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汲谋稻粱，欲去行且止。
渊明真达者，解印如脱屣。
五斗何足云，可但折腰耻。
我尝慕其人，出仕亦漫尔。
客行入岁晏，田稼逢水毁。
逝者既如斯，吾属可去矣。
肯负白鸥盟，西湖钓秋水。
汲汲谋稻粱，欲去行且止。
渊明真达者，解印如脱屣。
五斗何足云，可但折腰耻。
我尝慕其人，出仕亦漫尔。
客行入岁晏，田稼逢水毁。
逝者既如斯，吾属可去矣。
肯负白鸥盟，西湖钓秋水。
这是一首寻春的小词。作者并未开门见山地道出他的寻春感受，而是在小词的开端，娓娓如话家常，将读者逐渐引入胜境：“着意寻春懒便回，何如信步两三杯？”抱定了寻春的目的四处寻找，不如喝上几杯酒，在家门附近和春光不期而遇。其实，辛稼轩自己就是那种“着意寻春”的人。为了寻春，他风雨无阻，阴晴不避：“莫避春阴上马迟，春来未有不阴时。”（《鹧鸪天》）作者“柳外寻春，花边得句”（《满庭芳》）。他寻求、欣赏春天的妙趣，真可以说达到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程度。而令人困惑的是，在此《鹧鸪天》小词中，他不但一开端就否定了“着意寻春”的佳处，而且还进一步辩解道：“山才好处行还倦，诗未成时雨早催。”作者又说：刻意游春之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见到“山才好处”，人却已经疲惫不堪了，哪里还有十足的精神去赏春呢？有的时候，人的诗思还未成熟，而一场急雨却过早地来催他做诗，那诗就不可能做得好。
词题为“鹅湖归病起作”，说明作者前不久游览了名胜鹅湖山（今江西铅山县东）。从鹅湖归来后，他生了病。这一次他病得大概还不轻，性情倔强的词人不得不卧床休养了。一贯主张抗金、恢复失地的辛稼轩自被朝廷罢黜后，常常借游山水来消除心中愤懑。现在他大病初愈，暂且无力出游，只好大唱“着意寻春”大可不必的高调了。辛稼轩虽然不能远游寻春，却在病愈初时徘徊于家门附近之际，感受到了一种他从未如此强烈感受过的蓬勃春意，使他获得了意外的惊喜。
作者在词之上阕并未明言他寻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春意，而是有所保留，正见出此春意的宝贵。这也正是稼轩词艺术表达的曲折含蓄处。若问辛稼轩如今在村头到底有何得，可先看他南渡这多年后每年寻春都寻到了什么。翻检稼轩长短句，会发现到处是这类词句：“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籍。”（《满江红·暮春》）“可惜春残风雨又”（《蝶恋花·点检笙歌多酿酒》）。“闻道春归去，更无人管飘红雨”（《惜分飞·春思》）。在作者的春词中，春天总是那么满纸满行的娇软脆弱！年年盼春、游春的辛稼轩，虽然饱览着春的千姿百态，但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娇春却给他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下阕写词人移动着刚刚病愈的身体，手拄竹杖，穿上草鞋，向家门附近的田野漫步走去。“携竹杖，更芒鞋”，创造出轻松而随便的氛围，为下面与乡村春色猝然相遇时的喜悦心情做了不露痕迹的铺垫。
走着，走着，蓦地，若干亮色映入了作者的眼睛。词人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些在野草中间开放的野蒿花。这些不入品流、无人护理的花儿，这儿几朵，那儿一片，沐浴着春风，颜色鲜亮，别有一番健康秀美的魅力。“朱朱粉粉”，用语特妙。它把花儿鲜明的颜色和生气蓬勃、随处自由开放的特点简洁地描绘出来，也把词人与野花不期而遇时的喜悦心情含蓄地透露出来，大有“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味道。作者在欣赏乡村花朵那无拘无束之形式美的背后，还有对它们的一种理性的思考。此次鹅湖归来，他已从乡村景物中获得了深沉的启示：“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城中娇嫩的桃李之花是经不起风雨的，只有在乡野溪头久沐风雨、倔强生长的荠菜花一类的花朵，生命力才更为长久，才真正启示着春天的奥秘。明晓了稼轩对人生的这种思考，我们就会接触到他目睹野蒿花时心灵中更深一层的东西。
