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子虚赋》八个自然段，可分为三部分。前三段写云梦泽的地理风貌和自然富有，中间四段写楚王游猎云梦之乐，最后一段写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判，归结讽谏主题。前两个部分列述奢侈淫游的种种表现，后一部分揭示淫逸奢侈的危害。

　　此赋对人物的设定及所表现的感情的特质方面，同此前的作品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在屈原的《离骚》和《九章》中，作者都是直接抒情，贾谊的《吊屈原赋》也基本如此。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通过假设问对的方式展开，作品中出现楚王和宋玉两个人物。枚乘的《七发》假托于楚太子与吴客，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假设的人物实现，而其情感特征仍属于个体的性质，即作品中的“宋玉”、“吴客”个人的认识或感受。子虚、乌有的对话则不然。这里固然是两个单体的人在谈话，但这两个人物所承载的身份、意义却已不同。子虚以使臣的角色出现，其所陈述的内容，所表达的感受，既是他个人的，同时也与他使臣的身份、使命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荣辱之感已同楚国的荣辱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品中的乌有先生是齐人。虽然他没有维护齐或代表齐之利益的使命、职责，但谈话间却无不为齐争辩。他在夸耀齐之广大以后说：“然齐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这就不是以朋友的或个人的口吻谈话，而是在批评子虚的同时，也于言谈间维护齐的威望。作品中的人物已不是单体的个人，他们承载起了群体的感受与意识。这一变化对《两都赋》和《二京赋》的人物设定都有深刻的影响。

　　同时，作品内容的展开和人物对话中的冲突，更深刻地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间的思想冲突，通过子虚、乌有二人的对话，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命意识。

　　作品开篇便揭示子虚的身份：他是楚的使臣，出使于齐，受到齐王的热情接待：“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畋猎毕，子虚“过诧乌有先生”。二人思想观念的差异也随之展开。《史记集解》引郭璞曰：“诧，夸也。”子虚拜访乌有先生，本出于炫耀的动机，此后，其所谈的内容与这一动机正相合。

　　在诸侯分立的时代，诸侯交际、聘问的历史上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使臣与出使国君臣彬彬有礼的交往中存在着对荣誉、利益的挑战和维护。同时，使臣是否受到尊重及在何等程度上的尊重，则是两个诸侯国间关系的直接表现。晋赵孟出聘郑，受到特殊的礼遇，不取决于晋郑的友好，而在于郑对晋的依附，在于赵孟执掌晋之政柄，加之以他个人的君子风范和人格魅力。

　　与之相反的，则是诸侯与使臣交往中一些隐藏在温文尔雅外衣下的明争暗斗。

　　前代诸侯间的争斗与不快，正是子虚在出使中显得极为敏感的原因。在《子虚赋》中，大国诸侯恃强凌弱，妄自尊大的强国心理，对使臣的使命意识构成威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是古代使臣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不辱君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和形式，特别是大国之间，既要完成出使任务，还要在应对间，宣扬国之长或优势，显示其国力，扬威诸侯。这是贯穿于子虚滔滔宏论中的潜台词，也是构成《子虚赋》中第一个波澜的主色调。

　　乌有先生对子虚的回答中不免有为尊者讳，有维护齐之威望的嫌疑。他认为，齐王“悉发境内之士”的畋猎，完全是出于对使臣的热情，“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否定齐王有炫耀之意。至于说询问楚的情况，在他看来，也是极其友好的表示：“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都是出于好意。反倒是子虚过于敏感，将友好的接待误解为比权量力的明争暗斗。乌有先生进而指出，子虚的谈话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如果他所说属实，那就玷污了使臣的使命，不仅没能张显楚王的德，反而暴露了楚王贪图淫乐奢侈的缺点。如果他仅仅出于虚荣心而说了谎话，则表明他缺乏诚信，人品操守有亏，作为使臣来说，也是不称职的。

　　孔子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乌有的言论中不曾涉及前代文献记载，然而，在作者运用的文学语言中已经浸透了前代思想滋养。他们二人之间的言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臣意识，表现出对国家之美的两种不同理解。他们的言论中也表现出两个文学人物间的差异：子虚是一个徒逞一时之快的思想浅薄的人。乌有先生则是诸侯对立时期的贤士的形象。两个形象的差异和他们言论的交锋构成了《子虚赋》中文脉的波澜。

　　开元（713-741）后期，唐玄宗沉溺声色，奸佞专权，朝政日趋黑暗。为了规劝玄宗励精图治，张九龄曾撰《千秋金镜录》一部，专门论述前代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并将它作为对皇帝生日的寿礼进献给玄宗。唐玄宗心中不悦，加李林甫的谗谤、排挤，张九龄终于被贬为荆州长史。遭贬后，他曾作《感遇十二首》，运用比兴手法，表现其坚贞清高的品德，抒发自己遭受排挤的忧思。此篇为其第一首。

　　诗一开始，用整齐的偶句，突出了两种高雅的植物——春兰与秋桂。屈原《九歌·礼魂》中，有“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句。张九龄是广东曲江人，其地多桂，即景生情，就地取材，把秋菊换成了秋桂，师古而不泥古。兰桂对举，兰举其叶，桂举其花，这是由于对偶句的关系，互文以见义，其实是各各兼包花叶，概指全株。兰用葳蕤来形容，具有茂盛而兼纷披的意思，“葳蕤”两字点出兰草迎春勃发，具有无限的生机。桂用皎洁来形容，桂叶深绿，桂花嫩黄，相映之下，自然有皎明洁净的感觉。“皎洁”两字，精炼简要地点出了秋桂清雅的特征。

