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他仿佛在迷茫中看见北冥天池中的巨鲲，随着大海的春流，迎着初升的朝阳，化为大鹏，飞起在空中。它一开始振动羽翅，便使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接着它便广袤的宇宙中翱翔，时而飞在九天之上，时而潜入九渊之下，那更是“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只见它“足系虹霓，旨耀日月。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它一会儿飞向北荒，一会儿又折向南极。烛龙为它照明，霹雳为它开路。三山五岳在它眼中只是一些小小的泥丸，五湖四海在它眼中只是一些小小的杯盏。古代神话中善钓大鱼的任公子，曾经钓过一条大鱼让全国人吃了一年，见了它也只好甘拜下风。夏朝时候有穷氏之君后羿，曾经射落过九个太阳，见了它也不敢引弓。他们都只有放下钓竿和弓箭，望之兴叹。甚至开天辟地的盘古打开天门一看，也目蹬口呆。至于海神、水伯、巨鳌、长鲸之类，更是纷纷逃避，连看也不敢看了。

　　李白《大鹏赋》，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从少年时代以来，一直在心头汹涌澎湃，而且越来越强烈的豪情逸致，读来令人感到极致的痛快。

　　李白赋中的大鹏出于庄子寓言。大鹏的形象，在庄子文中诞生，在李白赋中完成。从此，大鹏作为一个壮志凌云，博击万里的巨大形象，彪炳于文学史册。但庄子和李白写此形象的目的以及形象的内容却有许多差别。庄子写大鹏的目的，是说其与小小的斥鷃本无高下之分，庄子也未以大鹏自喻；李白则不然，他是以大鹏自比，寄托自己的远大志向。《大鹏赋》继承了庄、屈浪漫主义手法及杨、马、班、张排比铺陈的文风，开始形成李白自己独特的风格。

　　开头四句申述壮志难酬的历落遭遇。“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化用《魏书》卷七十《傅永传》中事：“傅永，字脩期......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聘。年二十余，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请于洪仲，洪仲深让之而不为报。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笔。”“高祖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古代诗人言从戎、歌《出塞》，鄙文崇武，一般与谋求自身的前途有关。这一点高适说得最为明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上》）陆游以文武双全的傅脩期自况，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由于金朝屡次以大兵压境，南宋处于危难之际。陆游为了御侮救国，才不甘心仅仅当一名文士。“击狂胡”是一个战士的本分，“草军书”是一个从戎的文士力所能及的工作。诗人没有把文与武对立起来，也不用“投笔从戎”一类的成语，说明他想得很实际。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际却十分不幸：“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人生最宝贵的光阴是在20岁至50岁之间。诗人希望在这30年间为恢复祖国河山发挥自己的才干，并积极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奔走四方，但结果实在令人失望；虽行年五十，却依然是一介瘦儒。诗人内心满是愤懑之气。他想尽情地喷发出来，但官场的险恶处境又不允许他这样做，因此只好用一个“犹”字略事点染。这在艺术上恰如蚌病成珠似的，成全了作者。对于五七言古诗来说，“气”是十分重要的。气盛而敛，风骨自振，字字句句都富于感人的力量。反之则必然格卑句弱，缺乏动人的艺术效果。

　　中间二十句就观大散关图之所见生发感想。这种感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主要借观图一事表述自己的战略意图。大散关一带，山川有险阻之势可凭，人民有忠勇之气可用，加上关中为秦汉故都，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如若先据有关中，再东向而出，便势如破竹，可以把女真贵族军事集团一举赶出中原。这一层次，作者把议论与抒情结合起来，并从地理、人事、历史三个方面着笔，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大散陈仓间”，不是单指大散关与陈仓县之间的一小段地区，而是泛指关中广大地区。“劲气钟义士”是说关中人民气劲志刚，是绝不肯长期屈从于金人的统治，必然会奋起反抗的。这在忠义之士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人民渴望收复失地，复兴宋室，这对南宋朝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可与共壮图”一句，正是提醒南宋朝廷不要辜负关中人民的爱国心愿。“坡陁咸阳城，秦汉之故都”两句，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申述先取关中地区对于建立帝王之业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南宋最高统治者已经没有秦、汉两朝开国皇帝的气魄。他们偏安江左，歌舞升平，完全无意于恢复中原，所以诗人不得不沉痛地发出了悲凉的哀吟：“王气浮夕霭，宫室生春芜。”

