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写苏轼与王弗的生活景象，寄托了词人对妻子深深的怀恋。
上片，回忆夫妻清明节前后美好生活情趣。“雨霰疏疏经泼火，巷陌秋千，犹未清明过”，写东坡观看王弗等妇女秋千游戏。“雨霰”，“泼火”点气候；“清明”点时间；“巷陌”点地址。这个秋千游戏，不免含有一丝春寒气息，十分宜人。同时还看到另一种景色，即“杏子梢头香蕾破，淡红褪白胭脂涴”所写的杏花绽蕾的景色。一个“香蓄”“破”开了，杏子由胭脂一淡红一白色，美丽极了。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值得深深留恋。
下片，回忆夫妻长年的多情苦恋。“苦被多情相折挫，病绪厌厌，浑似年时个”，写夫妻的多情。多情一苦一折挫一病绪，像链条一样，套住这对年轻的夫妻，情感“折挫”难熬煎，度日简直如度年。“绕遍回廊还独坐，月笼云暗重门锁”，写夫妻的苦恋，是通过一个典型的生活细节的刻画来完成的。“绕邀回廊”，荡气回肠；独坐长廊，春心荡漾；“月笼云暗重门锁”，宁静夜色绘遐想。这是一段深沉的回忆，丝思缕情尽在不言中。
全词运用回忆之笔，重现了东坡夫妻两次典型的生活情趣画面，将多情苦恋的夫妻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多情变苦，苦恋成病，度日如年，是本词的中心题旨。
全诗围绕“满”字而展开，前两句先描写日长风暖，柳色青青，北雁南飞，消失在远方的景色；后两句以洞庭湖上传来阵阵笛声，抒发诗人的旅愁。全诗取景微妙，格调高远，音律谐和。
诗的一、二句“日长风暖柳青青，北雁归飞入窅冥。”都写眼前景，关合诗题“春望”。首句写岳州之春，“日长风暖”正是雁群北飞的天气，“柳青青”又开始了折枝惜别、吹笛伤行的时节。这句看来总写春景之美，自然浑成，却又对下边景物的出现起到挈绪分缕的作用。至于诗人的意兴如何，单从这句自然风光的美感是难以捉摸的，因为诗人是“南迁"之客，春和景明反而会生愁惹恨。“北雁归飞”，诗人望断归雁，却还站在那里凝想。至此才可略知诗人的“西亭春望”乃是黯然销魂的“春望”。这里，自由高翔的归雁和沦落久羁的诗人形成了两个鲜明对照的形象。
第三句“岳阳城上闻吹笛”更宕出新境，把诗人的羁愁抒发到又一高度。古人笛曲中有离别之歌，而惜别之情又洋溢于折杨柳歌的笛声。全诗首句既以“柳青青”为“闻笛”作了环境的铺垫，岳阳城头的笛声当也是折柳之曲。末句的‘‘春心”就是倦客伤春之情。“满洞庭”一语使抽象的心绪被物化而得到生动的表现，无论理解为此情伴随着笛声飞扬飘散于烟波浩渺之中，还是想象为客愁恰似春涨的湖水游漫洞庭，都能得其情致。巴陵洞庭，“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用“满”字其实还概括了这个典型环境中许多“沦落人”的共鸣。让读者看到了封建时代宦海浮沉的知识分子形象和他们见柳伤情、望雁断魂、闻笛怆怀的共同心态。所有这些都寄托于富有特征性的景物，而以绵密的章法，自然组合，一气呵成，艺术上也是高明的。
全诗虽是写景，但层层深入，宛转地表达了诗人的春望之心。
柳永出身书香门第，先世为中古士族河东柳氏，算得上是“公卿之子”了。这篇文章是他早期的作品，其中洋溢着用世的积极。
全文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条理清晰。先从父母之教开始，说明了父母有教育监督子女的义务，要求是严厉；又说明子女要做到主动学习，要求是勤奋，这样才可望学有所成。最后两句十分警策，精炼地说明了学的用处与不学的坏处，收束全文。
事实上，这篇文章是在说应试科举，而不是所谓的崇尚学识，是在说“考试改变命运”，而非“知识改变命运”啊！正如宋真宗赵恒所谓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后人常常用来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性，其实满篇的铜臭，又谁知道呢？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