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这篇文章说明超然于物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无所希冀，无所追求，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不会有什么烦恼，能成为二个知足者常乐的人。这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来自我麻醉，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不管祸福，美丑，善恶，去取，通通都一样，自己屡遭贬请，每况愈下，也就不足挂齿，可以逆来顺受，无往而不乐了。其实，这是置无限辛酸、满腹怨愤而不顾的故为其乐，有其形而无其实，犹如酒醉忘优之乐，并非敞怀舒心的快乐。全文以“乐”字为主线，贯穿始终，被称为“一字立骨”的典范文章。以议论和记叙相结合的方法，从虚实两个方面阐明了主旨。游于物外。就无往而不乐。
第一段，从正面论述超然于物外的快乐。“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一切物品都有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作用，假如有这种作用，都可以使人得到快乐，不一定非要是怪奇、伟丽的东西。实际上并非如此，物有美丑、善恶之分，爱憎自有不同，人各有所求，其选择、去取也不能一样，所以很难“皆有可乐”。苏轼是以“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看待事物。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写法特点上看，是一起便说“超然”，提出“乐”字为主线。上面是从总的方面论述，下文是举例加以证明。“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是说物各有用，都可以满足欲求，给人快乐。推面广之，人便可以随退而安，无处不快乐了。四个皆字使文意紧密相联，语势畅达，浑然一体。
第二段是从反面论述不超然必会悲哀的道理。求福辞祸是人之常情，因为福可以使人高兴，祸会令人悲伤。但是，如果人不能超然于物外。任随欲望发展，必然陷人“游于物内”的泥潭。物有尽时，很难满足无止境的欲求。而且事物往往被某些现象掩盖着本来的面目，美丑不一，善恶难分，祸福不辨，取舍难定。事物的假象常常令人头昏目眩，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超然于物外，就会盲目乱撞，结果必然招来灾祸，造成绝顶的悲哀。上面两段，一正一反，正反对照，有力地论证了只有超然于物外，才能无往而不乐；如果超然于物内，则必悲哀的道理。从理论上为记超然台的事实奠定了基础。这是以虚领实的写法。
第三段，步入正题，叙述移守胶西，生活初安，治园修台，游而得乐的情景。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了超然于物外，必得其乐的道理.这一段可分为三层：一、移守胶西，用了三个对偶句，组成排比句组，语调抑扬起伏，气势充沛，使杭、密两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苏轼舍安就劳、去美就简的遭遇。这既是记实，也是以优托喜的伏笔。二、生活初安。“比岁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面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是写初到胶西后年成不好，政局动乱，生活艰苦。用了五个四言句和一个连词，句子精悍，节奏急促，与处境维艰交相吻合。再次写忧，以见喜之可贵，乐之无穷。“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意外的变化带来无限喜悦。“予既乐其风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予拙也。”自己爱上了胶西，百姓也爱戴太守。官民相爱，必然官民同乐。由苦变乐，真是无往而不乐。生活初安，就有余力洁庭治园，为寻乐作些事情。三、修台游乐。先交待台的位置、旧观和修缮情况。利旧成新，不劳民伤财，含有与民同乐之意。再写登台四望，触目感怀，见景生情，浮想联翩，所表现的感情十分复杂。时而怀念超然干物外的隐君子，时而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正表现了作者想超然子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有怀念，有羡慕，有不平。这一层虽属常见的“四望法”，但写得不落俗套，没有用对偶排比，只用了较为整齐的散行句，别具一番疏宕流畅的情韵。最后描写了台的优点：“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流露出无比喜爱的感情。因此，予与客不管“雨雪之朝，风月之夕”，都时常登台游乐，亲手做菜做饭，饮酒欢歌。这种游玩，确实是很快乐的。最后又落脚在“乐”字上。
最后一段交待了其弟苏辙（子由）为此台命名并作赋的事。文章到此方点明“超然”二字，具有画龙点睛之妙。且结句“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既照应开头：又与前文所说乐少悲多的人“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如应不应，有意无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出两种人不同的思想境界，回味无穷。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与欧阳修过从甚密的刘敞（字原甫）知制诰；嘉祐元年（1056），因避亲出守扬州，欧公便作此词送给他。欧公曾于仁宗庆历八年（1048）知扬州，此词借酬赠友人之机，追忆自己扬州的生活，塑造了一个风流儒雅、豪放达观的“文章太守”形象。词中所写平山堂为欧公任扬州太守时所建。
