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程颢曾把《论语》的文章比做玉，《孟子》的文章比做水晶，认为前者温润，而后者明锐。一般说来，李白的诗偏于明锐而有锋芒的一路，但这首诗却气息温润，节奏和缓，真正做到了“大雅”的风度。
开首二句“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是全诗的纲领，第一句统摄“王风委蔓草”到“绮丽不足珍”，第二句统摄“圣代复元古”到最后“绝笔于获麟”。这样开门见山，分写两扇，完全是堂堂正正的笔仗。这两句虽则只有十个字，可是感慨无穷。这里的“大雅”并不是指诗经中的《大雅》，而是泛指雅正之声。雅声久矣不起，这是正面的意思，是一层。然则谁能兴起呢？“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落出“吾”字，表出诗人的抱负，这是第二层。可是诗人这时候，已非少壮，而是如孔子自叹一样“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即使能施展抱负，也已来日无多了，这是第三层。何况茫茫天壤，知我者谁？这一腔抱负，究竟向谁展示、呈献呢？这是第四层。这四层转折，一层深一层，一唱三叹，感慨苍凉，而语气却又浑然闲雅，不露郁勃牢骚，确是五言古诗的正统风度。
首两句点明正意以后，第三句起，就抒写“大雅久不作”了。春秋而后，以关雎麟趾王者之风为代表的诗三百篇已委弃于草莽之中，到了战国，蔓草更发展为遍地荆棘。三家分晋，七雄争强，虎斗龙争直到狂秦。四句一路顺叙下来，托出首句的“久”字，但如再顺叙下去，文气就未免平衍了，所以“正声何微茫”一句，用顿宕的问叹，转一口气。“正声”即是“大雅”，“何微茫”即是“久不作”，一面回应上文，一面反跌下句的”哀怨起骚人”。《诗经》本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说法，这里把屈原宋玉，归之于哀怨，言外之意，还是留正声于微茫一脉之中。屈宋都是七雄中楚国的诗人，论时代在秦以前，这里逆插一句，作为补叙，文势不平。于是再用顺叙谈到汉朝，“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说明扬雄、司马相如，继楚辞之后，在文风颓靡之中，激起中流，可是流弊所及，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所说：“竞为侈靡闳衍之辞，没其风喻之义”，和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所说“扬马沿波而得奇”一样，荡而不返，开出无边的末流。诗人写到这里，不能象帐册一般一笔一笔开列下去了。于是概括性地总束一下，“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说明以后的变化虽多，但文章法度，总已沦丧。尤其“自从建安来”，三曹七子之后，更是“绮丽不足珍”，这与《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大意相近。诗人反对绮丽侈靡，崇尚清真自然的文艺主张是显而易见的。诗写到这里，自从春秋战国直到陈隋，去古不可谓不远，写足了“大雅久不作”句中的“久”字，于是掉转笔来，发挥“吾衰竟谁陈”了。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这六句铺叙唐代的文运，诗人故弄狡狯，其实半是假话。唐代是近体律绝诗新兴的时代，未尝有所谓“复元古”。唐太宗以马上得天下，高宗、中、睿之间，历经武后、韦后之变，也不尝有所谓垂衣裳无为而治天下。王、杨、卢、骆、沈、宋的诗，虽各有胜处，但用“清真”两字，也只是李白个人的说法，而不足以代表初盛唐的风格。文才处休明之世，乘时运而飞跃，有如鲤鱼踊跃于龙门，繁星罗布于秋天。这里写唐代的进士科，比较真实，但唐代主要以诗赋取士，文胜于质，也未尝有所谓“文质相炳焕”。这些还是枝节的问题，如果唐朝统治者真能如李白这六句诗所写的那样，李白应该早就复兴“大雅”，重振“正声”，也不至于“吾衰竟谁陈”了。这六句与“吾衰竟谁陈”之间的矛盾，说明了诗人这六句是故布疑局，故意地正反相形的。所以下文从“众星”中跃出“吾”来，用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申说自己已无创作之意，只有把“废兴万变”之中的那些作品，像孔子删诗一般，把它整理一下，去芜存菁罢了，这样庶几还可以“垂辉映千春”。