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题为北固亭。北固亭在镇江城北的北固山上，下临长江，三面滨水，形势险要。晋蔡谟起楼其上，以贮军实，谢安复葺之，即所谓北固楼，亦曰北固亭，历代诗人多喜登临吟咏，可见其为名胜之地。
“澹烟横，层雾敛”，开头写淡淡轻烟横在天空，层层重雾已经收去。联系下文“月下”句看，开头勾画的是江山月景图。可见诗人是月夜登北固亭的。“胜概分雄占”，是说当前胜景曾是英雄豪杰分占之地。刘裕曾在此起兵北伐，孙权曾在此建都定国。“月下鸣榔，风急怒涛颭。”在月光下，在万籁俱寂中，作者只不时地听到从江上传来的风涛声和打鱼人的“鸣榔”声，急风吹得怒涛汹涌。这两句是对江上实景的描绘。面对眼前的景色，作者无限感慨地叹道：“关河无限清愁，不堪临鉴。”这里由上面的纯粹写景而开始抒情，由客观及主观。这两句是说山河清奇，使人举目生愁而不愿凭水观赏。这里一则是由于金兵压境，时局动荡不安，因而举目生愁；再则还因为“正霜鬓，秋风尘染。”作者头发斑白了，秋天的风尘正在加速自己的衰老，作者在这里表达了年华易逝、功业未成的悲愤之情，用语显得苍凉而沉痛。
词的上片描写了登北固亭所见到的秋天江上夜景，抒发了年华易逝，功业未成的感慨。
换头处以“漫登临”一句承上启下。作者在秋天一个月夜，信步登上满眼风光的北固楼，久久流连忘返。紧接着作者作了回答：“极目万里沙场，事业频看剑。”即登楼北望中原，都是作战的沙场，自己想要为国建功，所以频频地看着所带的宝剑。宝剑本是战场上杀敌的锐利武器，但现在却闲置身旁，无处用武，这就把作者空有沙场杀敌的雄心壮志，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也烘托了出来。“频看剑”这一细节描写，把一位爱国志士的形象生动地勾画了出来。“古往今来，南北限天堑。”这时说自古到今，长江天堑把南北分开。这既是对千古兴亡事的慨叹，更是对眼前南北分裂的批判。古往今来，历史上有多少统治者凭借长江天堑，划江而治；而眼前偏安江左的南宋统治者正是把长江作为“天堑”，不思收复中原。“倚楼谁弄新声，重城正掩。”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作者倚楼聆听，居然听到还有人在“弄新声”，作者不禁感慨系之地问道，在这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国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的情况下，还有人在“弄”新声。这里用语含蓄，耐人寻味，谈到这里，会自然地想起那“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商女，想起那“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达官贵人。“重城正掩，历历数、西州更点。”这句是说夜深人静，西州城中敲更之声声声在耳，历历可数。这一结句是景语，但景语亦情语也。这一声声更点，敲击着作者的心，使他想得很多、很远、很深。
词只有七十余字，可是作者夜登北固山，既要写所见、所闻，又要写自己的所为和感想。而感慨，又包括国家兴亡、个人功业、昔日河山、而今霜鬓等。在这种情况下，再像常见的诗文那样，依据事物的一般逻辑，说清楚了一项内容再说另一项内容，就有很大的困难。于是作者另辟蹊径，不管是情景、事件，还是感触，出现在作者笔下时，都只剩下了最关键的一些片断，词中虽没有交代这些意象的前因后果，但可以想象。想象力的调动，以及各句词之间关联词句的剔除，都保证了有限的篇幅浓缩了最广的内涵。比如“月下鸣榔”与“风急怒涛飐”的意思，在通常情况下是不甚连贯的，但这两个镜头一个紧接一个地闪现在面前，就能够从中体会到作者忧国忧民的情绪来。再比如按照内容，下半阕可以分成这么四段：“漫登览。极目万里沙场，事业频看剑”、“古往今来”，南北限天堑”、“倚楼谁弄新声，重城正掩”、“历历数、西州更点”，这四组词句中就可以想到报效沙场的愿望，也可以想到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慨或空老霜鬓的悲哀，甚至还可以通过英雄埋没和天堑废弃，把第一、二两组词句勾通起来。想像力的调动，以及各句词之间关联词句剔除，都保证了有限的篇幅发挥其最大的表达作用。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