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两句写绥州城的自然状况。“雕阴”句描绘了边地荒凉。眼前是一片广漠的灰黄——黄土高原伸展到天边。这里树木不长，水土严重流失，到处是塬、峁、沟、壑，连水也不能畅流。原野多树，此地却“无”；水易流淌，这里却“难”。一“无”、一“难”，写尽了边地的荒凉、环境的艰苦。“雉堞”句写边防的严酷。在一望无垠的黄土高原上，蜿蜒的城墙高耸天际。“连云”，写空间；“古”写时间。这句时空跨度极大，故蕴蓄丰厚，寓意深刻。以上两句从静的角度来写，用笔粗犷简括。说明了诗人是从从时、空两方面拓展了深邃的意境。
第三、四两句写诗人形象、夜雨驼铃与倚楼怀古。诗人的形象是独倚高楼、引颈远望。“带雨”从动的角度写景，笔触转而工致。“望古孤客”既点明诗人的身份处境，又表现了他的动作行为。诗人的目的是“望古”，时已届晚，没有望到故古，却望见烟雨迷蒙的远方戍兵的身影，以及驼铃声中的骆驼在缓缓跋涉。给荒凉的旷野增添许多凄凉况味，充满鲜明的边地特色。同时也更加暗示出诗人所在之地与家古距离的遥远，突出了“孤客”之“孤”。
第五、六两句是诗人所展开的联想。诗人望着眼前的路，引起内心的联想：这条连通内地边塞的路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汉元帝昭君出塞时走的就是这条路，她之后被曹操以匈奴赎归回汉时走的也是这条路。这两个历史人物一向被视为背井离古、沦落不偶的典型，在这里诗人也有将他们引以自况的意思在内。自己到处漂泊，前途茫茫，这种处境同当年的王昭君也有某种相似。即使以后倘或出现文姬归汉式的转机，个人也会两鬓斑白，垂垂老矣了，诗人借历史人物委婉的传达出自己的心曲，可谓别开生面。
第七、八两句，写对边患的感慨，以景语出之。单于，曲名。属唐大角曲。单于又是匈奴的最高首领，故亦有相关义。边月如钩，月色凄冷，《单于》一曲，在夜空回荡，引起“孤客”对边患的联想，暮色中蓦地升起了报警的烽火，结句摇曳生姿，感慨蕴蓄在写景之中，神味飞逸于语言之外。“扶苏城上月如钩”一句诗还包含有许多意蕴，可看出诗人还意有未尽，但诗却戛然而止，给人以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感觉。
这首诗对边地景物的描写渲染笔酣墨饱，淋漓尽致。雉堞连云、鸣驼远戍、单于烽烟，都是诗人眼中望到的边塞景象。这些景象又被迷离的晚雨和朦胧的月光所笼罩，将分散的景物组接融和在一起，构成统一的格调氛围。这一切既是诗人眼中之景，又是诗人身处之境，情由境生，境真情切，透过诗人对绥州景物的描写，表现他郁塞悲苦的心情。
这首小令写春日少妇的寂寞。上阕前二句以瑰丽的彩笔描绘出姹紫嫣红的满园春色：鹅黄的新柳，娇红的桃杏，映着青青的芳草，织就一幅美不胜收的图画。“春到青门”四字极有诗意，词人把春天来到人间的景况形象地比拟为春姑娘翩翩地来到大自然的芳草青青的门槛，这想象是多么新奇，美丽而又得体贴切，“柳色黄”三字也用得妙，在“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早春季节，柳梢最初缀着的是米粒大的新芽，而新芽初茁之际，柳条上便缀满了鹅黄的嫩叶，渐渐才变成淡绿碧绿的成叶。前人有“柳垂金线拂平桥”之句，即是描写这一“柳色初黄”的情景。次句“一梢红杏出低墙”一出，画面就更为之增色，，在鹅黄淡绿的背景上加添了绯红瑰丽的一笔——一枝红艳艳的杏花探出低低的墙垣，呈现在我们眼前，就益发感到春色的迷人。北宋词人宋祁有“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名句，南宋诗人叶绍翁也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绝唱，但他们皆在冯延巳之后，从字句的安排与意境的经营上都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后二者较之前者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最早能吟出这样佳句者却有不可替代的美学价值。
前二句对于“莺窗人起未梳妆”来说是一种反衬，即以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与万紫千红来反衬人物的慵懒无绪与黯然寂寞。“莺窗”这一意象也捕捉得十分美妙，它使我们听到窗外莺啼的婉啭，也使我们联想到草长莺飞的美丽意境，还使我们想起“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的名篇。黄莺儿真的惊破了丽人的好梦了吗？她悻悻地、懒懒地起了床，却恹恹地、迟迟地不去梳妆打扮。“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悦己者远在他乡，是没有心思去拭容饰貌的。
下阕紧承上阕第三句，描写少妇起床后呆呆地出神、默默地痴想的神态：方才在绣帐中萦回的别梦已成为依稀的碎影，而玉炉中袅袅香篆更增添了心境的寂寥。“玉炉空袅寂寥香”一句，把女主人公寂寥的心境形象化：她那落寞心绪正象袅袅香篆悠悠地舒卷、轻轻地飘散着。词人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最能外化主人公心境的意象。尾句“闺中红日奈何长”乃点题之笔，良辰苦短，愁日倍长，这是人的心理时间在起作用。对于一个无所事事只盼良人归来的闺中少妇来说，她肯定感到时间是无可奈何的漫长。这也正是有闲阶级的妇女不幸之所在。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
全诗五章，每章六句，每章开头均以南山、北山的草木起兴，民歌味十足。南山有台、有桑、有杞、有栲、有枸，北山有莱、有杨、有李、有杻、有楰，正如国家之拥有具备各种美德的君子贤人。兴中有比，富有象征意义。但是兴语的作用还有为章节起势和变化韵脚以求叶韵的作用。在此诗中，这两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直说“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等，则显得突兀和浅直，加上“南山有台，北山有莱”等后，诗顿时生色不少，含蓄而委婉，诗的韵律也由此而和谐自然。兴语之后，是表功祝寿。每章两次直呼“乐只君子”，可以见出祝者和被祝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前三章“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三句，言简意赅，以极节省的笔墨为被颂者画像，从大处落笔，字字千金，为祝寿张本。表功不仅是颂德祝寿之所本，而且本身也是其中的必要部分。功表得是否得体，直接关系到诗的主旨。正因为前面的功表得得体而成功，后面的祝寿才显得有理而有力。四、五两章用“遐不眉寿”“遐不黄耇”两个反诘句表达祝愿：这样的君子怎能不长眉秀出大有寿相呢！这样的君子怎能不头无白发延年益寿呢！这又是以前三章的表功祝寿为基础的。末了，颂者仍不忘加“保艾尔后”一句。重子嗣，是中国人的传统，由祝福先辈而连及其后裔，是诗歌的高潮之处。
这首诗的内容虽单纯，但结构安排相当精巧，五章首尾呼应，回环往复，语意间隔粘连，逐层递进，具有很强的层次感与节奏感。选词用字，要言不烦、举重若轻、颇耐咀嚼，表现出歌词作者的匠心独运。作为宴享通用之乐歌，其娱乐、祝愿、歌颂、庆贺的综合功能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