可是孔子毕竟不是仅仅删述而已，赞周易、删诗书、定礼乐之外，最后还是作了流传千载的《春秋》，直到哀公十四年猎获麒麟时才绝笔。诗人的抱负，亦正是如此。最后两句，从“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的较消沉的想法，又一跃而起，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的斩截之辞，来反振全诗，表示愿意尽有生之年，努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诗人以开创一代诗风为己任，自比孔子，正说明他对自己期许很高。这一“立”字又遥遥与起句的“作”字呼应，气足神完，于是乎“大雅”又“作”了。
由于这首诗的主意在复振大雅之声，所以诗人在写作时，其胸襟风度，也一味的大雅君子之风，不能骏发飘逸，也不能郁勃牢骚，完全用中锋正笔。因此，即使在“吾衰竟谁陈”的慨叹之中，对当代有所不满，而只能以“圣代复元古”等六句正面颂扬之辞，来微露矛盾之意，这并非诗人故作违心之论，而是写这首诗的立场使然。千古以来，对此诗都是顺口随便读过，未尝抉出其矛盾之处的用心所在，未免辜负了诗人当时以此诗冠全集卷首的苦心了。
全诗一韵到底，音节安雅中和。最后两句，由于立意的坚决，音调也不自觉地紧急起来，“立”、“绝”、“笔”三个入声字，凑巧排列在一起，无意中声意相配，构成了斩钉截铁的压轴。
诗首联出句即是借用，也是即景，对句使人物出场，一位在风雨飘摇中独立吴山之巅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以下两联，夹入议论，继续申述登高引起的感慨。第三联故作平淡之语，以与上联形成跌宕；尾联以景结情，语尽而思无穷。诗虽然是借用潘大临诗起句，但全首浑如生成，写景抒情，郁勃纡盘，神完气足。在句法上，又充分吸收江西诗派特点，出入变化，不拘一格。
江西派诗人潘大临，以“满城风雨近重阳”一句名闻遐迩。后世诗人诵邠老此句，辄为一章，不独韩淲一人。每至“秋雨秋风愁煞人”之际，甚至已去重阳数日，仍有用此句领起赋诗者，何况韩淲登临吴山之时，重阳在即，又恰遇风雨，诗意与眼前景相合，情自随景而生，一时心潮起伏，难以自已，于是借用邠老原句，唱出这气势充沛、神完气足的一曲，以抒发心中的万千感慨。
写律诗，出句难，对句更难。引别人的诗作出句，尤其又是引别人的名句，这就使对句难上加难。如果不相称，全诗就会黯然失色，显得气馁力衰。这里作者不愧为江西诗派在南宋的后劲，他不仅从字词的对称、押韵的协调等形式上用力，而且更注重意境的提炼，情感的升华，在邠老原句“满城风雨”的背景上，突出了抒情主人公形象。出句即是借用，也是即景；对句使人物出场，两句共同说明时间、地点、环境、人物，毫无摘引之痕迹，一位在风雨飘摇中独立吴山之巅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出句、对句一气呵成。
颔联由写景转为直抒胸臆。此诗作于宁宗庆元四年秋，时作者约四十岁。所谓“老眼昏花忘远近”，是叹息自己虽在中年，已有老态龙钟之感。古人四十叹老，本是常事，何况当此倍思亲朋的佳节，诗人却独在异乡，独上吴山，风雨如晦，目力不济，垂暮之悲难免涌上心头。但是老境可叹，远近可忘，壮心不可磨，理想不可抛。“壮心轩豁任行藏”，是说自己无论出仕还是休官，皆襟怀坦荡，壮志不息。这一句神采飞扬，意气轩昂，将上句略带伤感的气氛扫荡无遗，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博大胸怀，表现出积极有为的进取精神。
“从来野色供吟兴，是处秋光合断肠”两句亦景亦情。“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在大自然面前，诗人们从来都是毫不隐晦地抒发自己的感情，寄主观情感于“野色”的。眼下可供作者“吟兴”的“野色”很多，可他却略去了对“是处秋光”的具体描绘，这就给读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这里的秋光为什么会令作者有肝肠寸断之感？是山脚下浩浩荡荡的江水使诗人联想到了自己一去不返的青春年华？还是那风雨中飘飘洒洒的黄叶令诗人联想到了自己飘零孤苦的身世？这里的心境似与“轩豁”的“壮心”在气氛上不吻合，实际上“壮心轩豁”是不可或忘的素志，而“断肠”之苦则是无可排遣的今愁。今愁正由素志的不能实现而引起，越是写志向远大，不能付诸实现时的愁苦就越大，如果不是因为心情愁苦，诗人是不必冒风雨“独上吴山”的。