　　第二层次主要是想象自己擘画的战略意图实现后的胜利景象。“安得从王师，泛扫迎皇舆？”这两句是说，诗人十分希望随从王师攻入关中，进而收复中原，迎接銮舆回到汴京。从此以后，南北限隔的现象不复存在了，交通也由此而通畅：“黄河与函谷，四海通舟车。”沦陷区光复后，各地的货物源源不绝地运到了汴京：“士马发燕赵，布帛来青徐。”遭受严重破坏的汴京开始重建了：“先当营七庙，次第画九衢。”被击败的金朝军队衰弱不堪，朝廷只需派出一支偏师便可把金朝最高统治者俘虏过来：“偏师缚可汗，倾都观受俘。”于是一切都恢复了太平盛世的景象：“上寿大安宫，复如正观初。”唐太宗李世民校猎有获，每亲献禽于大安宫（参阅《旧唐书·太宗纪》）。诗人用此故实，表明他不仅想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而且还希望政治清明、天下大治。

　　这两个层次在全诗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借观图所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一；诗人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借观图所思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二；诗中崇高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报国宏愿与诗人穷愁潦倒的“癯儒”形象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使读者油然而生对软弱无能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愤恨，这是三。从感情结构上说，由于这两个层次着笔的角度各不相同，表达的感情也就有所区别。第一层次着眼于现实，感情比较冷静，略带悲慨；第二层次偏重于幻想，感情比较奔放，显得乐观自信。用幻想中的成功和欢乐来填补现实中的不足，以乐语写哀，可以在艺术上收到最佳的美学效果。本诗读来倍觉悲壮动人，实有得于此。

　　最后四句倾诉了诗人无可奈何的悲楚情怀。“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蚁殊！”话虽是从正面说的，但反面的意思却十分明白：那些醉生梦死、不图恢复的昏庸之辈虽然还活着，但与 蝼蚁没什么两样。用冲和的语气来表达愤激的感情，这比之横眉怒斥更为深沉有力。但南宋统治集团既定的国策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诗人终于不能有所作为。“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两句，可以说是诗人在百般寻求解脱而又实在无法解脱的情况下的自嘲与自慰。恢复国土，人人有责，这样的“志”，本无可嘲而自嘲，愈显出诗人受压抑之深和无可奈何之叹。临了，只能借酒浇愁。无奈诗人燃烧的爱国热情不是几杯浊酒所能浇下去的，酒入愁肠，醉胆开张。诗人的满腔怨愤已不能自己，但诗中仍不敢显言，只用一个“空”字微微逗出。全诗到此打住，但感情的波涛仍在激荡。陆游此诗写于嘉州。他在《读岑嘉州诗集》中赞扬岑诗道：“笔力追李杜”明代诗人边贡云：“称其近于李杜，斯可谓知言矣。”（《岑嘉州诗集》明正德十五年济南刻本《刻岑诗成题其后》）陆游此诗不仅爱国激情浩乎沛然与岑诗一脉相承，而且在“笔力追李杜”这一点上，亦与岑诗相仿佛。诗人由观大散关图而想到如何对中原用兵，又从用兵成功的幻想而回归到冰冷的现实；诗人最不愿意纸上谈兵，而最后又不免纸上谈兵。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与冲突，给全诗灌注了一股郁勃不平之气。这与杜诗沉郁的风格十分相近。全篇兴会飙举、骨力豪健、词气发扬踔厉、流吐似不费力，这又酷肖李白的诗风。

　　第一首诗描写作者坐隐手谈之乐，第二首表现与友人对弈之趣，这组诗是作者以下棋为题材描摹下围棋时心无旁骛、全力争胜的忘我状态。组诗对于下棋刻画入微并形中见神，富有寄托，寓言外之意，发人深思极费匠心。

　　其一

　　首联负字用得颇妙，负是辜负的意思，平日为案牍劳形的人偶尔无事就大白天下盘棋，确实有点辜负了大好时光，但却也是一种自嘲，有忙里偷闲的意趣。

　　颔联“坐隐”和“手谈”两个动作表达出下棋的快乐，而这种快乐超过了真正的岩穴隐居，更胜过和那些庸俗的人闲扯空谈。

　　颈联侧面写出了两人对弈时间之久，对弈之入迷，对弈之旗鼓相当，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两人下棋，书本桌子都堆满了灰尘，哪怕客人在外等候多时也全不理会，照应了颔联的坐隐，体现二人下棋浑然忘我。说是“偶无公事”，其实是下起棋来忘记了时间，公文堆积，客人门外等着，还真是误事了。

