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谓织女嫁与牵牛,婺女近为其摇佩,嫦娥远为其照轮。颔联谓牛女这一对仙侣配于天上,而七夕美俗长留人间。颈联谓七夕之夜,家家户户陈列花果于庭中以乞巧,管乐之声相闻。尾联谓明日曝衣,才相信我同阮咸一样清贫。结句有寓意,借言虽有家室,但依旧贫穷。这首诗语言平实,章法平创,却有寓意。
首联言婺女、嫦娥促成牛、女之会合,以比婚于王氏实友人鼎力相助焉。三句“灵匹”切七夕,又以喻婚姻的谐美,“灵匹”又以寓匹偶王氏婚姻如娶嫦娥,美如神仙,世间所无。四句“巧”亦双关,言“乞巧”以切七夕外,又寓王氏女的娇好、美艳。五、六正写七夕乞巧,亦忆婚时的情景。然美满的婚偶并无改自己一生的沦落困顿,故有“明日晒犊鼻,方信阮郎贫”的慨叹。
一至六盖追忆议婚、婚娶之时,故七、八慨叹于现实境况之贫困,有“明日”云云。而“方信”二字,则原未意料也,言下与节镇联姻,即不令己“富贵”,亦不至如今的沦落贫穷;无奈今日竟如阮郎七夕的竿挑犊鼻。
该诗记录了农历七月初七的风俗掌故。前四句写牛郎织女之间的相会,后四句写人家的富足与自己的贫穷,传达诗人与妻子贫贱相守的情形。从章法上看,前六句叙事,较为平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颔联别具匠心,一句承上,一句生下。其中可见诗人在运文方面的机巧。末两句用典,以阮咸事迹寄慨,使诗作翻出新意,给人以回味。
以年号为诗题,虽然是受到韩愈《永贞行》的启发,但这首诗实是效法杜甫。不过,杜甫那些以诗歌记时事,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作,基本上是写实,而这首诗则把理想和现实紧紧结合起来,为北宋中叶的变法改革唱了一曲颂歌,因而是一篇富于理想色彩的史诗。
全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开头两句,歌颂元丰年间(1078—1085)风调雨顺的气象:“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元丰年间风调雨顺是客观事实。反对新法的范纯仁也曾写道:“赖睿明之在上兮,常十雨而五风。”(《喜雪赋》)相传周公辅政时,天下太平,岁无荒年,曾出现过这样的奇迹(见《盐铁论·水旱》)。古人认为政有德,则阴阳调、风雨顺。这种说法虽然不科学,但却寄托着古人对于理想政治的赞美之意。“五风十雨”之数为加倍形容之词,故王充曾说:“言其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褒之也。风雨虽适,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数。”(《论衡·是应篇》)王安石化用这个典故入诗,也是持赞扬的态度。从全篇来分析,“五风十雨”还是新法的象征。新法所至,如东风吹拂,时雨润苗,万物得所,百姓太平。这从下文的描写中可以看出。
第二部分是中间四句,歌颂元丰五谷丰衍、物产精美的盛况。“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写旱田作物长势喜人,且播种面积极为广大。“麦行”就是麦垄。“千里”状其遥远。“不见土”形容麦苗稠密茂盛。“连山没云”即无边无际、远与天齐之意,不单指延伸得很远的山丘。如此广大的原野都种满了黍麦,秋后的粮食就会使家给人足,国无饥谨。“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写水田作物花色品种增加,且农田管理比较省力。“稌”是糯稻,产量低,一般用以酿造美酒。由于连年丰收,粮食有余,故能多种糯稻,多酿美酒。此句与下文“百钱可得酒斗许”暗相呼应。“龙骨”句上承“十雨五风”而来。因为风雨顺适,所以抗旱用的龙骨水车也就长年沾不到水滴,被挂在梁上檐下,任其赋闲。农民不用为灌溉操劳,也就乐得轻松了。他们出其余力,经营副业。“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两句,把江南鱼米之乡的富庶和农民生活的美好,渲染得令人神往。鲥鱼、荻笋原是佐酒佳肴,欧阳修《离峡州后回寄元珍表臣》诗说:“获笋鲥鱼方有味,恨无佳客共杯盘”。以下几句便以酒事承接上文。
第三部分是最后八句,歌颂元丰时人民的幸福生活。先总写农村的欢乐气氛:“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社日是古代春、秋两季祭祀土神的日子。四邻互相招邀,带上酒肉、社糕,搭棚于树下,先祭土神,然后会餐。社日击鼓,唐诗中就有描写。刘禹锡《秋日送客至潜水驿》:“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便是一例。由于连年丰收,酒肉便宜易得,所以人们不用等到社日,同样可以聚会欢饮,击鼓自娱。诗中总写以后,再分写青年人与老年人各自的快乐。南国水乡,本来就有男女青年在花前月下踏歌起舞的风俗,大熟之年,更为这种古老的风俗增添了欢声喜气。“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不仅描绘了青年们纵情欢乐的情景,而且还写出了他们美滋滋、乐陶陶的内心世界。“但道”,意思是只用一句话来表达。“快乐无所苦”,即一切美满如意。言外之意是说,这些青年的爱情、婚姻生活也是十分甜蜜的。乡村老农淳朴率真,爱说爱笑。此时丰收在望,心里越想越美,一肚子的开心话总想找个地方说说。“老翁堑水西南流”四句,生动地勾画了老人坐船进城寻亲访友的快乐和对于生活心满意足的情态。