当词人正为野蒿花所吸引的时候，另一番景象又把他的视线吸引了去：“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一些有说有笑的归宁女子，正沿着长满桑树的田间小路走过来了。这两句写得很美，“柔”字尤为巧妙传神。它不但状出桑叶之嫩，春光之新，而且衬托出村女那柔美的容貌、步态和笑声。这些村女快要回到娘家看到亲人了，所以心情是甜甜的，笑声是美美的。她们的笑声，感染着词人。这是农村淳朴自然、充满生命活力的美好场景。他不禁驻足倾听，若有所思。这就是辛稼轩寻找到的春天。春天在乡野之花中，在村女的步履中，笑声里。
这村女便是春天的化身。如果把这“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和作者同期所作另一首《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中的“青裙缟袂谁家女，去趁蚕生看外家”相比较，便可发现，前者和后者在时间（寒食节）、景物（桑蚕）、人物（女）、语气（谁家）诸方面，都有着和谐的一致。所不同之处，是前者侧重于其音容的纯真无邪（笑语柔桑），后者则突出着其穿着的素朴无华（青裙缟袂）。然而这纯真无邪的“笑语”与素朴无华的“青裙缟袂”，本是统一于村女之纯朴的特质之中，原不可分割的。明乎此，便可断知，彼天真无邪的“笑语柔桑”之女，原也是衣着朴素的“青裙缟袂”之女。这两首《鹧鸪天》中的村女形象正可参照合读。“青裙缟袂”化用苏轼诗《于潜女》：“青裙缟袂于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沙鬓发丝穿杼，蓬沓障前走风雨。……逢郎樵归相媚妩，不信姬姜有齐鲁。”诗中的于潜（旧县名，在杭州西）女，足不穿鞋，在风雨中穿行，体魄强健，风貌古朴，爱情真挚，其气质，足使齐鲁之贵族妇女相形见绌；其“青裙缟袂”，也成为了善于抗击风雨、具有春天般活力的一类人物精神的象征。而当辛稼轩将苏诗“青裙缟袂”之意象引入其词章中时，他便赋予了村女一种和苏诗中于潜女同样的品格，和他称颂的荠菜花、野蒿花同样的品格——在风雨中顽强生存、获取着持久的生命力的品格。作者被村女那普通而又不平凡的装束和充满生气的笑语所触动的秘密也就在于此。
这种景致出现在稼轩词中是有很深刻的社会生活背景的。作者南渡以来每年都在寻春，他在大量的寻春词章中寄寓着他的炽热的报国理想。他曾不遗余力地写奏折，提出抗金种种策略。然而，事实却告诉他，南宋的偏安小朝廷，很像是城中娇弱的桃李之花，经不住风雨的考验，这使他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如今在罢黜闲居之时，他目接着乡野之花与青裙缟袂之女，心中的希望之火又一次被点燃。春，存在于神州广大的乡野之中。这是辛稼轩此次寻春之最深刻的感受。
文章起首一段极力描绘“醉乡”中的种种颠倒迷乱情状。从表层意义上看，所谓“醉乡”不过是酒醉后的荒唐情态；但总观全文，便可悟出，作者是以此暗指整个清代社会。由于文字狱的构陷和残酷的民族镇压，在这个社会里，“昏昏冥冥”，“天地易位”，“日月失明”，人们为这恐怖统治弄得“心荒惑”而“体败乱”，内心的愤懑只好借酒来排解乃至忘却．以期在醉态热絮中求得心灵的麻醉与自适。
正因为出于这样一种立意，文章在对“醉乡”作了一番着意描绘之后，便进而改用议论的笔墨对这种处世态度进行分析。饮酒无度，以醉酒来逃避现实，这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西晋的刘伶与阮籍等即是如此。他们所以借酒浇愁，其原因便在于“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司马氏篡魏之后，为迫使曹魏旧臣拥戴新政权，承认它的合法性，便滥杀无辜，杀人之多，以致他们的后人东晋明帝司马昭闻之，都吓得“复面箸床”。政治的黑暗和恐怖，迫使土族知识分子纷纷设法全身远祸，“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写西晋意在影射现实，文章极隐蔽地揭示出主旨：产生作者所见“醉乡”的缘由，便是清军入关并建立异民族政权，清代统治者和西晋王朝的统治者一样的凶残。对处于严酷专制下的臣民来说，这完全是不见底的深渊。