　　最后的尾联可谓神来之笔，把之前的下棋岑寂徒然打破，有慨叹有议论，并且从下棋中总结感悟出人生的哲理。他一边下棋，一边在留心棋给人的启示，又想起了在棋盘上“骄兵必败”“多疑必失”的道理也是适用的。是一种告诫，也是一种自我提醒。而最后把对手打败更是淋漓尽致，如释重负，快哉爽哉。

　　其二

　　首联又是自己没用公事，朋友正好休息，大好机会，于是在席上定要好好较量一番！照应了题目，又为下面的描述下棋展开铺垫。

　　颔联“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这是会下棋的人才能写出的妙句。这是一个静静的棋手的形象，前一句用了比喻的手法，以蛛丝来形容棋手心思缜密，偌大的棋盘被比作苍空，在这棋盘中自然处处都要极其细心。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棋手仍在思考，他的思路像细细的蛛丝一样，在浩淼的天空中飘荡，希望能够寻到明晰的答案。这是何等奇特的比喻！而第二句，则用了《庄子》中佝偻承蝉的典故。一个用竹竿粘“知了”的老人，其拿手好戏是能在这时屏住呼吸，伸出的手就像枯枝一样。“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而正在下棋的棋手，也正是这样地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在这一刹那时间似乎也停滞了。这告诉我们专心致志地从事于一件事，就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这一联化静为动，化无形为有形，我们仿佛在静静地看到了下棋人思想的活动。

　　还有更妙的颈联，“湘东一目”，是说一位被封为“湘东王”而又是一只眼的贵族。历史上有两位有点名气的“湘东王”，一位是南朝·宋的刘彧，后来他成为宋明帝。他的棋下得很差，下棋常常要“去格八九道”。著名棋手王抗常常调侃他，说您的飞棋（围棋术语，相当于马走日），我是绝不敢断您的。结果宋明帝一直以为自己的棋下得很好。另一位是稍后的梁元帝萧绎，他在当上皇帝之前被封为“湘东王”，担任荆州刺史。他自幼瞎了一只眼睛，看来“湘东一目”说的是他。这一典故在这里用得实在巧妙，围棋需要两眼才能成活，“一目”就只能等死了。而笔锋突然一转，说天下从中间划分下去尚且可以把握。也就是说边角一目不成活，但如果把握中盘，还是很有希望的。从中我们看到黄鲁直的豁达和大气，这里可能多少也有受到其恩师苏东坡的影响，我们感受到一种舍得的潇洒和对全局把握的自信，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这首诗或许是黄鲁直借下棋来劝勉友人任渐要对将来的大局充满希望，不要偏安一隅，更要学会甘愿去舍弃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

　　最后黄庭坚是在感叹，确实，围棋是这样吸引人，时光是一点点地过去，就是最珍惜时光的读书人，也几乎将时间忘记了，一眨眼，就已经是深夜了……。这句用了反问的语气，爱不要理解为爱惜，应理解为吝惜，也就是说不要总认为我们这些读书人特别吝惜时间来读书处理政务，如果是抽空来下盘棋，还是完全舍得的，哪怕忘了时间，这正好与上面豁达乐观的格调相一致。

　　总评

　　两首诗生动地描写了诗人自己与棋友对弈的情景。他认为围棋比山水之乐更具魅力，也胜过与凡夫俗子聊天。对局者一心专注在棋盘上，以至忘记时间。前人评日：“较胜负于一着，与王荆公措意异矣。”即是说，黄庭坚下棋时把握最为关键一步的态度，与王安石处处用心，步步为营的态度是恰恰大不相同的。

　　此赋主要是伤悼南朝梁的灭亡和哀叹自己个人身世，陈述了梁朝的成败兴亡，以及侯景之乱和江陵之祸的前因后果，凝聚着作者对故国和人民遭受劫乱的哀伤。全赋内容丰富而深厚，文字凄婉而深刻，格律严整而略带疏放，文笔流畅而亲切感人，如实记录了历史的真相，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气魄，故有“赋史”之称。