　　诗的前四句说兰、桂这些“草木君子”只要逢时就会欣欣向荣，生机盎然。兰叶在春风吹拂下“葳蕤”繁茂，桂花在仲秋明月的辉映下更显“皎洁”秀丽。春兰秋桂生意勃发，也给季节带来了荣耀，春、秋因兰、桂而成为美好的季节。这里既包含了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说明了时势造英雄，英雄壮时势的客观辩证法；也表达了真正的贤人志士只有在政治开明的时代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的思想，流露了自己对重新“遇时”的渴望。

　　诗的后四句从春兰秋桂芳香袭人的社会效果来委婉地说明自己行芳志洁并非为了求人赏识，以博取高名；象春兰秋桂的香气一样，它博得山林隐士的喜爱，只是客观效果而已；实际上，兰、桂散发芳香并非有意希求人们来折取它，欣赏它，而是纯粹出于它们的本性。“谁知”两字对兰桂来说，大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感觉。美人由于闻到了兰桂的芬香，因而发生了爱慕之情。“坐”，犹深也，殊也。表示爱慕之深。诗从无人到有人，是一个突转，诗情也因之而起波澜。“闻风”二字本于《孟子·尽心篇》，其中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张九龄就把这章中的“闻风”毫不费力地拉来用了，用得这样恰如其分，用得这样自然，用得这样使读者毫不觉得他在用典故，这也是值得一提的。“何求”二字用得斩截有力，它淋漓尽致地将诗人不肯廉价赢得美名的清高志趣给表现出来了。

　　这首诗以兰、桂自况，借兰桂之芳香比喻自己的高志美德，使人感到贴切自然，蕴含深厚，耐人寻味。

　　“笔头风月时时过，眼底儿曹渐渐多”，随着笔下的风花雪月一年一年地消逝，跟前的儿女子孙也一个一个多了起来。时光荏苒，转眼间诗人已到暮年，儿孙满堂。这两句是明显的对句，无论从词性、句子的结构，还是平仄搭配上看都对仗工整，而且构思巧妙，前句从多说到少，后句从少说到多。

　　前面两句以平常的口吻、简单的文字描绘了一幅宁静、恬淡的生活景象，实际上是为后面的“无日不风波”做铺垫。平静的背后潜藏着跌宕起伏的“风波”，这种情绪上的反差，正是作者别出心裁的设计。

　　“有人问我事如何”一句以设问引起转折，问的是仕途的命运，家事的前途，从上面对时光流逝的感慨转为对广阔人生的思考。最后两句“人海阔，无日不风波”是对设问句的回答，同时也是他对一生仕途生活的总结。人海茫茫，社会广阔，人事纷争，无时无刻不是在各种“惊涛骇浪”中颠簸，随时可能身陷危机，这一略显消极的总结体现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之情。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说敬龙此番归国，行程辽远，里程不易概指。虽然《梁书·扶桑国传》说过“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后来沿用为日本的代称，若写诗也是这样指实，便缺少意趣。诗人采用“扶桑”这个名字，其意则指古代神话传说东方“日所出处”的神木扶桑，其境已渺茫难寻；这还不够，下面紧接着说敬龙的家乡还在扶桑的东头再东头。说“扶桑”似有边际，“东更东”又没有了边际；不能定指，则其“远”的意味更可寻思。首句“已在”是给次句奠基，次句“更在”才是意之所注处。说“扶桑”已暗藏“东”字，又加上“东更东”，再三叠用两明一暗的“东”字，把敬龙的家乡所在地写得那样远不可即，又神秘，又惹人向慕。那边毕竟是朋友的家乡，而且他正要扬帆归去，为此送行赠诗，不便作留难意、惜别情、愁苦语，把这些意思藏在诗句的背后，于是下文转入祝友人行程一帆风顺的话头。

　　“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船行大海中，最怕横风暴雨，大雾迷航。过去遣唐使乘坐的大船，常因风暴在海上漂流，甚至失事；能够到达的也往往要在数十日或者数月的艰苦航程之后。这些往事传闻，韦庄是心知的，所以就此起意，祝朋友此行顺利。用一个“到”字，先祝他平安抵达家乡；“明月”示晴，排除雾雨；“帆风”谓顺，勿起狂飚──行程中不生灾障。“谁”字先垫出“与师共到”之人，由下句的朗月、顺风再为挑明，并使“风”、“月”得“谁”字而人格化了。“共”字，一方面捏合“风”、“月”与“师”三者，连同“船”在一起，逗出海行中美妙之景、舒畅之情；另一方面，又结合“到”字，说“共到”，使顺风朗月的好景贯彻全程，陪同直抵家乡。两句十四个字，浑然一体，表达了良好的祝愿与诚挚的友情，饶有诗意。

　　诗人如此祝愿，也并非仅仅由于主观愿望，故作安慰语。它是有客观事实作基础的，这就是晚唐时日本与中国之间，海上航行相对地便利与安全的事实。它印入了诗人心底，写出来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