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诗的主旨,《毛诗序》云:“《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刘之业,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焉。”三家诗义同。关于“受祖”的意思,唐孔颖达疏云:“言文王受其祖之功业。”清魏源《诗古微》说是“祭祖受福”。而宋朱熹《诗集传》以为此诗内容是“咏歌文王之德”,其《诗序辨说》又谓“《序》大误,其曰‘百福干禄’者,尤不成文理”。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则既斥《毛序》所说为“梦呓”,又不满《诗集传》“语殊泛泛”,认为“此盖祭祀受福而言也”,“上篇(指《大雅·棫朴》)言作人(《大雅·棫朴》第四章有“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之句),于祭祀见一端;此篇言祭祀,而作人亦见其极盛”。而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将此诗视为一首“歌颂周文王祭祖得福,知道培养人才的诗”。
此诗全篇共六章,每章四句,以“岂弟君子”一句作为贯穿全篇的气脉。首章前两句以旱山山脚茂密的榛树楛树起兴,也带有比意。毛传解曰:“言阴阳和,山薮殖,故君子得以干禄乐易。”郑玄笺云:“林木茂盛者,得山云雨之润泽也。喻周邦之民独丰乐者,被其君德教。”他们从君与民两方面申说,讲得都很透辟。后两句“岂弟君子,干禄岂弟”,如郑玄笺所说,意为君主“以有乐易之德施于民,故其求禄亦得乐易”,也就是说,因和乐平易而得福,得福而更和乐平易。前事之因适为后事之果,语有深意。
第二章起开始触及“祭祖受福”的主题。“瑟彼玉瓒,黄流在中”两句,玉之白与酒之黄,互相映衬,色彩明丽,由文字而产生的视觉效果极佳,因此姚际恒评之为“华语”(《诗经通论》)。
第三章从祭祀现场宕出一笔,忽然写起了飞鸢与跃鱼,章法结构显得摇曳多姿。“鸢飞戾天,鱼跃在渊”,表层语义极其明晰,但深层语义则不易索解。郑玄笺云:“(鸢)飞而至天,喻恶人远去,不为民害也;鱼跳跃于渊中,喻民喜得所。”但在注《礼记·中庸》所引这两句诗时,他竟又说:“言圣人之德,至于天则鸢飞戾天,至于地则鱼跃于渊,是其明著于天地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讥之为“随文解释”。而王氏书中认可的代表《鲁诗》说的汉王符《潜夫论·德化》则解释为:“君子修其乐易之德,上及飞鸟,下及渊鱼,罔不欢忻悦豫,又况士庶而不仁者乎。”(释下面的“遐不作人”之“人”为“仁”)因为既然王氏认为《大雅·棫朴》“遐不作人”一句中的“作人”是“作养人材”的意思,那么此诗中的“遐不作人”句自然说的也是培养人才之事,不当另释“人”为“仁”。“鸢飞戾天,鱼跃在渊”,实际上说的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意思,象征优秀的人才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因此下面两句接下去写“岂弟君子,遐不作人”,也就是说和乐平易的君主不会不培养新人让他们发扬光大祖辈的德业。
第四章在第三章宕出一笔后收回,继续写祭祀的现场,“清酒既载”与第二章的“黄流在中”断而复接,决不是寻常闲笔。这儿写的是祭祀时的“缩酒”仪式,即斟酒于圭瓒,铺白茅于神位前,浇酒于茅上,酒渗入茅中,如神饮之。接下去的“騂牡既备”一句,写祭祀时宰杀作牺牲的牡牛献飨神灵。有牛的祭祀称“太牢”,只有猪、羊的祭祀称“少牢”,以太牢作祭,礼仪很隆重。
第五章接写燔柴祭天之礼,人们将柞树棫树枝条砍下堆在祭台上作柴火,将玉帛、牺牲放在柴堆上焚烧,缕缕烟气升腾天空,象征与天上神灵的沟通,将世人对神灵虔诚的崇敬之意、祈求之愿上达。对于这样的君民,昊天上帝与祖宗先王在天之灵自然会有“所劳矣”,自然会赐以“景福”。
于是最后一章,在第一章、第三章之后三用比兴,以生长茂密的葛藤在树枝树干上蔓延不绝比喻上天将永久地赐福给周邦之君民。葛藟之“莫莫”与榛楛之“济济”,一尾一首两用叠字词,也有呼应之妙。最后一句“求福不回”,一般有两解:或解作求福“不违背先祖之道”(郑玄笺),或解作“求福不以邪道”(高诱注《吕氏春秋·知分》所引此诗)。
此诗通篇弥漫着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这和祭祀的庄严仪式是相匹配的。从自然风物描写来看,既有“榛楛济济”,也有“莫莫葛藟”,一派风光。从祭祀场面来看,既有玉瓒黄流,又有清酒骍牡,色彩斑斓。从诗人内心来看,既有“福禄攸降”的良好祝愿,又有“遐不作人”的强烈期盼。诗章虽短,但内涵颇丰。
