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淹早岁以一介寒士受知于宋建平王刘景素，景素爱好文学之士，江淹在南兖州做过景素的僚属，后淹因事系狱，自狱中上书，“景素览书，即日出之”（《南史》本传）。景素出镇荆州，江淹从之镇，其时约当公元472年（明帝泰豫元年）至公元474年（后废帝元徽二年）间，江淹集中写荆山汉水风物的诗即作于这几年。
全诗十六句，前八句着重写景，绘出关山重叠、烟水苍茫的秋色图卷；后八句转向抒情，抒发归路迢递、飘零自伤的忧思情怀。首联总领写景，开头即以“怅然”点明此行抑郁惆怅的心境，为全诗定下了基调。“汉北”则交代地点。诗人回首眺望“岨山田”，触景生情，引出了这篇诗章。“沄沄”，水流回转貌，如《楚辞》中汉王逸《九思·哀岁》云：“窥见兮溪涧，流水兮沄沄。”此联写群山绵延，高下参差，溪涧沟壑，纵横错互的景象，气势壮观雄伟。“沄沄”状水之蜿蜒曲折，“参差”写山之错落耸峙，“百重”以对“万里”，均形容其广袤。此联从不同的方面写出了荆襄山水博大雄奇的姿态。
如果说上联是写其全貌的话，那么下一联则进一步从地理形势上烘托出景物的特色。诗人的眼光已不局限于荆襄一地，而是放眼远眺，神游故国，西北至秦陇，东南至吴越。荆山居江汉平原之西鄙，雄关险隘，屏障楚地，迤逦至西北则是秦岭大巴山和黄土高原，而江汉平原又如同通向长江三角洲的门户，河川网络犹如血脉相连。这一联概括了荆襄江汉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实有深意存焉，这一点在下面再加揭示。从用笔看，这一联也是工整的对偶，动词“带”与“冠”尤为传神，前者展现了层峦逶迤的壮阔景象，后者描画出浮云笼罩的南国风光。出句以雄关绝塞表现出苍茫凝重的格调，而对句则以云烟连绵传达出旖旎曼妙的情思，这一对比如同宋代山水画中荆浩、关仝的叠嶂丘壑之于董源、巨然的淡烟轻岚，色彩迥异的意象构成的对偶，避免了合掌雷同，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
下一联笔势收拢，又落到了眼前的草木之上。草色转为枯黄，好像将原来的翠绿收藏起来了，故谓之“敛”；“穷水”乃荒远之水，它与草色共同构成了一个秋气肃杀的意境。“木叶”句令人想起《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变”的修辞又令人忆及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警策：“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木叶纷纷坠落，改变了原先水木交映的河上景色，此处妙在将“变”用作使动词，造语不同凡响。事实上整个这一联都有模拟谢诗的痕迹，虽然彼写春景，此拟秋色，但都表现出星移物换的微妙变化。当然江淹之句难以与谢诗的自然天成相比拟，其得之模拟，终落第二义。“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钟嵘《诗品》），于此可见一斑。
“草色”一联已暗逗秋意，到“秋至”一句则点明秋天的来临。这一句也是化用《湘夫人》中开头的句子：“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这两句在《湘夫人》中原与上引的两句紧相衔接。这里，在表现秋色由晦转明时，诗人通过化用的意象成语的内在联系，使诗的上下两半意脉贯通，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部分。诗人宦游他乡，故以“客人”自称；“伤婵娟”则是悲伤帝子在此清秋时节降临水边，伶俜飘零。“目眇眇兮愁予”，她那忧伤的目光使诗人油然而生同病相怜之情。“婵娟”，姿态美好貌，在此指代帝子，亦即神女。江汉间流传着许多惝恍迷离的神话传说，像郑交甫于汉皋遇二神女，解佩相赠之事即是其一。据《水经注·沔水》载，襄阳县北之方山，“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方山之异名也。”可见诗人化用楚辞并非凿空而道、无中生有，而是切合其地方人文特色的。
