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
此诗主题在于忧谗忧谤，同时揭露了谗言惑国的卑鄙行径。作者应是饱受谗言之苦，全诗写得情感异常激愤，通篇直抒胸臆，毫无遮拦。起调便是令人痛彻心肺的呼喊：“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幠。”随即又是苍白而带有绝望的申辩：“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泰幠，予慎无辜！”情急愤急之下，作者竟无法用实情加以洗刷，只是面对苍天，反覆地空喊，这正是蒙受奇冤而又无处伸雪者的典型表现。
二、三两章，情感稍缓，作者痛定思痛后对谗言所起，乱之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揭露。在作者看来，进谗者固然可怕、可恶，但谗言乱政的根源不在进谗者而在信谗者，因为谗言总要通过信谗者起作用。谗言如同鸦片，人人皆知其毒性，但它又总能给人带来眼前的虚幻的快感。因此，如果不防患于未然，一旦沾染，便渐渐使人产生依赖感，最终为其所害，到时悔之晚矣。作者在第四章中的描述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道理：天子的独特处境、地位使其天生地缺乏这种免疫力。故与其说刺小人，毋宁说在刺君子。可谓深刻至极。此二章句句如刀，刀刀见血，将“君子信谗”的过程及结局解剖得丝丝入扣，筋骨毕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是送给后世当政者的一付清醒剂。盖因听谗者比之进谗者责任更大，故先刺之。可见愤激的情感并未使作者丧失理智。
四、五两章，形同漫画，又活画出进谗者阴险、虚伪的丑陋面目。他们总是为一己之利，而置社稷、民众于不顾，处心积虑，暗使阴谋，欲置贤良之士于死地而后快。但险恶的内心表现出来的却是花言巧语、卑琐温顺，在天子面前，或“蛇蛇硕言”，或“巧言如簧”。作者的描绘入木三分，揭下了进谗者那张赖以立身的画皮，令人有“颜之厚矣”终不敌笔锋之利矣的快感。
末章具体指明进谗者为何人。因指刺对象的明晰而使诗人的情感再次走向剧烈，以至于按捺不住，直咒其“既微且尰”，可见作者对进谗者的恨之入骨。那“居河之麋”的交待，使读者极易联想起躲在水边“含沙射影”的鬼蜮。然而，无论小人如何猖獗，就如上章所言“跃跃毚兔”，最终会“遇犬获之”。因为小人的鼠目寸光，使他们在获得个人利益的同时，往往也将自己送上了绝路。从这个角度看，作者不仅深刻地揭露了进谗者的丑恶，也清醒地看到了进谗者的可耻下场。
此诗虽是从个人遭谗人手，但并未落入狭窄的个人恩怨之争，而是上升到谗言误国、谗言惑政的高度加以批判，因此，不仅感情充沛，而且带有了普遍的历史意义与价值，这正是此诗能引起后人共鸣的关键之处。
他在《乞归疏》中写道，“但愿生入玉门关”。“何如”、“饮水”两句用的是尧让君位于巢父和许由的典故。相传尧要把君位让给巢父，巢父拒绝接受；尧把君位再让给许由，许由听后跑到颖水边洗耳，认为耳朵听到这个消息受到了玷污。此时，巢父正好牵牛饮水，巢父听说许由洗耳的原因后，认为洗耳的水受到污染，牛也不能喝，于是把牛牵到上游去饮水。多清高脱俗的两个人！贾谊、班超一文一武，文有惊世鸿文，武有治国之功，但一个英年早逝，一个有家难回，这都是当官害了他们。许由、巢父不是没有君临天下的机会，更不是没有为官作长的素质，但他们都识透玄机，不入官场，不求功名，不沾利禄，无牵无挂，乐做田园之隐士，远避祸灾，逍遥自得，牵白犊饮清流，与贾谊、班超截然不同。李白终生都想从政，在此时似乎终于感悟到了。
无论写自己归隐，或者劝人退后致仕，大多缠结在深山烟霞、野水瞑迷之间，生活则亦渔亦樵，且吟且醉。本诗却是借历史作比照：或则才调绝伦而沉论不遇如贾谊；或则象少时便有“挟长风、破万里浪”的大志，虽博得封侯万里而终抱未能生归玉门的隐痛的班超；前者悒郁而早夭；后者虽勉尽天年而仍不免遗恨。这样看来，倒不如学古高士许由、巢父那样躬亲耕种，凿井自饮，高居清流，乐其生死。既不以形骸为役；也不让心神徒劳来得自在呢！——以太白自由解放的灵魂看，这恐怕也正是他一向笑傲王侯、卑视卿相的素怀吧！
公元710年（景云元年），唐睿宗即位，因为宋之问曾依附张易之、武三思，而将他贬至钦州（今广西钦州市）。这是他第二次被贬岭南。《始安秋日》这首诗就是他前往钦州途经桂林时所写的。《旧唐书》说他“再被窜谪，经途江岭，所有篇咏传播远近。”《始安秋日》就是当时广为流传的一首排律。
