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即景抒情诗。借描写柳堤春日美景，抒发离别相思之情，乐景哀情，语淡情浓，意蕴丰富。全诗紧扣标题“柳堤”二字，有时侧重于表现“柳”，有时侧重于表现“堤”，然而堤是植柳之堤，柳是堤上之柳，又不可截然分开；更有趣的是作者在诗里面有意避开了这两个字，而通过对相关景物的描写让人自悟，其用心之工着实让人叹服。
“春江水正平，密树听啼莺”暗扣标题，前句侧重“堤”，后句侧重“柳”。“平”取“与堤岸齐平”之意，类似的用法如“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句子。一个“平”字，写尽了春江水涨、放眼望去漫漫无边的气势。“密树”表现了堤上植柳之多，生长之茂盛；密树里有黄莺啼叫，悦耳动听，且绿树黄莺，色彩对比也很鲜明，有视觉上的也有听觉上的，都给人以美的感受。
“十里笼晴苑，千条锁故营”，前句着眼于“堤”，后句着眼于“柳”。如果说首联是从身边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事物来表现柳堤上春意之美的话，那么这一联就是加入了想像，从更大的范围来表现柳堤上春意之广。用“十里”、“千条”分别指代“堤”和“柳”，也用以表现堤的范围之广和柳树的数量之多。“苑”指花园、园林，“晴”是亮丽、明亮的意思，之所以说“笼晴苑”，是因为堤岸顺着水势，会有一定的弯曲，像是有意把“晴苑”包含在里面似的，十分形象生动。“笼”字的这个用法，如同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一样，取包含、包罗之意。后句中的“锁”是封锁、封闭的意思，形象地表现了柳的数量之多，以至于把旧时的营垒都遮蔽了的意思。这两字都可以看作炼字的典范。
“雨香飞燕促，风暖落花轻”选取春天典型意象来表现柳堤之上春意之浓。每一句的前后两种事物构成因果关系：因“雨香”而“飞燕促”，因“风暖”而“落花轻”。对“雨香”二可以查到的大致有如下几种解释：①春雨沾染了花的香味，故曰“雨香”；②春雨后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气息，因而说“雨香”；③春雨使得空气清新，所以说“雨香”；④春雨本身就有很清新的气味，化妆品界甚至有以雨的味道制成的香氛，因此称“雨香”也不为过。我觉得这几种解释都很有道理，但苦于一时找不到这一用法的出处，不知哪一个更确切些；更重要的是，这“雨香”又是怎样与“飞燕促”联系起来的呢?我很喜欢北宋晏几道《临江仙》中的名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燕子在微雨里飞是常见的现象，但是雨稍大一些，燕子一般是不飞的，至少在我家乡这一带是这样的。但是在春雨以后，会看到有大量的燕子衔泥筑巢的现象，我想古人“雨香”的奇思妙想会不会跟这一现象有关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雨香飞燕促”就容易理解了：一场春雨过后，燕子匆忙往返于堤上衔泥筑巢，好像刚下过的雨是香的，这香沁入泥土，使泥土也变成香的了。再说这里的“雨”不一定就非得是下雨，如果真是下雨，就与后面“风暖落花轻”一句相抵触了。作者春游柳堤，天气忽而雨忽而晴，怎么会比六月天还善变呢。下句的“花”，应该是指柳花，也就是柳絮，作者因为标题的缘故有意避开了“柳”字，之所以用“花”而不用“絮”，我想首先是为了满足平仄的要求--这里需要一个平声的字才能对仗工整；并且用“花”字也更能给人以美感。“落花轻”就是指柳絮飘飞，因为天晴风暖，所以柳絮飘飞，这样就不难理解了。总得说来，这一联仍是前句写“堤”，后句写“柳”，紧扣题目来写，用富有春天特征的“飞燕”、“柳絮”等意象，表现柳堤上浓浓的春意。
“更欲劳攀折，年年还自生”转入抒情，阐发主题。作者虽然有意避开“柳”字而只说“攀折”，其实还是使用“折柳”这一传统意象来表达离别相思的主题。不过作者表达得更加委婉而新颖，不是直接说离别相思有多苦多深，而是把柳拟人化，赞扬柳树很善解人意，说柳树是为了慰劳离别想思之人，才一年年长得这么茂盛的。“折柳”的意象是解读这首诗的一把钥匙，而一个“更”字，又是解读这首诗的一个重要线索，它把这一句对柳树的赞扬与前三联对柳堤美景的描写联系起来，既使全诗成为一个整体，又使全诗在表面的欢乐下面，表达出离别的深沉主题，极耐咀嚼。作者金銮是陇西(今属甘肃)人，“随父侨寓南京”，“游吴楚淮扬之间”时间很长，早已习惯了江南的生活，长期的客居使他只能把自己的对故乡的思念深深埋在心底，或许这样的抒情方式更适合于他吧。钱谦益说他“诗不操秦声，风流宛转，得江左清华之致”。