尾联“今古骚人乃如许， 暮潮声卷入苍茫”以景结情，语尽而思无穷。此刻的诗人，面对“断肠”的秋光，联想到“今古骚人”的共同命运，情感似江水翻腾，如波涛激越。作者在抒情将尽未尽之时，突然用景物收住，留下一个兼有化外音的生动画面：暮色苍茫之中，江潮汹涌，奔腾向前。画面、声音给人以无穷的回味。诗人与“今古骚人”的共同感受究竟是什么？读者可以借助这个与作者当时思想感情相惬洽的画面自己去体会，去思索，这正是“文已尽而意无穷”之妙。
本诗开头四句，写卖炭翁的炭来之不易。“伐薪、烧炭”，概括了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劳动过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活画出卖炭翁的肖像，写出劳动的艰辛，也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南山中”点出劳动场所，这“南山”就是王维所写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的终南山，豺狼出没，荒无人烟。在这样的环境里披星戴月，凌霜冒雪，一斧一斧地“伐薪”，一窑一窑地“烧炭”，好容易烧出“千余斤”，每一斤都渗透着心血，也凝聚着希望。写出卖炭翁的炭是自己艰苦劳动的成果，这就把他和贩卖木炭的商人区别了开来。但是，假如这位卖炭翁还有田地，凭自种自收就不至于挨饿受冻，只利用农闲时间烧炭卖炭，用以补贴家用的话，那么他的一车炭被掠夺，就还有别的活路。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自己出面向读者介绍卖炭翁的家庭经济状况，而是设为问答：“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这一问一答，不仅化板为活，使文势跌宕，摇曳生姿，而且扩展了反映民间疾苦的深度与广度，使读者清楚地看到：这位劳动者已被剥削得贫无立锥，别无衣食来源；“身上衣裳口中食”，全指望他千辛万苦烧成的千余斤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写宫使掠夺木炭的罪行做好了有力的铺垫。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两句诗用同情的口吻，写出了卖炭翁艰难的处境和复杂的内心矛盾。当时正是“夜来城外一尺雪”的寒冬季节，身上只穿着单衣的老翁照理应该盼望着天气和暖起来，可是他却巴望着更冷一些，因为天气一暖，他的炭也就不值钱了。两句诗只写了老翁的一个心理活动，便把当时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劳动人民的痛苦有力地揭示了出来。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幸而天公作美，夜里突降大雪，而且有“一尺”之厚，天气是足够寒冷了。因此这位老翁一大早就赶着牛车沿着那结了冰的车道向集市赶去。“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他希望能卖个好价钱，所以他来得很早，此时集市大门尚未打开，他不得不在门外的泥地中休息一会儿。人饿了，拉车的牛也累了，但他心里是高兴的，充满了希望，他差不多可以如愿以偿买上冬衣了。读到这儿，也许读者会怜悯他寒冷天气中只穿着那单薄的衣裳，但一想到他的炭因此可能卖个好价钱，也会不由替他高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卖炭翁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卖个好价钱的时候，远处两骑人马翩翩而来，原来是“黄衣使者白衫儿”驾到。“翩翩”二字本来是用以形容英俊潇洒之态，用在这里却含有讽刺、挖苦的意味，揭露了这两员太监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的嘴脸。因为是皇帝派来的，所以称“使者”。他们手里高举皇帝颁布的文告，口称皇帝的命令，不由分说，强行扭转车头，驱赶着老牛向皇宫方向走去。千余斤炭就这样被太监拉走了，留给老翁的不过是半匹红纱一丈绫而已。唐代商品交易，多用绢帛等丝织品充作一般等价物来代替货币，宫廷购买货物，往往按照官方高抬丝织品价格计算，而不依民间流行的实价，因此太监们仅用半匹纱一丈绫来支付千余斤炭钱，实际等于强行掠夺。读至此处，不由令人想起诗人的另一首诗《宿紫阁山北村》中，描写宦官们掌握的神策军强盗般抢劫百姓财物的野蛮行径。他们都是为宫廷官府服务的，然而他们的共同特点却是置平民百姓的身家性*命于不顾，强行掠夺民间财物。