　　全赋分为小序和正文两大部分。序文概括了全赋大意，着重说明创作的背景和缘起，虽属赋的有机组成部分，却可以独立成篇，为六朝骈文的佳制。

　　序文可分三层。开篇至“惟以悲哀为主”为第一层，以极精炼的语言概括了作者一生间的三件恨事。先叙侯景之乱，金陵沦落，自己逃匿江陵，朝野无不惨遭涂炭。接着写被扣西魏，国破家亡，自己心情如东汉傅燮临难之时，但悲身世，无处求生；又像东汉袁安念及国事，潸然泪下；因此想仿效桓谭、杜预、潘岳、陆机等古人，作赋写序，从而水到渠成地交代了作赋的缘由。“信年始二毛”以下转写身世之悲。后四句是提示这篇赋的主要内容，说是想追忆梁朝兴亡的史实，虽然也有叙述个人危难悲苦的词句，但仍以伤痛国事为主要内容。

　　“日暮涂远”至“岂河桥之可闻”为第二层，追述出使西魏不仅无功，反而被拘的过程，抒写羁留异国的悲愤和对江南故国的怀念。先用冯异、荆轲两典，兴起出使西魏，有往无归的喟叹。接着用蔺相如完璧归赵和毛遂定盟而还的故事，自伤使命不成。作者伤叹年已高而归途远，只能像君子钟仪那样，做一个戴着南冠的楚囚；像行人季孙那样，留住在西河的别馆，其悲痛惨烈，不减于申包胥求秦出兵时的叩头于地，头破脑碎；也不减于蔡威公国亡时的痛哭泪尽，继之以血。后四句以不见钓台移柳，不闻华亭鹤唳，比喻自己怀念故国而不可见。这一层，在古代忠臣良将义士的故事中，包含着作者立功无望、仕周无奈、忠于故国、思乡难归的复杂感情，悲苦欲绝的苦衷和暮年凄凉的景况宛然可见。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至序末为第三层，感叹梁朝的腐败而亡和人民的惨遭杀戮。先以孙策、项羽靠少数兵力崛起，终能剖分山河，割据天下的史实，与梁朝百万军队，竟然一朝卷甲溃败，以致西魏长驱直入，杀戮平民如割草摧木，构成强烈的对比。不仅使文势因此起伏而跌宕，而且述古用以讽今，暗含对梁朝腐败怯懦的批评之意。作者对待梁而起的南朝陈是有些敌对情绪的，出于门阀思想的局限，他看不起寒族出身的陈霸先，称这些地位微贱者暗中勾结，乘虚而入，终于篡梁自立，使梁绝统，江南一带的帝王之气，历经三百年而归于终结。“是知并吞六合”以下，以秦及西晋虽一统天下，却终归覆亡的史实，抒发春秋更替、兴亡变迁的感慨。作者认为梁亡既是天意又是人事，虽不无委运于天的宿命思想，但又认识到正是梁朝士族腐朽，同室操戈，引狼入室，亡国惨祸因此不可避免。这正如他在赋文中所云：“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祸始；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深刻的历史教训，令作者痛心疾首。序文结末几句，又由“念王室”转入“悲身世”。故国不复存在，自己觍颜视北，虽然眷恋古人、故土，但如同舟船无路，银河不是乘筏驾船所能上达；风狂路阻，海中仙山也无到达希望。欲归无奈，还乡无望，处于日暮途穷，于是，“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也就是说国事之慨，穷者之忧，必须一吐为快。

　　正文部分先叙其远族世功及八世族南迁之盛，祖先之德及父族事迹，再说自己文武皆备、少年得志，由此又写到梁朝全盛之日的歌舞升平，但其中已隐含了武备不修的危机。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朝廷的麻木不仁及内外之种种“凶兆”，说侯景暴戾成性，虽梁朝纳降，而终归无效。而此时天意、人事已皆不利于梁，致使侯景入城而无法抵御，最后梁之外援、内守俱告失败，猛将柳仲礼先战后降，守城诸将士虽誓与城共存亡，但台城仍然失陷，梁武帝、简文帝相继被害。