这首诗反映了北宋田家生活的痛苦。1040年（康定元年）六月，为了防御西夏，宋仁宗匆匆忙忙地下诏征集乡兵，加强戒备。而官吏们借此胡作非为，致使人民未遭外患，先遇内殃，上下愁怨，情景凄惨。田家的语言，浅显通俗，共二十四句，每四句写一件事，层层进逼，所述被逼租、遭水蝗灾害、征为弓兵、遭鞭扑、卖牛、饥饿等，都饱含血泪，令人惨不忍睹。诗的构思和立意，都直接继承了杜甫的“三吏”、“三别”，焕发着现实主义的光芒。
开头四句是说，谁讲田家快乐呢？春天的租税，到秋天还未能交足。地保、里长敲打我家的门，正没早没晚地催迫交税呢。这四句写租税的繁重，田家感叹春税到秋都未能交完，而催促又急，痛苦可知。次四句写在水灾、蝗灾的侵袭下，秋收难有指望。盛夏五、六月，内涝成灾，白水比住房还高，豆类、谷类都受到严重的灾害。作者此时在河南襄城县做县令，这里靠近许昌，池临汝河。河水涨时，河岸里面即就形成内涝；河中之水常常高过堤岸下的人家居屋。这四句写灾祸频仍，因而田家处境更加悲惨。接着“前月诏书来”以下八句，是诉说除了租税剥夺和天灾威胁之外，兵役又带来严重的灾难。就在1040年夏天，西夏攻宋，朝廷增置河北、河东、京东西诸路弓手，襄城地处京西路，之前朝廷诏书下来登记人口，三丁抽一壮丁（“三丁籍一壮”，即指三丁抽一），强迫人民操持弓箭。当时州里又下了公文，严紧地催迫，老吏拿着鞭子和敲朴，到乡下来搜索，连老年和幼年，也都在抽兵之列。幸免于役的，只有跛子和瞎子。这八句写官吏变本加厉地为非作歹，抽丁太滥，造成田家都无壮丁在室，情况倍加凄惨。
下面“田闾敢怨嗟”以后八句，写在兵役、租税、水灾等灾难的煎逼下，田家生活艰难，欲诉无门，走投无路。诗中先写：面临重重追迫，田家哪敢怨嗟，只有父子相持悲哭。种田地哪还再有指望，为了买下弓箭，只好把牛犊卖掉。次写淫雨不止，天意愁怨，锅子里、罐子里连稀粥都装不上了。瞎子和跛子都没有劳动力，不能耕种，死亡只在早晚之间了。这八句总写人祸、天灾给田家带来的苦难。以上各节，全是田家自诉之语。是诗的第一部分。
结尾四句，是作者听了田家语所兴的感慨。也是诗的第二部分。“我闻诚所惭，徒尔叨君禄。却咏归去来，刈薪向深谷。”作者是地方官，听完田家悲酸的诉说，感到内心的惭愧。他自己身为县令，徒然受到从人民身上剥夺来的官俸的供养，却不能为人民解除忧患，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只好吟诵《归去来辞》，学陶渊明弃官归田，回到深山幽谷，砍伐薪柴，自食其力。全诗朴质无华，感情深厚。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作者为诗，正是继承了这样的光辉传统。作者论诗以平淡自励，力挽北宋初期西昆体所形成的华而不实的诗风，对于转移诗坛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唐代诗人韦应物《寄李儋元锡》诗说：“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作者这首诗的结尾四句，和韦诗同样感人。
这是一首写景的小令。它生动地描绘了夕阳照射下秋天江边美丽的景色。
“一抹斜阳沙觜，几点闲鸥草际。”傍晚，夕阳西下，一抹斜阳的余辉照射在沙洲口上。几只闲适的水鸟，点缀在远处的绿草之中。这二句写的是远处的静景。“一抹”与“闲鸥”，突出了景色的幽静，“几点”与“草际”则点出了景色的幽远。接下几句描写的是动景：“乌榜小渔舟，摇过半江秋水。风起，风起，棹人白苹花里。”一只小船，摇过明净的秋水。划着划着，起风了，小船被吹得不能自主，一下划进了白苹花里。这几句，写的是动景，但动中有静，仍给人一种幽静的感觉。
这首小令写水乡秋色。景物的描写，有动有静，有近有远，都联合一体，融为一幅幽静恬淡的图画。意境优美，朴素，清新，使人得到一种很好的审美享受。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