这首词一发端即带来一股突兀的气势，笼罩全篇。“平山栏槛倚晴空”，顿然使人感到平山堂凌空矗立，其高无比。这一句写得气势磅礴，便为以下的抒情定下了疏宕豪迈的基调。接下去一句是写凭阑远眺的情景。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登上平山堂，“负堂而望，江南诸山，拱列檐下”，则山之体貌，应该是清晰的，但词人却偏偏说是“山色有无中”。这是因为受到王维原来诗句的限制，但从扬州而望江南，青山隐隐，自亦可作“山色有无中”之咏。
以下二句，描写更为具体。此刻当送刘原甫出守扬州之际，词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平山堂，想起堂前的杨柳。“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深情又豪放。其中“手种”二字，看似寻常，却是感情深化的基础。词人平山堂前种下杨柳，不到一年，便离开扬州，移任颍州。这几年中，杨柳之枝枝叶叶都牵动着词人的感情。杨柳本是无情物，但中国传统诗词里，却与人们的思绪紧密相连。何况这垂柳又是词人手种的。可贵的是，词人虽然通过垂柳写深婉之情，但婉而不柔，深而能畅。特别是“几度春风”四字，更能给人以欣欣向荣、格调轩昂的感觉。
过片三句写所送之人刘原甫，与词题相应。此词云“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不仅表达了词人“心服其博”的感情，而且把刘敞的倚马之才，作了精确的概括。缀以“一饮千钟”一句，则添上一股豪气，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气度豪迈、才华横溢的文章太守的形象。
词的结尾二句，先是劝人，又回过笔来写自己。饯别筵前，面对知己，一段人生感慨，不禁冲口而出。
欧词突破了唐、五代以来的男欢女爱的传统题材与极力渲染红香翠软的表现方法，为后来苏轼一派豪放词开了先路。此词的风格，即与苏东坡的清旷词风十分接近。欧阳修政治逆境中达观豪迈、笑对人生的风范，与苏东坡非常相似。
这篇游记首先指出庐山三面环长江大湖的形胜特点，“有娱逸之观”。然后在六天记游中，生动描述了含鄱口俯览鄱阳湖上风云卷来的云障奇观和神林浦仰望香炉峰下白云团涌的云海幻景。最后以“云为水征，云从山出”的传统说法为根据，点出庐山形胜最“足以娱性逸情”者为云，与首段相应作结。全篇各记，脉络分明，语句简炼扼要，记述云的变化，尤为细致生动。
以日记体写游记古已有之，但将这种形式用之于一篇不满七百字的短篇游记中，而又写得不枝不蔓、灵活生动，却很少见。一般说，日记体记游，一是易于琐碎，二是易于呆板。阳湖派作家尽管不似桐城三祖那样强调结构的严谨和平正，但作为文章最基本的要求，整个布局毕竟不能散金碎玉、平淡板滞。作者为避免这些毛病，在结构安排和文字处理上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夫。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扣住庐山风景最突出的特点进行描绘，使每一处景物、每日见闻都围绕这一特点而纳入文章里。起首一段，即概述庐山地理位置及异于它处山水的特征：“有娱逸之观”。这是因为庐山处“浔阳彭蠡之会”，三画环水，而大山真得水形成灵动之美，江湖之水浩渺干旷的气势又不闷于海水的奔涌澎湃，多予人一种柔和的感受。正是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庐山娱性逸惰的诸多景观，山中景物无不染上一层柔美的色彩。这节概述，其实是为下文定“势”，后面写山中清幽，写湖光山色，写瀑流云雾，都以此为基础，无不显示出一种娱逸的格调。作者进山的头一天，往游白鹿洞，至海会寺，“振钥顿文会堂。有桃一株方花，有芭蕉一侏方叶。”这里一片僻静，清幽的环境气氛，它清静得似乎连寺中老僧振钥开锁的响声部听得特别悦耳。在这寂无人迹的一方天地里，邑蕉抽叶，山花欲燃，大自然以其原始的生命情态展示出一片勃勃生机。到晚上，月下丙望，则见“松杉千万为一桁，横五老峰之麓”，又是另一种清幽气氛。这种清幽，无疑是江河湖滨那山中独有的特点，是为江湖涵养而生成的灵性的表现，是一种特有的神韵。这种体会到作者登高望远，回首观赏湖光山色时，就更为明显、更为强烈了：“湖光湛湛然，顷之，地如卷席，渐隐；复顷之，至湖之中；复顷之，弃湖坝，而山足皆隐矣；始知云之障，自远至也。于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云千万成阵，起山后，相驰逐布空中，势且雨。”湖光湛湛，须臾皆没，云逐雾驰，山雨欲来，这种变化，这种气势，都予人以云水诡幻之感，以一种难以忘怀的情趣。庐山的灵性在水，庐山景观因水而别有雅趣。山因水而灵秀，人因水而情浓，作者在山中几天的游历中，饮三分池之甘洌，望香炉峰之瀑流，擢风尘于龙井，访旧迹于墨池，瞻山中之白云，卧当涧之醉石。兴至极处，其而攀危岩而上，“侧足逾文殊台，俯玩瀑布下注，尽其变”，进而“跐乱石，寻瀑布源”，游迹所至，无处不感受到庐山因山水灵秀而独具的娱逸之乐趣，待到出山前夜，偏巧又逢山中大雨，次日出山路上，回望瀑布，在“山沈沈苍酽一色”中看那千尺白练，看那一缕白云升起之后便团团相衔出、缠绕于山问的云雾，又感受到雨后庐山的另一种风韵，面对这幅泼墨山水，作者不由发出深情的议论：“夫云者水之征，山之灵所泄也”。这灵性正是得之于水，而成了庐山“娱逸之观”的根源所在。
其次，是承转衔接上的富于变化。这篇游记的段落划分是以时间顺序为标志的，但这种胪列中又有变化。一、二两日由叙事说起，三、四两日由游览路线说起，第五日由游览目的意图说起，第六天则由友朋说起，并为山中游历作一小结，收束上述全部游踪后，再引出最后一天的出山。从方位变化上讲，庐山远望所见，作者来泊舟星子之前其实已经看到了，却有意不写而先写山中幽清，再写登高回顾湖光山色，然后依次写中山古迹瀑流，最后借写雨后庐山写远观的印象，这种变化既可使读者在饱览了山中景物之后留下一个总体的观感，也使全文灵动变化，有效地克服了日记体游记常见的单调和呆板。恽敬力图突破桐城派古文纯正静重的囿畛，使文章醇而能肆，于此即可见其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