“送客时,秋江冷。商女琵琶断肠声。可知道司马和愁听。”瑟瑟秋水,朗朗秋月,江滨送客,以酒饯行,歌女弹着送别的曲调,牵引出作者万般的离愁别绪,和着愁绪倾听着这断肠的曲调,时问仿佛己倒流,依稀可见当年唐朝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时,浔阳江头夜送客,写下《琵琶行》的情景。如今作者身临其境,郁郁不得志的遭遇使之对此诗产生了真切的共鸣。
“客乍醒”,是小令的收尾之笔,也是整篇的高潮,虽言“客”醒,实则主人和客人都己醒来。明写从酒中清醒过来,暗指作者从宦游生涯中醒来,产了强烈的隐归山野之心。一个“醒”字,表明了作者的醒悟,猛然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已到此为止,再在宦海沉浮已无多大意义,只有隐归山林,享受山村野趣,才是自己应该选择的道路。
词人把自己的经历、感受融迸了对历史往事的追思中,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沉浮宦海、郁郁不得志所产生的矛盾心情,这也是元代下层文人的普遍情绪。
本首小令怀古伤今,虽然篇幅较短,但辞句清淡,韵味悠长,与白居易的《琵琶行》一脉相通,表现出略带忧伤的官场失意情思。
《全唐诗》卷二三九与卷一五〇均录此诗,作者一为钱起,一为刘长卿。一般选本多编在钱起集下。
此诗开篇点题。“谷口”二字,暗示了题中“故山草堂”之所在;“春残”二字,扣题中“暮春”;以下几句都是“归”后的所见所感,思致清晰而严谨。谷口的环境是幽美的,诗人曾说过:“谷口好泉石,居人能陆沉。牛羊下山小,烟火隔云深。一径入溪色,数家连竹阴。藏虹辞晚雨,惊隼落残禽。”(《题玉山村叟屋壁》)春到谷口,更是别具一番景色。然而,此次归来却是“春残时节”,眼前已是黄鸟稀,辛夷尽,杏花飞了。木兰花比杏花开得早,所以诗说“辛夷花尽杏花飞”。一“稀”、一“尽”、一“飞”,烘托出春光逝去,了无踪影的一派空寂、凋零的气氛。
然而,在这冷落寂寥的氛围中,诗人都却喜地发现窗前幽竹,兀傲清劲,翠绿葱茏,摇曳多姿,迎接它久别归来的主人。诗人禁不住吟诵出:“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怜爱的就是幽竹“不改清阴”。“不改清阴”,极其简练而准确地概括了翠竹内在美与外在美和谐统一的特征。“月笼翠叶秋承露,风亚繁梢暝扫烟。知道雪霜终不变,永留寒色在庭前”(唐求《庭竹》)。“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竹石》)。诗人们讴歌的都是它“不改清阴”的品格。在这首诗中,钱起正是以春鸟、春花之“改”——稀、尽、飞,反衬出翠竹的“不改”,诗人爱的是“不改”,对于“改”持何态度,当然就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诗的一、二句并没有赞美春鸟、春花之意,更没有为它们的消逝而惋惜,而是在感慨它们随春而来,随春而去,与时浮沉,不能自立于世的品性。
“画有在纸中者,有在纸外者”。诗也可以说有在言中者,有在言外者。“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以流水对的形式,用由人及物,由物及人的写法,生动地抒发了诗人的怜竹之意,和幽竹的“待我”之情。在这个物我相亲的意境之中,寄寓了诗人对幽竹的赞美,对那种不畏春残、不畏秋寒、不畏俗屈的高尚节操的礼赞。所以它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它那深刻的蕴涵又给人无穷的回味。前人说:“员外(钱起)诗体格新奇,理致清瞻。文宗右丞(王维)许以高格”(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或许指的就是这一类诗。
这首诗是诗人借寻春迟到,芳华已逝,花开花落、子满枝头,喻少女青春已过,含蓄委婉地抒发机缘已误,时不再来的惆怅之情。此诗通篇采用“比”的手法,形象生动,含蓄自然,耐人寻味。
全诗围绕“叹”字着笔。“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两句写寻春之人的怅惘,是主人公的自叹自解,抒写自己寻春赏花去迟了,以至于春尽花谢,错失了美好的时机。首句的“春”犹下句的“芳”,指花。而开头一个“自”字富有感情色彩,把诗人那种自怨自艾,懊悔莫及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了。第二句写自解,表示对春暮花谢不用惆怅,也不必怨嗟。诗人明明在惆怅怨嗟,却偏说“不须惆怅”,明明是痛惜懊丧已极,却偏要自宽自慰,这在写法上是腾挪跌宕,在语意上是翻进一层,越发显出诗人惆怅失意之深,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懊恼至极的情绪。
“如今风摆花狼籍,绿叶成阴子满枝。”两句写自然界的风风雨雨使鲜花凋零,红芳褪尽,绿叶成阴,结子满枝,果实累累,春天已经过去了。似乎只是纯客观地写花树的自然变化,其实蕴含着诗人深深惋惜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