清晰，而笔势极为矫建。作者所要讲的就是琵琶“传入汉家”以后的反应。明妃的“思乡曲”，本应引起“汉家”的悲悯、同情与愤慨；然而“汉宫”中却将其视为“新声谱”来“争按”，以别人的苦楚，供自己享乐。“遗恨”、“苦声”并没有激起应有的反响。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汉宫中“纤纤女手”“学得琵琶不下堂”，正是因为统治者喜好这种“新声”的缘故；而喜好这种“新声”，正是因为他们“生于深宫之中”，根本不知道边塞之苦。这里讲的就不止“纤纤女手”了。自石晋割弃燕云十六州，北边广大地区在北宋一直没有恢复，有许许多多“流落死天涯”的百姓。仁宗时，辽国、西夏交替侵扰，而宋朝君臣却仍粉饰大平，宴安如故。“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这正是作者对居安忘危、不事振作的宋朝君臣的揭露与谴责。以前写明妃的人，或写明妃个人遭遇，或借以抒发“士不遇”的感慨，欧阳修却从夷夏之辨讲起，从国家大事着眼，这是他高于前人之处。而且，议论国事，却只就琵琶“新声”而言，能从小中见大，因而较《和王介甫明妃曲》后篇的“在诗中发议论”，艺术性更强。
第二首诗中“汉宫”四句化用西汉李延年诗歌之意，略叙明妃事实，笔力简劲。“绝色”两句，紧承前四句，妙在完全用“重色”的君王的口吻说话；“虽能”两句转向责备汉元帝，就事论事，语挟风霜。但这只是为下边两句作铺垫。
“耳目”两句，为全篇警策，宋人说它“切中膏肓”（《诗林广记》引钱晋斋语），得以广泛传诵。诗人说，眼前的美丑尚不能辨，万里之外的“夷狄”情况何以判断？又何以能制定制服“夷狄”之策呢？这是极深刻的历史见解，而又以诗语出之，千古罕见。事实却不是“制夷狄”而是为“夷狄”所“制”。因而自然引出“汉计诚已拙”这一判语。
“汉计诚已拙”语简意深，是全诗主旨所在。汉代的“和亲”与宋代的“岁币”，同是乞求和平，为计之拙，正复相同。诗中表面上是说汉朝，实际上是说宋朝。妙在一经点出，便立即转入“女色难自夸”，以接回明妃身上，否则就成了《和亲论》而不是《明妃曲》。
“明妃去时泪”四句，用泪洒花枝，风起花落，渲染悲剧气氛，形象生动，但主要用以引起“红颜”两句。这两句要明妃“自嗟”“薄命”，怨而不怒。欧阳修对王安石诗中讲的“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等语，也像王回等人一样，有所误解，故下此两句，以使之符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欧阳修、王安石的思想境界之差别，亦于此可见。但解释时也不能太坐实，像钱晋斋说是“末言非元帝之不知幸于明妃，乃明妃之命薄而不见幸于元帝”，则与篇首“天子初未识”，“耳目所及尚如此”相矛盾，有失于诗人“微而婉”之旨。
前一首写“汉宫”不知边塞苦，后一首写和亲政策之“计拙”，借汉言宋，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间叙事、抒情、议论杂出，转折跌宕，而自然流畅，形象鲜明，虽以文为诗而不失诗味。叶梦得说欧阳修“矫昆体，以气格为主”（《石林诗话》），这首诗正是以气格擅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