从“南山中”到长安城，路那么遥远，又那么难行，当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的时候，已经是“牛困人饥”；如今又“回车叱牛牵向北”，把炭送进皇宫，当然牛更困、人更饥了。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走回终南山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他往后的日子又怎样过法呢，这一切，诗人都没有写，然而读者却不能不想。当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情卖炭翁的遭遇，不能不憎恨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宫市”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白描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通篇没发一句议论，说宫市给人民带来怎样的苦处，人民在这种残暴的掠夺下，怎样难以生活。而是通过一个卖炭老人的身世、磨难、烧炭、卖炭以及炭车被抢的前后经过，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催人涕下的悲剧故事，把老人的遭遇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形象地告诉了人们，从而使人们更加清楚、深刻地了解到当时阶级对立的现实，激起人们强烈的爱憎感情。这是作者发多少议论也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
其次，诗中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刻画细腻、逼真，使人们从人形象中受到强烈的感染。一是对人物外貌的刻画，二是对内心世界的描写。试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简单而深情的十四个字，活活地勾画出卖炭老人的辛苦、贫困、衰老、遭难的外貌，使人见之同情，思之痛心。“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又是简单而深情的十四个字，把老人瑟缩、委曲、矛盾、希求的心理又描写得多么深刻、细腻。使人仿佛看到一个蜷缩在屋角冻得发颤的老人，在愁苦地思索筹划着自己可怜的生活。从而更加拽拉人们的心灵，使人感到残酷的现实对老人是多么不公平！
开篇点出野菊生长环境的压抑，“苦竹”与“椒坞”，虽有“微香”但已难禁孤独之泪。“已悲节物同寒雁”把生于寒秋看成是菊花的悲惨命运。抒情主人公形象自颈联介入，“细路独来”点明其与野菊同命相怜之苦，最后一句“不取霜栽近御筵”尽显怨愤压抑的情绪。全诗触景感怀，咏物托意，很能反映诗人当时的思想状况。
诗一开头：“苦竹园南椒坞边”，点出野菊所处的环境：它的北面是苦竹园，而且还有椒坞在旁。竹的味道那么苦，椒的味道又那么辣，苦、辣之味包裹着菊花。托根在这样的辛苦之地。它的处境多么艰辛啊！所以，诗便很自然地引出第二句：“微香冉冉泪涓涓。”由于环境恶劣。本来花气袭人的野菊只能散发出细细的微香，所以它难免要清泪涓涓。不断洒落了。同时，野菊的辛苦遭逢还不仅仅是境遇不好．它又生不逢时：它生于萧飒衰败的寒秋，蓓蕾一开，便受风刀霜剑的摧残，实在太不幸了。
不过，菊花毕竟是花中的强者，它是决不会甘于寂寞的，因此诗又生出下边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在诗人看来，菊，作为百花之一，它也应该得到温暖，也应该有其“春风得意”之时，可是它却处于寒秋，“蕊寒香冷”（黄巢《菊花》），备受风霜困扰，如同寒雁羁栖，这已经是够可悲可叹的了，可它又怎么能够敛香隐迹，甘心与暮秋的寒蝉一样寂寞下去呢？
