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感慨人生，本如浮萍在水，为飘泊而“多病多愁”，一开始便是错误。词一开头，就点明离别，并交织着对往事的回忆：“分携如昨”。“分携”犹言分手，写出了临别依依、难舍难分的感情。说是“如昨”——像昨天那样，那是因为苏轼出判杭州时，杨绘任御史中丞，二人曾在汴京相别。回忆旧日分离，则是为了强化当前别情，所以很自然地引发了人生感慨：“人生到处萍飘泊”，不过这与作者早年写下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诗）那种泛咏人生不同，主要是就宦游踪迹不定而发的。接着便推出当前送别之事：“偶然相聚还离索”。按杨绘予本年八月才到杭州知州任，九月即被朝廷召还，所以说是“偶然相聚”。故人相聚匆匆，更使别情难堪。“离索”虽然是指当前的离别，却蕴蓄着一种深沉的感情，也与开头的“分携”相照应。紧接着，词人又与自己的身世联系起来，抒写了更深一层的感慨：“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苏轼在熙宁六年、七年诗作中屡屡言“病”，可见当时健康情况不佳确是事实，但这里说“多病多愁”，毋宁说是道出了一种不得志的情绪，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以及在地方官任上沉沦多年，无疑都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至于断言“须信从来错”这里“须信从来错”是词人以夸大的过激的言辞来表现一种牢骚的情绪。由于杨绘是在党争中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词人能敞开心扉，放言无忌。
下片劝慰友人，天涯沦落人，不妨放怀一笑。换头两句写别筵情景：“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词人故作达观，劝友人尊前对饮，并用天涯沦落的共同遭遇来打动对方。当然，说“天涯”“沦落”这样失意、丧气的话，并非真的如自居易那样遭到贬谪的不幸，而只是夸大其辞地写仕途飘荡的身世之感，反映了一种厌倦的情绪。对仕途的厌倦与对故乡的怀念往往纠缠在一起，篇末三句折到抒发归隐故乡的意愿，是合乎心理逻辑的：“故乡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从当年兄弟相约早退到写此词时，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年头，“犹”、“长”二字便写出了一种长久的期待与内心的渴望。词人把“峨嵋”作为故乡及其美景的代表，从反面运用了“化鹤归辽”的神话故事，以“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的艺术形象，表达了归隐的素愿以及对故乡的深情。不过，下片所写并非当时思想的全部，也不能因此引出词人向往恬退的结论。
这首赠别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强化了身世感慨，二是牵动了故乡情结。全词所表现的是客中送客的黯然情怀，但取境阔大。声调嘹亮，故情虽抑郁而不萎靡，构成独特之情味。
上片落笔先写黄河浊流波涛滚滚，向东流去，永无休止。从空间上写气势之大，从时间上写其存在之久。二者合璧构成动人心魄的自然景观。气魄宏大，雄浑恣肆，为全词定调。“经天亘地”六句，从黄河的源头昆仑写起，黄河从昆仑发轫，横亘于天地之间，狂飚巨浪，激越澎湃，轰鸣震天，六句写尽黄河声威。以下由写景转入人事，黄河流经中原，哺育中原，使中原旺气长存。黄河的声势象征了元朝的国势。当时正是元朝鼎盛时期，词人由黄河的壮阔而想到国家的强大，情景相融，不仅加深描写的力度，而且也符合特定的政治环境和人物心态。
下片转向对“过黄河”的描写。黄河的气势，振奋了渡河人的心胸，因此在渡河时神采飞扬，慷慨激越，扣舷高歌，歌声“响凝空碧”，透出了词人内心蕴蓄的豪情。“壮游”三句抒写自己壮游天下的雄心，由黄河之壮美联想到祖国河山之壮丽，激发了词人想要历尽祖国名山大川，饱览天下胜境，随处吟咏的愿望。下文还进一步写出他想像汉代张骞一样，乘槎追寻黄河源头，遨游银河，在壮游之中又融进浪漫成分，在浪漫想象的传说故事的基础上进一步抒写“过黄河”的激情豪兴。乘浮槎究河源，是对上片黄河源头的照应，上下一气，首尾照应，用“我欲”、“谁夸”领起，是词人主观意识的体现，总揽全文。全词把黄河雄壮的气势和自己的豪迈胸襟互相渗透，妙合无隙，风格雄浑闳肆，气势磅礴。
这首无名渔父的四言诗，载于《南史·隐逸传》。据传载，刘宋寻阳（今江西九江）太守孙缅，某日出游水边，遭一“神韵潇洒，垂纶长啸”的渔父。缅问他卖鱼否？他却自称：“其钓非钓，宁卖鱼者邪？”缅劝他出仕以博取“黄金白璧”、“驷马高盖”，他又自言：“仆山海狂人，不达世务，未辨贱贫，无论荣贵。”遂作此歌，而后悠然离去。此诗运用古老的四言诗形式，古朴奥雅，读来如闻韶乐，它以极短小的篇幅，表达了丰富的意蕴、玄奥的哲理，精警凝炼，令人玩味无穷。