诗人敏锐地抓住了岭南物候的特征，起句就开门见山地直陈其对桂林的独特感受。次句点题并阐述上句“风景异”的内容：“秋似洛阳春”。洛阳的春日究竟怎样，诗人没有明说，但这是人们所熟悉的，杨柳新绿，繁花似锦，莺歌燕语。仅“洛阳春”三个字就道尽了桂林秋色佳。这句诗写得既概括又具体，简洁而饶有韵味。紧接着的两句诗写得更新颖奇警，“晚霁江天好，分明愁杀人”。在这傍晚时分，雨过天晴，斜阳余辉倾洒江中，江天虽美非故土，只能使离人更加愁肠欲断。“分明”二字活泼了句意，使江天人格化，江天好像是有意恼人的。“卷云山角戢角戢，碎石水磷磷”，晚风袭来，云雾飞卷而去，山峰忽隐忽现，如同兽的角尖在角戢角戢钻动；江水清沏得可以看见底下的小石子，江水在石间穿梭，发出磷磷的声音，悦耳动听。像这样朴实生动的描写，已脱尽了绮靡之气。
自第七八句起，便转入述志感怀。“世业事黄老，妙年孤隐沧”，黄老，道家祖黄帝老子，故称道家之言为黄老。赞美隐士研习黄帝老子的学说，脱尘出俗，能悠游世事之外。宋之问早年曾学道，在陆浑山庄隐居过。这里言外之意很有些悔恨自己未能坚持隐居，热心仕途混迹官场，以致弄到“迁窜极炎鄙”，“百越去断魂”的地步。他一贬再贬终至流放，于是才产生了不如归隐的思想。他在这次流放途中写的《自洪府舟行直书其事》中说道：“妙年拙自晦，皎洁弄文史。谬辱紫泥书，挥翰青云里。事往每增伤，宠来常誓止。铭骨怀报称，逆鳞让金紫。安位衅潜搆，退耕祸犹起。栖岩实吾策，触藩诚内耻。”暗示自己欲进不得，欲退不能，心中感到羞耻。宦海的沉浮，他已经深有体会了。“归欤卧沧海，何物贵吾身”，表现的是急欲隐归的心理。意思是：说归去吧，到那海岛上远离尘世，寄情沧海，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自己的生命更贵重呢？上句感叹，下句反诘，深沉有力，蕴含着无限辛酸和无奈。眼前美好的桂林山水，只能更增添他的烦恼和感伤。不久，他被勒令自杀。《旧唐书》说他“先天中，赐死于徙所”。《新唐书》说他“赐死桂林”，情节十分凄惨：“之问得诏震汗，东西步，不引决。祖雍请使者曰‘之问有妻子，幸听决’。使者许之，而之问慌悸不能处家事。祖雍怒曰：‘与公俱负国家当死，奈何迟回邪？’乃饮食洗沐就死。”可见这一次的被流放，诗人早已预感到凶多吉少了。
《始安秋日》诗，是他晚期的作品，感情真挚动人。艺术风格迥异于早年的应制诗。这首诗所写的山水景物，个性鲜明，是诗人在独特环境中的独特感受，给读者以新颖的美感。
此诗开头，“欲出鸿都门，阴云蔽城阙”，是写侠客出发时的天气。“鸿都门”，点明出行的地点。此时彤云密布。这“阴云”，是自然景色。天昏地暗，前路未卜，为侠客的行侠描述出一个恶劣环境。同时，也隐约地渲染出侠客的义无反顾、知难而进的坚毅性格。这“阴云”，又是侠客心境的写照。世路艰辛，郁悒萦怀；世事不平，义愤填膺。心情自然是苦涩沉甸。这就暗示出侠客行侠的缘由。诗一开始便以阴云般浓厚的艺术气氛。
“宝剑黯如水，微红湿余血。”宝剑是侠客的武器，是侠客的伴侣，正可用它衬托侠客的形象。诗的上一句是用比喻说明剑的锋利。晚唐诗人沈彬《都门送行》中“一条灞水清如剑”，是以剑喻水，由剑的寒光来写水的清沏。而此诗却以水喻剑，由水的清沏来写剑的寒光。二诗异曲同工，均具神似之妙。相传春秋时，越王允常聘用冶工欧冶子铸造五把名剑，一曰“纯钩”（一作“纯钧”）。其剑“光乎如屈阳之华，沈沈如芙蓉始生于湖，观其文如列星之行，观其光如水溢于塘”（见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绝书》亦云：“太阿剑色，视之如秋水”。后来许多诗人皆以水比剑。诗中侠客所持之剑，竟同“纯钩”“太阿”一般，寒光如水，锋芒逼人。诗的下一句是从剑身看剑的锋芒。侠客剑上沾染着的“微红”，正是仇敌的“馀血”。以此剑出手刃敌，干净利落、痛快淋漓。由此可见宝剑之锐不可挡。诗人正面写剑，却侧面显示了侠客行侠的结果。诗中不提侠客，只言宝剑。实际上，正是通过写宝剑的锋利，展现出仗剑游侠的英姿壮采。
结尾二句“白马夜频惊，三更霸陵雪”，由侠客胯下的飞马来交代游侠的行迹。“白马金羁侠少年”（《古乐府》），马亦是侠客的伴侣，可用马来衬托侠客的形象。诗中的白马与黑夜形成了反差，飞奔的白马为漫漫的黑夜带来了一点亮色。而频频的马叫声，又打破了寒夜的寂静，使夜幕下的大地有了活力。诗人从视觉到听觉，描绘出清冷孤寂的环境，渲染出一股旅途萧瑟的气氛，反衬出侠客于天寒地冻之中英勇奋进的雄姿。侠客自洛阳出发，三更时分到达霸陵。诗以描写霸陵的雪夜风光作结，这既照应了开头阴云蔽城的天气，首尾相应，清楚交代出侠客的行踪。
同时，诗中也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汉文帝为西汉时代“文景之治”的盛世明君。侠客由阴云遮天的洛京到达白雪铺地的霸陵，十分巧妙地暗示出侠客行侠的目的。诗人所寄寓的无限感叹和不尽之意自在言外。可以看出，温庭筠终身坎坷，不为世用，他在对可钦可敬的侠士精神的赞美中，自有一种抱负不得施展的感慨。这首诗写得风骨遒劲，豪迈警奇，与温诗的秾艳纤细之作，大相径庭，正显示出诗人丰富的艺术个性和多样化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