以上四句，明里句句写的是野菊，但实际上句句都是在写自己：野菊托根于辛苦之地，花发于西风落叶之时，倍受苦寒，这是诗人命运的生动写照。李商隐生于晚唐末世，可谓生不逢时。入仕以后．又一直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后又被牵连进去，遭受排挤和打击，郁郁不得志。但是又不甘潦倒长终，内心充满痛苦和烦闷。“已悲节物”、“忍委芳心”两句诗就有屈原“老冉冉其将至，恐修名之不立”（《离骚》）之意，感叹时不我予，想有所作为，但现实情况不允许，实在无可奈何。
五、六两句笔法一变，由隐到显，追忆自己受令狐楚恩遇的往事。“细路独来当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小路独来，回思往事，早年在重阳节自己曾伴令狐公同饮。想令狐公在日。对自己积极奖掖。大力提拔，“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徽于继和。杯觞曲赐萁尽欢。委屈款言，绸缪顾遏” （《上令狐相公状》）。那时自己多么惬意啊！令狐楚的这些恩顾，诗人是念念不忘的。大中二年重阳节就专门写过《九日》一诗，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曾共山翁把酒卮，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七、八两句是对诗人此时想起令狐楚一个交待：“紫云新苑移花处，不取霜栽近御筵。…‘紫云”一作紫微，指中书省。唐开元元年改中书省为紫微省。后虽在开元五年复旧称，但人们此后常以“紫微”代中书省。“紫云新苑移花处”指令狐绚官中书舍人。令狐绚是令狐楚之子，又是李商隐的故交，《新唐书·令狐楚传》记载令狐楚帅河南之时，十分欣赏李商隐之文，并“使诸子游”。照理，他总该对李商隐有所汲引了吧?可是李商隐娶李党王茂元之女为妻之后，令狐绚认为他“背恩”，根本不予理睬。诗人一再陈情，也得不到谅解，所以在诗的最后说他“不取霜栽近御筵”，即不向朝廷荐举他。正是由于令狐绚的冷遇和排挤，所以诗人才一再提起令狐楚，表现自己的不满和埋怨。在大中二年的《九日》一诗中，诗人在回顾令狐楚的恩顾之后。就指责令狐绚“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篱。”因此，此诗在抒写自己沉沦困境的同时，便流露出对令狐如此冷漠的怨望。
这首诗突出特点是构思精密，立意高迈。诗人自己似乎很清楚。有意识地避实就虚，采用象征的手法，不作平直语。字面上除五、六两句外，句句写菊，又句句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别开生面，不落窠臼。尤其三、四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含意精警，令人回味感叹。
这是一首怀人词，是为寄托对好友孙巨源的怀念而作。
上片由设想巨源当初离别海州时写起，以月为抒情线索。首三句写景疏楼上饯别时“明月如水”；“美酒”三句写巨源起行后明月有情，“随人千里”；下六句写别来三度月圆，而旅途孤单，无人同醉，唯有明月相共，照影无眠。几种不同情景，层深递进。但这都是出自词人的想象，都是从对方在月下的心理感受上落笔，写得极有层次，形象逼真，情景宛然。词人这样着力刻画，表面上是映托巨源，实际上是写词人自己怀人之思。
过片三句点破引发词人遥思之因，有客从濉上来，捎带了巨源“深意”，遂使词人更加痴情怀念。“凭仗”三句，又发奇想。淮河发源坐河南，东经安徽、江苏入洪泽湖，其下游流经淮阴、涟山入海。此时孙巨源在汴京，苏轼在海州，友人泪洒清淮，东流到海，见出其思念之情深；自己看出淮水中有友人相思之泪，又说明怀友之意切。举目所见，无不联想到友情，而且也知道友人也必念到自己。淮水之泪，将对方之深意，己方之情思，外化为具体形象，设想精奇，抒情深透。“而今”以下六句，又翻进一境，再写意想中景象，回应上片几次点月，使全篇浑然圆妥，勾连一气，意脉层深。“夜永”句设想巨源在西垣（中书省）任起居舍人宫中值宿时情景，长夜无眠，孤清寂寞，“此时看、回廓晓月”，当起怀我之情，刻画更为感人，有形象，有情思。词人不说自己彻夜无眠，对月怀人，而说对方如此，仍是借人映己。最后“也应暗记”，四字可谓神来之笔，这里有人有我，深细婉曲，既写到了巨源的心理，又写出了自己的深意，是提醒，也是确信巨源会“暗记”往日的情景，二人绵长情思，具见言外。
此词以离别时的明月为线索抒写友情，艺术上别具一格。全词五次写到月：有离别时刻之月，有随友人而去之月，有时光流逝之月，有陪伴词人孤独之月，有友人所望之月。词之上片以写月始，下片以写月终，月光映衬友情，使作品词清意达，格高情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