下一联写其欲归不成，归途漫漫之感。“试访”犹言“欲访”；“淮海使”，扬州的地方长官。东晋以还，北人南迁，多聚居于扬州一带，所谓的侨置州郡也多设于此。史载江淹“起家南徐州从事”，又曾“随景素在南兖州”，“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南史》本传），上述两个侨置州在刘宋时即以京口、广陵为治所，诗人故将淮海视为自己的故乡。“蓬驱”句以蓬草自况，蓬草的飘转不定正如其无止境的游宦生涯。飘蓬的意象由来已久，而建安诗人尤喜用之，如曹植的《杂诗》云：“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迥飚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几可作此句诗的注脚。“旌心”即心旌，语出《战国策·楚策》，意谓中心不安如悬挂的旌旗飘摇不定。“徒自悬”犹言内心的悬念不安只是自费苦心，徒劳无益。此处诗人也有其言外之意，且留待下面一并交代。
最后一联感叹岁月蹉跎，忧多伤身。“若华”犹言“若英”，即若木之花。若木是神话中生长于西方日入处的树木。《山海经·大荒北经》称：“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若木之光华后人也用来指时光。《离骚》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屈原的举动，据王逸的解释，是“折取若木，以拂击日，使之还去”，“或谓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过也”（《楚辞章句》）。总之，都是挽留光阴之意。诗人在此感叹，光阴如逝水无情，即使想借助若木加以挽留，也是徒劳无谓，忧思丛集，只会使自己伤神减寿。诗的最后这种深沉的忧伤与开头的“怅然”相呼应，令读者久久回味。
那么诗人的忧伤又是因何而生的，联系其身世遭遇就不难明白这种感情的内涵。他对刘景素深怀知遇之感，此时正随刘在荆州任上。荆州地处上游，为扼制东南的军事重镇，刘在僚属的劝唆下图谋反叛，江淹苦谏而景素不纳。谏云：“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梁书》本传）殷鉴不远，东晋桓玄据荆州谋反即遭败亡，诗人预感到景素覆灭的下场，因而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后来景素移镇京口，果然兵败被杀，江淹则因受贬而幸免于难。所谓“旌心徒自悬”正表现出诗人苦谏不从的忧虑。
前人称江淹之诗“悲壮激昂”（李调元《雨村诗话》），“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刘熙载《艺概》），洵为的论。此诗前半写山河之壮伟，地势之重要，本应是拱卫中枢的屏藩，现在却酝酿着一场动乱，故后半倾诉出深沉的忧伤，其中既有身世感怀，又有国事之慨。深沉的忧思与雄峻的山河相为表里，故有悲壮之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多处化用了楚辞的意象与成语，这不光是一个修辞问题，更主要的是诗人与屈原的情思相通。荆州治所江陵即为楚之郢都，屈原青年时代被谗去郢，即向北流浪，至于汉北，所谓汉北即樊城一带（据林庚考证，参见其《民族诗人屈原》一文）。这和江淹所处的地域正好吻合，屈原的忧国伤时不能不激起诗人的共鸣。江汉流域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为诗人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载体，他之化用楚辞也就十分自然，由此也增强了全诗的悲剧色彩。
此词咏怀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也可以说是感情失败后的回思和反省。联系到柳永的生平经历，词的主人公应为他自己和他的妻子。