“竹竿籊籊，河水浟浟。”两句以景物起兴，描绘出一个清幽的隐士境界。首句语出《诗经·卫风·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籊籊，形容竹竿长而尖削之貌。此句字面上虽仅写竹竿，但已隐含垂钓之意。次句写水流潺湲，浟浟，水流之貌。这一联在写景中连用两个叠词，复沓回环，曼声长语，很好地表现出一种恬静悠闲的隐逸情趣。
“相忘为乐，贪饵吞钩。”两句转入抒发情志。“相忘”一语，出于《庄子·大宗师》篇：“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把对立的事物看成本质上毫无二致的事物，因而安时处顺，心境平和，这就是所谓“相忘”。而渔父的所谓“未辨贱贫，无论荣贵”，正是达到了《庄子》的这一境界。反之，如果不是与世“相忘”，而汲汲名利，势必引发灾祸，此联次句即是此意。游鱼贪食鱼饵，必有吞钩之祸，它与“相忘为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句既是渔父自己的人生观的写照，同时也是作为对孙缅劝他出仕以求荣名利禄的答复。这两句虽是说理，但字面却都是与鱼相关，正与上句悠然垂钓的意思相承接，理与景结合得十分自然。
最后两句对“相忘为乐”再作发挥，以强化此诗的主旨。“非夷非惠”化用《孟子》的语意，但经诗人改造后，又表达了《庄子》的思想。夷指伯夷，惠指柳下惠。《孟子·告子下》云：“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又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公孙丑上》）孟子的意思是，伯夷洁身自好，清高脱俗，失之器量狭小；柳下惠处浊自安，豁达开朗，惜乎不够严肃。而渔父借用其语，巧妙地化进《庄子》的哲学，指出人生不要执着于进退出处的任何一方，凡事都无可无不可，不要刻意为之。这样，与世委蛇，和光同尘，就能忘忧而为乐。“为乐”、“忘忧”，一章之中，两致其意，足见渔父胸中自是平和安乐的境界，势利富贵的外毒，难以侵入。
此诗运用古老的四言诗形式，古朴奥雅，读来如闻韶乐，它以极短小的篇幅，表达了丰富的意蕴、玄奥的哲理，精警凝炼，令人玩味无穷。渔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历来是隐逸者的化身，《楚辞》和《庄子》中也均有《渔父》篇。这首小诗，语虽简淡，却使这个隐逸者的形象，又丰满、充实了不少。
这是代闺人抒写离情别怨的词。在浮艳成风的花间派词苑里，赋别多的是缠绵悱恻之作，此首却别开生面。“留不得”，一起何其突兀，却是干净利落，绝无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之态。欲留而不得，犹见留恋之情，而次句“留得也应无益”，却是决绝之辞，怨之深溢于言表。陡起急转，一下子就把感情的浪涛激至最高点；妙在绝非一泻无余，而是恰如巨闸截波，以高位取势。顿起之后，继以缓承，行文摇曳生姿。“白纻”两句，回叙行者初去扬州之日，江头送别，突出印象之一。记去扬州时之衣服，颇见潇洒豪迈之风度。白纻春衫，莹洁如雪，举服饰之潇洒飘逸，其人之风神如玉可知。印象如此鲜明，标志着对行者之犹存眷恋，就意脉言，暗承“留不得”。“轻别离”三句，回叙伤痛送别时突出印象之二。风帆满鼓，行者恨不得舟行如飞；看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有这样的繁华去处在招手，行者就视别离如等闲，视抛掷如儿戏，薄情面目，昭然若揭，就意脉言，暗承“留得也应无益”。结尾两句，写的是别后的内心独白。古乐府《鸡鸣高树巅》：“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词句中之“彩鸯三十六”，盖指三十六对。一方面，羡鸳鸯之双栖双宿，一方面，伤自身之有如孤鸾。这里，既寄寓对幸福之仍抱憧憬，也透露对行者怨念之深。怨之深与爱之切，相反相成，与开端仍一脉相承。此词一起一结，在写法上，前者是直诉胸臆，斩钉截铁；后者是托诸物象，言外见意。一气斡旋，两般笔墨。
诗人告别扬州的时候是果断的，“满帆风疾”正说明无所留恋。但结尾二句词意顿转，以孤鸾自喻，描绘孤寂的心境，暗含对轻易离别的 后悔之意。原来前面说得那样轻松，不过是为了反衬后面的沉郁之情。
孙光宪词之见于《花间集》和《尊前集》者有八十四首，数量之多，在花间派词人中居首位。就其艺术表现，孙词特色主要体现在气骨的精健爽朗上。就此阕论，一开端就是顶点的抒情手法，一气贯注的通体结构，确是以峭劲取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孙词，“气骨甚遒，措语亦多警炼”，可谓鞭辟入里。
《谒金门》词调的过片，《花间集》中，韦庄、薛昭蕴、牛希济诸作，皆为两个六言句。孙光宪此阕则改为两个三言句和一个六言句。三言句“轻别离、甘抛掷”作对偶句式，揭示行者的薄情心魂，倍见生色。明杨慎《词品》云：“词人语意所到，间有参差，或两句作一句，或一句作两句，惟妙于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征之唐五代词情况，斯言得之。后代论词律者往往标举一调多体，其递嬗之迹，于此也可略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