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反映妓女内心痛苦的作品，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写出。她诉说的对象，看来是一位属意于她的青楼过客。曲江是唐都城长安郊外的著名旅游胜地。女主人公自比“曲江柳”，当时就近取譬，可知她是长安的妓女。
作品开门见山。开头直截了当地奉劝那位男子不必多情。所谓“心偏”，相当于现代北方话的“死心眼”。后三句写出了女子这样决绝的原因。
从词中可以看出，女主人公对那位男子真诚相爱的表示是感激的；惟其感激，才投桃报李，坦率相劝。那男子，也许还是一个初涉青楼的年轻后生，不谙世事；而这女子，却是一位老于风尘的过来人，懂得生活的严峻。
她用否定的语气说出的“恩爱一时间”，表明她对于坚贞的爱情是向往的。但自己身为烟花女子，只有卖笑的义务，没有被爱和爱人的权利。她对那男子直言不讳，足见她心地善良，也说明了现实的黑暗和她作为妓女的深刻不幸。她拒绝了那男子真诚相爱的表示，也等于认可了自己永远不肯能得到真正爱情的不幸处境。
词中用比喻的手法，代替直接的叙述，是民歌惯用的手法，既贴切、形象，又符合妓女的身份，富有民歌的色彩，表明它是出自处于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之口。以青楼女子的口吻，奉劝男子不必多情，并以柳树自喻，表明自己沦落风尘的悲凉处境。此词一说是青楼女子对随意玩弄她们的男性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
这首小词不仅内容可取，而且结构相当完美。前人说“真诗果在民间”（李梦阳《郭公谣序》），此词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国风·豳风·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毛诗序》认为它的主题是“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陈奂《诗毛氏传疏》则认为是“周公遭管蔡之变而作”，两者时间相距甚远，似不可凭信。《汉书·地理志》云：“昔后稷封斄（lí），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据此，此篇当作于西周初期，即公刘处豳时期。
豳地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公刘时代周之先民还是一个农业部落。《七月》反映了这个部落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涉及到衣食住各个方面，它的作者当是部落中的成员，所以口吻酷肖，角度极准，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当时社会的风俗画，正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鸟语虫鸣，革荣木实，似《月令》；妇子入室，茅綯升屋，似《风俗书》；流火寒风，似《五行志》；养老慈幼，跻堂称觥，似庠序礼；田官染职，狩猎藏冰，祭献执宫，似国家典制书。其中又有似采桑图、田家乐图、食谱、谷谱、酒经：一诗之中，无不具备，洵天下之至文也！”凡春耕、秋收、冬藏、采桑、染绩、缝衣、狩猎、建房、酿酒、劳役、宴飨，无所不写，“无体不备，有美必臻，晋唐后陶、谢、王、孟、韦、柳田家诸诗，从未臻此境界”（引同上）。这一评价，基本上符合诗中实际。
诗从七月写起，按农事活动的顺序，以平铺直叙的手法，逐月展开各个画面。必须注意的是诗中使用的是周历。周历以夏历（今之农历，一称阴历）的十一月为正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以及四、五、六月，皆与夏历相同。“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即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蚕月”，即夏历的三月。皮锡瑞《经学通论》云：“此诗言月者皆夏正，言一、二、三、四之日皆周正，改其名不改其实。”戴震《毛郑诗考证》亦指出：周时虽改为周正（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岁首），但民间农事仍沿用夏历。这些说法，都是读者理解此诗时序的重要依据。
