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现实主义，从词牌开始就是在痛骂当权者，醉太平，粉饰太平罢了，社会矛盾如此尖锐，朝廷还纸醉金迷，难怪元朝90年就灭亡了。
堂堂的大元朝，一帮奸佞小人当权，从开河换取钱财开始就是祸害的根源，惹得红巾军造反，（红巾军好像是朱元璋参加的那支武装，后来做大了，就不多说了），法令又滥又重，弄得四海之内怨声载道。穷的人就差吃人，有钱人能更有钱，那朝那代有这种现状。官贼一体，苦到最后的还是老百姓。
通篇在控诉社会现实，但更有些像战斗檄文，号召被压迫在最底层的广大受苦群众去造反。
李珣在《南乡子》中反复表现了这一题材。其十七云：“新月上，远烟开，惯随潮水采珠来。棹穿花过归溪口，沽春酒，小艇缆牵垂岸柳。”就是描写当地采珠者夜间随潮乘月，沿溪入海去采集珍珠，约近拂晓，摇船归家，缆系岸柳，沽酒解倦之情景。此篇“归路近”云云，则是集中写采珠者“棹穿花过归溪口”，虽没有直接描绘采珍珠的劳动场面，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采珠劳动的赞美。三句一转，前三句写人，后三句写景；前者畅快奔放，后者沉静蕴藉。两者有机地统一，很好地反映了采珠者劳动归来的愉快心境。
小船“吱咯、吱咯”地摇进，离家越来越近了，采珠者情不自禁地用桨扣敲着船边，有板有眼地放开喉咙唱起来，悠静的水面上，歌声分外清晰响亮。“归路近”是人物的内心判断，暗示已驶过漫长的路程，有劳动后的疲乏，更有近家的喜悦。“扣舷歌”是人物的行为，因喜而歌。歌抒发心意，快畅胸怀；歌者得意而轻松。采珠者欢歌之余，又沉入对方才劳动的回忆：“采真珠处水风多”。“水风多”指风势大，呼呼扑面。突出“风多”乃暗示采珠处水面开阔。至于劳动的艰苦、收获多少。回忆中没有明言，但从人物前面的心情中可以体会到。“水风多”的回忆，是由归程中拂面而来的微风触生的。这三句，词人写歌声、写风声、写船行，写人物变化着的心情，用动态的热闹的笔法，写出采珠者归来时的欢快、兴奋、悠然自得。接着三句，词人一反前文，脱开人物，换以静态的笔调写景物：夜，静悄悄，小船扔入溪口，歌声已止，只见曲曲的溪岸，小小的木桥，弯弯的山月，缓缓地从眼前移过；夜深雾浓，水烟深锁，烟雾中时而看见岸边悬垂挂至水面的千万朵豆蔻花。除了一个“过”字可以看出船在行进外，画面简直是寂静无声。其实这还是继续写人物的愉快心情。这些景物是人物目中景物。人物兴奋过后沉静下来，但心情仍沉浸在喜悦之中。
这首诗是重阳登高即景抒怀之作，作者从戏马台的荒废，夕阳晚照联想到老境将至，好景不常，自警应该抓紧时间玩赏风光，多作好诗，不须汲汲于世俗之事。
诗的开头两句写景：“平林广野骑台荒，山寺钟鸣报夕阳。”诗句中点明了季节、地点和时间，语意闲雅。戏马台有典故。东晋末年刘裕北伐归来为宋公，驻守彭城，曾因饯送孔令辞官还乡，大会宾僚于戏马台，一时文士如谢灵运、谢宣远都有诗咏。回首过往，往日的热闹更显现今的荒凉，首句的重点就在“荒”字上，有咏怀古迹之意，见出人事代谢之感。这一联，写景叙事不仅工在形象，而且注重象外之意，“平林”句见人事代谢之感，“山寺’’句则寓时节相催之意，这种象外之意，直透三、四两句，加强了诗句之间意趣的融合。
第三四两句抒情：“人事自生今日意，寒报只作去年香。”时节易得，又是一年的重阳。每逢佳节，人们便有思亲之感；而菊报却依旧开放，还是和去年一样，送来阵阵的寒香。诗句中含有“年年岁岁报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唐代刘希夷《代悲白头翁》）的感慨。自然的规律，总是如此。
五六两句，记节日清游的情况：头巾被风吹得歪斜了，诗人更觉得清霜已侵上了鬓发。“巾欹更觉霜侵鬓”这一句暗用了“孟嘉落帽”的故事。所谓暗用，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清空无碍的叙事句，写的都像是当下即刻的事，但实际上已经暗用了某个典故。这方面杜甫做得很成功，陈师道学杜，也成功地吸取了他的这个方法。这里不但是暗用，而且是活用，也就是能从原典中翻出一种新意，别具一种风流。孟嘉落帽而不自觉，是其通脱忘怀之处，陈师道这里却“巾欹更觉霜侵鬓”，头巾从头上滑下一半，更觉霜发之多，老去的感受更强了，也更深切地感觉到时节相催。从孟嘉的帽落不觉到陈师道的“巾欹更觉”，原典的意思完全被翻转过来。下句又用了“石作肠”的典故，诗歌的语言佳妙，也有“清便富丽”的高致，就像宋广平写《梅报赋》，措词婉媚，并不碍其铁石心肠一样。另外，此联用两个典故来暗写登高赋诗，妙在隐而不露。
结尾两句：“落木无边江不尽，此身此日更须忙。”抒发游赏以后的感想。“落木”句用杜甫《登高》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句意，写傍晚登览所见的远近景象。“此身”句感叹节物如此可念，登临清赏的机会正不应放弃，而此日此身，还须忙于世务，很难得有时间，这又是十分可惜的。
陈师道作诗多学杜甫，这首也是学杜甫有得之作，瘦劲浑厚、清淡高致、内涵深蕴。
应酬节物之意，从宋人的创作观念来看，是一种比较成熟和时俗的题材，所以欧、梅、苏、黄等大诗人多不经意于此，这大概也是宋诗人去熟忌俗之旨。但陈师道的重阳诗，扫除陈言熟语，着力翻新。于前贤未到之处立意取象，却能轧轧独出，于平淡中见奇峻，可以与王维、杜甫等大家的重阳节诗咏争一日之长，此亦江西诗派“以故为新”的一种表现。
本诗典出南朝宋虞和“论书表”：“羲之性好鹅。山阴昙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示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过“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诗人以简洁精炼的语言把上述故事诗化了，便于人们朗诵、歌唱。
从这首诗中，进一步说明了书法在晋代已成为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品。王羲之在当时已有很大的名气，墨迹已相当值钱。这与诗人在“草书行歌”中说王羲之为“古来几许浪得名”是相矛盾的。由此，“草书行歌”是否确系李白所写也可作为一个怀疑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