至此，文章一笔折转，斩钉截铁地说：“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所谓“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倘以祥”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而亡国的苦痛，民族的耻辱是绝不可能真正被忘却的。然后，文章再推进一层，剖析“可以解忧”的说法，“夫忧之可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可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这节议论，激切峻急，纵横恣肆，语语转，笔笔紧，层层推进，剖析入微。
文章第三部分是全文主旨所在，作者写此文的目的，是意在针砭荒惑败乱者，唤醒尚有爱国良知者，称扬那些“不入而迷”者，鼓动人们起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所以他沉痛呼号：“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社会尽管已是如此，但志节之士依旧大有入在，作者厉声斥骂那些荒惑败乱者为“真醉乡之徒”时，就是号召人们做那清醒而坚定的志节之士。
这篇《醉乡记》和《河墅记》、《芝石记》等一样，都是浑然而一、神气流通的作品。终天不没的浩然正气和独特的结构形式全然混合为一，显得特别完美。为了避免文字狱，作者匠心独运，采用以虚写实的手法，通篇不离“醉乡”，又笔笔都在写现实，写醉乡是虚，写现实是实。既含蓄深沉又痛快淋漓，充分展现出了作者内心既想归隐林泉，又不甘民族沉沦的矛盾和苦痛。
词的上片指出襄樊战事的形势。度宗咸淳四年（1268）九月，元兵筑白河城，始围襄樊。九年（1273）正月，樊城破，二月，襄阳守将出降。“襄樊四载弄千戈”，襄樊战事迄今已经四年，时城虽被围困，但仍未破。守城军民屡次向朝廷求援，但窃居相位的贾似道却置之不理。唐代诗人王维唱过“襄阳好风口”（《江汉临泛》），李白也曾歌唱道：“江城回渌水， 花月使人迷。”（《襄阳曲四首》其一）可是，如今在元兵的重围下，“不见渔歌，不见樵歌”，和平安乐的生活被破坏，再也听不到动听悦耳的渔歌、樵歌，更不用说诗人们的吟唱了。“襄阳之围，食子爨骸”（《随隐漫录》），到处是一片悲哀的呻吟。四年的战事并不算久，但为了守城而耗费的钱粮不知多少。 “金也见磨，谷也见磨”，除了这层意思外，还隐含着贾似道和元人密约，向他们输绢纳币的一层意思。向元人输金谷称臣求和，既不能挽救裹樊的命运，也挽救不了南宋朝廷的命运。
下片，词人笔锋一转，尖锐地指出襄樊战事危如累卵，可能遭致失陷的根溉，是因为奸臣贾似道之流“权奸方怙权妒贤，沉溺酒色”（《随隐浸录》）。“柘枝不用舞婆娑”，据《乐苑》记载：“柘枝舞曲，用二女童，帽施金铃，扑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坼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雅妙者也。”柘枝舞婆娑，金铃莲花，童女对舞，本来美妙无比，然而词人却重重地下了“不用”二字，对于置前方战事不顾，成天沉溺于酒色的贾似道等人来说，曼舞轻歌正是他们的丑处、恶处。‘“丑也能多，恶也能多”，这真是一种够丑够恶的行为了。“朱门日日买朱娥，军事如何？ 民事如何”，进一步揭露这伙人的丑恶灵魂。“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其中”（《宋史·奸臣传》）。贾似道之流劫买美女，把她们送入朱门深院，高筑楼阁，广置亭榭，歌舞婆娑，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襄樊被困，军事、民事如何！ 这是一种强烈感愤的语气，贾似道坐视不救，襄樊危在且夕，军民命运可知。后方权臣的荒淫无耻，与前方战事的危急，形成异常鲜明的对比，从而强烈地表达了词人对战事国事的焦虑，以及对当道者的罪恶所进行的尖锐的抨击。
全词文字直质。词人丝亳也不掩饰他的激愤之情，还很巧妙地运用《一剪梅》词上、下片二三、五六句同声同韵的特点，重叠地运用了“不见”、“也见磨”、“也能多”、“如何”四个词组来加重语气和感情的深度，也使整首词更富有讽刺的意味。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