首章以鸟瞰式的手法，概括了劳动者全年的生活，一下子把读者带进那个凄苦艰辛的岁月。同时它也为以后各章奠定了基调，提示了总纲。朱熹《诗集传》云：“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后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终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终后段之意。”在结构上如此安排，确是相当严谨。所谓“衣之始”、“食之始”，实际上指农业社会中耕与织两大主要事项。这两项是贯穿全篇的主线。首章是说九月里妇女“桑麻之事已毕，始可为衣”。十一月以后便进入朔风凛冽的冬天，农夫们连粗布衣衫也没有一件，怎么能度过年关，故而发出“何以卒岁”的哀叹。可是春天一到，他们又整理农具到田里耕作。老婆孩子则到田头送饭，田官见他们劳动很卖力，不由得面露喜色。民间诗人以粗线条勾勒了一个框架，当时社会生活的整体风貌已呈现在读者面前。以后各章便从各个侧面、各个局部进行较为细致的刻画。
诗的二、三章情调逐渐昂扬，色调逐渐鲜明。明媚的春光照着田野，莺声呖呖。背着筐儿的妇女，结伴儿沿着田间小路去采桑。她们的劳动似乎很愉快，但心中不免怀有隐忧：“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首章“田唆至喜”，只是以轻轻的一笔点到了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这里便慢慢地加以展开。“公子”，论者多谓豳公之子。豳公占有大批土地和农奴，他的儿子们对农家美貌女子也享有与其“同归”的特权。这里似乎让读者看到汉乐府《秋胡行》和《陌上桑》的影子，虽然那是千年以后的事，但生活中的规律往往也会出现某些相似的地方。姑娘们的美貌使她们担心人身的不自由；姑娘们的灵巧和智慧，也使她们担心劳动果实为他人所占有：“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她们织出五颜六色的丝绸，都成了公子身上的衣裳。这又使读者想起了宋人张俞的《蚕妇》诗：“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四、五两章虽从“衣之始”一条线发展而来，但亦有发展变化。“秀葽”、“鸣蜩”，带有起兴之意，下文重点写狩猎。他们打下的狐狸，要“为公子裘”；他们打下的大猪，要贡献给豳公，自己只能留下小的吃。这里再一次描写了当时的阶级关系。五章着重写昆虫以反映季节的变化，由蟋蟀依人写到寒之将至，笔墨工细，绘影绘声，饶有诗意。《诗集传》云：“斯螽、莎鸡、蟋蟀，一物随时变化而异其名。动股，始跃而以股鸣也。振羽，能飞而以翅鸣也。”咏物之作，如此细腻，令人惊叹。“穹窒熏鼠”以下四句，写农家打扫室内，准备过冬，在结构上“亦以终首章前段御寒之意”。
六、七、八章，承“食之始”一条线而来，好像一组连续的电影镜头，表现了农家朴素而安详的生活：六、七月里他们“食郁（郁李）及薁”、“亨（烹）葵（葵菜）及菽（豆子）”。七、八月里，他们打枣子，割葫芦。十月里收下稻谷，酿制春酒，给老人祝寿。可是粮食刚刚进仓，又得给老爷们营造公房，与上面所写的自己的居室的破烂简陋适成鲜明对比。“筑场圃”、“纳禾稼”，写一年农事的最后完成。正如《诗集传》引吕氏所云：“此章（第七章）终始农事，以极忧勤艰难之意。”
到了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八章，诗人用较愉快的笔调描写了这个村落宴饮称觞的盛况。一般论者以为农夫既这么辛苦，上头又有田官监督、公子剥削，到了年终，不可能有条件有资格“跻彼公堂，称彼兕觥”。其实社会是复杂的，即使在封建社会的中期，农民年终时也相互邀饮，如宋代秦观《田居四首》所写：“田家重农隙，翁妪相邀迓。班坐酾酒醪，一行三四谢。”陆游《游山西村》诗也说：“莫笑田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七月》所写上古社会的西周村落生活，农闲之时，举酒庆贺，也是情理中事。