　　接着，庾信又写了自己赴江陵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写沿途所见的残破景象及所受的艰辛。他到江陵后又在梁元帝治下做官，但有志难酬，虽仕于梁元帝却不蒙信任。陈霸先、王僧辩联军一举全歼了侯景。在建康城的一片残破中，庾信再次对梁武帝、简文帝的遭遇表示哀悼，对王僧辩的功劳和不幸表示怀念。绍陵王萧伦骄躁自矜，为梁元帝不容，终被西魏所害；而元帝又刚愎自用，偏安江陵，直至内外交困，陷于末路。至此，西魏来侵，长驱直入，梁兵力哀弊，遂至于亡；江陵失陷，惨苦之极。江陵官兵百姓被掳至西魏，沿途备受艰辛，家人倍遭磨难。自己出使西魏后，适值江陵陷落，遂至无国可归。江陵陷落后，梁末代君臣相继失位，终为陈霸先所代。而梁亡之后，上下无能，土地全失，自己流落北国，虽受到种种优待，而思归之情愈切。

　　正文所记述的这段历史，头绪极其繁多，即使用编年体散文来记叙，也相当困难，采用讲究辞藻、对偶、押韵和用典的赋来表现，更因形式的限制而增加了难度。然而这篇赋却能将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在宏伟完整的艺术结构之中。它打破了大赋面面俱到、结构对称的铺叙方式，以庾信的家世和他在两次大乱中的遭际作为贯穿全篇的主线，严格按照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安排段落章节。记叙史实则将重点放在对各类人物的评判上。因而既从整体上展示出动乱的时代气氛，又在具体的史评中显示了作者鲜明的爱憎褒贬。

　　在叙述中，作者以“春秋笔法”式的褒贬，对期间的贼子、乱臣、义士、良将等一一评价。在写史中，作者表现出巨大的历史感，甚至已经走出了个人的好恶，能够比较客观地品评和反思这段历史。但是在恢弘的历史铺写中，在个人的命运沉浮中，庾信还是困惑地把思索的结果归于天意：“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在赋中，天意还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的物相表现出来：“鲂鱼赤尾，四郊多垒；殿狎江鸥，宫鸣野雉”（预示侯景之乱之始）；“直虹贯垒，长星属地”（平定侯景前的征兆）；“沴气朝浮，妖精夜陨。赤鸟则三日夹日，苍云则七重围轸”（预示梁运将终）。这表现了作者在巨大历史变迁面前的惶惑，这种与作者的悲怆、愤慨、感叹、痛惜等复杂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反思正是此赋的魅力所在。

　　《哀江南赋》内容相当丰富而深厚，它是作者对梁朝兴亡的历史总结，赋中对梁武帝建国以后所出现过的一段太平景象有简单的艺术概括。“五十年来，江表无事”的描写，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但是在表面的太平景象背后，又潜伏着危急的暗流。庾信在赋中，还艺术地再现了侯景之乱的过程和这种大乱的种种生动画面，鞭挞了贼臣侯景、萧正德之流，同时也热情地歌颂了在侯景之乱中为国献身的英雄们。台城陷落之后，梁武帝和简文帝均遇害，赋中对此表示了深沉的悼念。对于梁宗室子弟在国家危急之秋，不但不共同戮力王室、一心讨伐侯景，反而兄弟之间自相残杀，作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于梁元帝的自高自大、猜忌、狠毒，作者又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此赋反映的另一次战乱是承圣年间的江陵之乱。西魏统治者攻陷江陵后，大肆屠杀，并将十万臣民俘获至长安。庾信十分沉痛地描绘了这次亡国惨祸，较真实地反映了十万俘虏的血泪生活，还指出造成这次惨祸的原因。

　　此赋自始至终贯串着一个鲜明的主题，这就是作者的“乡关之思”，其感情是真挚的。它凝聚着作者对故国君臣与人民在金陵、江陵两次战乱中被祸的哀伤，概括了江陵陷落后十万俘虏的血泪生活，因此，这种“乡关之思”不仅属于作者个人所特有，而且是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普遍意义的。

　　《哀江南赋》在文本形式上大量采用四六文写成，使事用典繁多而精到、结构宏伟壮阔、语词华丽优美、文辞情感浓厚、富有深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史诗”气魄，是“骈俪之文”的典范。可以说，这是一篇极其优秀的赋，虽然不只是这篇赋成就了庾信，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庾信晚年赋作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