王安石与多数宋代诗人一样,喜欢以学问为诗,但他能够把渊博的学问纵横役使,入手而化,因此又不会显得掉书袋。这是一种很高的艺术素养。这首诗虽然有其现实基础,但整篇的构思和命意却从《礼记》中来。《礼记·礼运篇》描绘先王的大顺之治说:“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这首诗第一部分写天从人愿,慷慨助顺,仁风惠雨,略不失时,即“天不爱其道”之意;第二部分写满山遍野,庄稼弥望,江河沼泽,产物无穷,即“地不爱其宝”之意;第三部分写美酒易得,鼓声长闻,青年欢舞,老人嬉游,即“人不爱其情”之意。诗中未援引《礼运》篇上的片言只语,而其内容与《礼运》篇所描绘的大顺之治丝丝入扣,十分契合。杨万里曾称黄庭坚写诗“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诚斋集》卷一一四《诗话》)这首诗则正好相反,是“备用古人意而不用其语”。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书卷气,而且还可以收到言浅意深,味外有味的艺术效果。
反变法派刘述等曾上书宋神宗:“陛下欲致治如唐、虞,而安石操管、商权诈之术。”(《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王安石罢相以后,继续受到攻击,因此他身虽闲居,外示平淡,内心实系念新法,忧思深切。他的《元丰行示德逢》旨在宣传新法的成效,而这首诗则进一步指出,元丰朝国富民安的景象已经使唐、虞的盛世复现于当时,新法完全符合尧、舜致治安民之道。他把《礼记》上记载的大顺境界写进了富于江南水乡特色的农村丰乐图中,使得这首史诗不仅护住了他自己,而且还替新法抹上了神圣的光彩。以此歌颂新法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歌颂宋神宗有“修礼达义,体信达顺”之功,就有堂堂正正、理直气壮之势了。
《青松》一题,是《冬夜杂咏》中的首篇。《冬夜杂咏》这一组诗最初发表于《诗刊》1962年第一期上。共12题19首,这里选其中一首。发表时有小序云:一九六〇年冬夜大雪,长夜不寐。起坐写小诗若干段,寄兴无端,几乎零乱。迄今事满一年,不复诠次。(诠次,选择、归类及排列的意思。)送登《诗刊》,以博读者一粲。(粲,形容笑的样子。)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仲弘记。(仲弘,是陈毅的字。)作者借物咏怀,表面写松,其实写人。写人坚忍不拔、宁折不弯的刚直与豪迈,写那个特定时代不畏艰难、雄气勃发、愈挫弥坚的精神。作者写松是把它放在一个严酷的环境中,一个近乎剑拔弩张的气氛中,我们看到了雪的暴虐,感受到松的抗争。我们似乎像松一样承受压迫,又像松一样挺直起来。那冷峻峭拔的松的形象,因为充溢其中的豪气激荡其中的力量而挺直起来。在压与挺的抗争中,我们似乎同时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涤荡,因为在这种抗争中,展现了那个时代飞扬凌厉的热情,展现了作者那令人起敬的人格力量。
读这首诗,总让人想起陈总的形象。想起那刚毅的面孔。勃发的神采,光明磊落的胸襟,刚直不阿、任何时候也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人格。真是文若其人。如果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诗句充溢着一种帝王之气,那么“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诗句也只有刚傲沉毅、满怀将帅气度的陈毅能够写出来!也许作者在这里的主要目的不是抒写个人。冬夜大雪,作者辗转难眠。1960年那是全国人民都在经受考验的时期。特大的自然灾害,党的工作失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信弃义,帝修联合反华,正使中国内外交困。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作者作为国内领导人,胸怀的是祖国的命运,承受的是民族的困厄,他考虑的是决不能丧失民族气节,不能丧失原则和立场,向各种反华势力妥协。而这时,全国人民正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迎接困难,战胜困难,顶住了世界性的修正主义的逆流。“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正是对我们的党和人民,对雄气勃发的时代精神的盛赞。也许正是作者人格和时代精神相互融合,内外互动,共同投射在青松这个特定的象喻上,才使这首诗有一股凛然大气,读来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