词的上片写词人与妻子发生矛盾的过程。“如花貌”，写妻子的美貌，看来词人的妻子是位非常漂亮的女子。“当来便约，永结同心偕老”，这是当初见面定情的誓言，两人曾约定，要永结同心，白头偕老。接下来，词写词人的重情，妻子“为妙年”，“俊格聪明”，柳永对她“偕方怜爱”。词写到这里，柳永夫妻之间的恩爱生活便写完了，这本是神仙眷侣般的生活，然而却藏有隐患。词以“何期”来转笔，写妻子心性浅薄，不重誓约。妻子“心性近”，这里却用了“养成”一词，也就是说妻子的这种心性是婚后养成的，这说明柳永在责怪妻子的同时也在责怪自己，因为自己的“偕方怜爱”，才导致妻子的“心性近”。尽管如此，两人的矛盾似乎已不可调和，“渐作分飞计料”，已经有了分手的打算了。
词的下片写词人与妻子分开之后，渐渐感觉后悔。“稍觉因情难供”二句接上片写其发生矛盾之后的心态，词人因为爱情难以维持而急恼。然而接下来，“争克罢同欢笑”词笔一转，以反问的语气说自己怎能忘记之前一起有过的欢笑，这段感情自己虽然使自己急恼却是难以中止。“已是断弦尤续”二句又进一步，以“断弦”和“覆水”两句俗语写两人的爱情已无法挽回。如此反复，生动地写出了词人心理的曲折心路。“常向人前诵谈”二句转而写妻子，妻子常常向别人述说两人曾经的往事，又时常寄信过来。两人似乎都有悔意，所谓打不散的夫妻，于此可见一斑。“漫悔懊”二句又折回来，思索这段感情究竟因何步入了这般不可收拾的地步。
整首词一步一进，一步一转，在记写这段爱情经历的同时，又抒发着内心的惋惜与自责。这样一首词，虽没偕大意义，也算不上什么好词，但写的真实、自然，平常人的情感，平民化的内容，世俗化的语言，富有生活气息。
这是一首歌咏宫廷生活而有所托讽的诗。
“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支。”一两句描绘宫廷中的歌舞场面，正点题目。汉代未央宫有披香殿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歌舞过的地方。唐代庆善宫中也有披香殿，“新殿”或取义于此。但此处主要是借这个色彩香艳而又容易唤起历史联想的殿名来渲染宫廷歌舞特有的气氛。对于披香殿前的歌舞，诗人并未作多少具体的铺叙，而是着重描绘了“珠箔轻明拂玉墀”的景象。珠箔即珠帘；玉墀指宫殿前台阶上的白石地面。轻巧透明的珠帘轻轻地拂着洁白的玉墀，这景象在华美中透出轻柔流动的意致，特别适合于表现一种轻歌曼舞的气氛，使人感到它和那些“斗腰支”的宫妓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斗腰支”三字，简洁传神，不仅刻画出宫妓翩跹起舞的柔媚之态，而且传出她们竞媚斗妍、邀宠取悦的心理状态。同时，它还和下两句中的“鱼龙戏”、“偃师”，在竞奇斗巧这一点上构成意念上的关联。不妨说，它是贯通前后幅，暗示全诗主旨的一个诗眼。
“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三、四两句突转，集中托讽寓慨。“鱼龙戏”，本指古代百戏中由人装扮成珍异动物进行种种奇幻的表演。《汉书·西域传赞》颜师古注云：“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可见这是一种变幻莫测、引人注目的精彩表演。不过，从题目“宫妓”着眼，这里的“鱼龙戏”恐非实指作为杂技百戏的鱼龙之戏，而是借喻宫妓新颖变幻的舞姿。末句的“怒偃师”用了《列子·汤问》的一则故事；传说周穆王西巡途中，遇到一位名叫偃师的能工巧匠。偃师献上一个会歌舞表演的“假倡”（实际上是古代的机器人），“钡（抑）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穆王以为是真人，和宠姬盛姬一起观赏它的表演。歌舞快结束时，假倡“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穆王生气，要杀偃师，吓得偃师立即剖解假倡，露出革木胶漆等制造假倡的原料，终于免祸。三、四两句是说，等不到看完宫妓们那出神入化的精彩表演，君王就要对善于机巧的“偃师”怒气冲冲。
原故事中的偃师是一个善弄机巧的人物，但他却差一点因为弄巧而送命。这种机关算尽、反自招祸患的现象具有典型意义。诗人用偃师故事，着眼点正在于此。诗中的宫妓和“偃师”的关系，相当于原故事中倡者和偃师的关系；而诗中所描绘的“斗腰支”、“鱼龙戏”，又正相当于原故事中倡者的歌舞，所突出的正是偃师的机巧。那么，透过“不须”、“终遣”这两个含意比较明显的词语，可以看出，诗中所强调的正是善弄机巧的偃师到头来终不免触怒君王，自取其祸。如果把这首诗和《梦泽》、《宫辞》等歌咏宫廷生活而有所托讽的诗联系起来考察，便很容易发现“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莫向樽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和“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之间有着十分神似的弦外之音。宫廷歌舞原是政治生活的一种隐喻；而迎合邀宠、红粉自埋的宫女，一时得宠、不管将来的嫔妃，和玩弄机巧、终自召祸的偃师，则正是畸形政治生活的畸形产物。在诗人看来，他们统统是好景不常的。
陆游有4万多首传世，其中有一百多首是写给自己孩子的。当然，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那首“死去元知万事空”。不过更多的则是教育孩子的“鸡娃诗”。根据《陆游年谱》，陆游共有七子：长子陆子虞，次子陆子龙，三子陆子修，四子陆子坦，五子陆子约，六子陆子布，七子是陆子聿。这些诗大多数是陆游晚年闲居浙江山阴老家时写给幼子陆子聿的，包括题中这首应该也是。
陆游真的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明时”、因此不必读书求仕吗？答案恐怕一言难尽。
陆游出身于官宦世家，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28岁的陆游到临安参加锁厅考试（现任官员及恩荫子弟的进士考试），为陆游的才华所深深打动的主考官陈子茂阅卷后取为第一，但是因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参加了这次的考试，位居陆游名下，本来秦桧想授意主考官陈之茂让自己的孙子当第一，结果秦桧大怒，欲降罪主考官。因此主考官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找理由不取陆游，陆游的第一次科举仕途就这样被斩断了。接着到了次年（公元1154年），陆游又参加礼部考试，秦桧又指示主考官不得录取陆游。这次殿试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秦埙也没有得到状元，状元被另一位才子张孝祥（这位也是高考出题常客）夺得，同榜中进士的有范成大、杨万里、虞允文。
这个挫折对陆游的一生打击非常大。后来虽然他也获得了进士出身，但在仕途上与张孝祥、范成大、杨万里、虞允文这几位同时期的大文豪相比，已经是先天不足。最终他在漫长的一生中，仕途只能停留在中低级官员上徘徊。
从个人经历上来说，陆游仕途不顺，北伐之志难伸，不可能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明时”；但另一方面，陆游所在的南宋中前期，大的局势还算安稳，相对来说没有大的内外战乱，而陆游在这里是教育自己的孩子，当然要适当传播“正能量”。所以“明时”在这里只是一句套话而已。“禄食无功我自知，汝曹何以报明时？”其实是在说：你们爸爸我没有本事（虽然本该是高考状元，凡尔赛啊），只拿着一份死工资，没给国家做出什么大贡献；你们可不要和我一样哦！古往今来天底下爱说这种话的爸爸恐怕很多。所以，“何以报明时？”这个设问已经清楚表明了陆游的态度：他可决不是希望儿子们甘当农民的。正是因为现在是“明时”，才更要读书出仕。“报明时”，换成今天的时髦正能量话语就是：不要辜负这个时代。所以“生逢“明时”不必读书求仕”的理解当然是错误的。
但是后面的“为农”“躬耕百亩”“七月诗”又怎么理解呢？这还是回到诗的主题，这是一首鸡娃诗，是为了给儿子讲解”六经”特别是《诗经》的。儒家传统认为，六经中有关农事的内容，与治理国家是一脉相通的，所谓“为农为士亦奚异”。一边躬耕一边读书，就是学以致用，是儒家理想中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