中国古代诗歌一向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较少。这首诗却以叙事为主，在叙事中写景抒情，形象鲜明，诗意浓郁。通过诗中人物娓娓动听的叙述，又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劳动场面、生活图景和各种人物的面貌，以及农夫与公家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西周早期社会一幅男耕女织的风俗画。《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这首诗正是采用赋体，“敷陈其事”、“随物赋形”，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读者仔细吟诵其中任何一章，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七月》是西周初年豳地（在今陕西旬邑县、邠县一带）的奴隶所做的诗歌。可能是因诗长，年代久远，有某些错简的地方，但基本次序还是清楚的。
全诗八章，每章各十一句，基本上是按季节的先后，逐年逐月地来写男女奴隶们的劳动和生活的。这首诗按时序叙事，很象是一首农历诗，类似后世民歌中的四季调或十二月歌。但由于它所叙述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奴隶们一年到头的繁重劳动和无衣无食的悲惨境遇，所以应把它看作是反剥削反压迫的诗篇。
第一章总括全诗，从岁寒写到春耕开始。七月火星向下降行，八月将裁制冬衣的工作交给妇女们去做，以备御冬。十一月天气寒冷了，北风刮在物体上，发出觱发的声响。十二月寒风“栗烈”，是一年最冷的时刻。而我们这些奴隶没有御寒的衣服，真不知如何过冬。好不容易熬到寒冬过去了，正月里我们开始修理农具。二月里举足下田，开始耕种。壮夫们在田里干着重活，女人和小孩们则承担着送饭的任务。看着我们这样卖力的劳动，那些奴隶主派来的农官感到很高兴。
第二章，写妇女们的采桑劳动。春天来了，开始暖和了，黄莺儿欢快地歌唱着。妇女们挎着深筐子，沿着桑间的小路，去采摘饲蚕用的嫩桑叶。春天昼长，妇女们辛勤地工作了很久，硕果累累，采了很多的桑叶。可是，妇女们突然悲伤起来了，因为她们看见贵族公子正朝这边走来，害怕被掳去而遭凌辱。末句反映了当时贵族蛮横的真实情况。
第三章，写妇女们的蚕桑纺织之事，并指出这是为贵族阶级做衣裳用的。蚕月即三月，三月开始修剪桑枝，拿起斧子，砍去那些远扬的枝条，然后攀枝再采摘些柔嫩的桑叶。七月伯劳鸟咕咕地叫着，仿佛在告诉人们后半年开始了，于是，八月里妇女们就动手纺织了。纺织品染着不同的颜色，有黑红色的，有黄色的，而最鲜亮的是朱红色的。可惜这些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贵族公子作衣裳用的。
第四章，写农事既毕，奴隶们还是为统治者猎取野兽。四月里远志结子了，五月里蝉儿鸣唱着。八月里作物开始收成，十月树木纷纷落叶。十一月开始出外射猎，以取狐貉皮来给公子做冬衣。十二月声势更浩大，集合起众人继续田猎。射得的猎物，小兽归奴隶们所有，大兽得献给统治者。
第五章，写一年将尽，奴隶们为自己收拾屋子准备过冬。五月里蝗虫动股起飞，六月里纺织娘鼓翅发声。蟋蟀由野入檐，由檐入户，由户入床下，鸣声愈来愈近，而天也愈来愈冷了。这时把屋里所有的空隙都堵好，然后用烟熏老鼠，把它赶出屋里；再把朝北的窗子堵上，把门缝用泥涂上，以防寒冷的北风。感叹我们和老婆孩子，往往农忙时就露宿在场上，到了冬日，天寒事毕，才正式回到房屋里来。
第六章，写奴隶们除农业外，还得从事各种副业劳动，以供统治者享用。同时，七月里还得采摘瓜类，八月里收取葫芦，九月里拾取芝麻，把这些都交给统治者。农奴们不够吃，只得用柴火煮些苦菜来养活自己。
第七章，写奴隶们农事完毕，还要为统治者修盖房屋。九月里修好打粮场，十月里纳粮入仓库。不论是先熟的作物，还是后熟的作物，是谷类，还是麻类，都得聚集起来送进贵族的仓库。收完庄稼之后，就去为贵族们修理住宅。白天去割茅草，晚上用此来搓绳子。等到替贵族们把住宅修好了，奴隶们又快到了春播的时候了。
第八章，写一年辛苦之后，还要大办酒宴，为统治者庆贺祝寿。十二月去凿冰，正月里藏入冰窖，以供来年夏天统治者消暑之用。等到农事已毕，打谷场已清扫干净，就大杀羔羊，大办酒宴，还得举着酒杯，登上公堂，高呼统治者万寿无疆。
《七月》这首长诗，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阶级压迫的图画。男女奴隶们一年到头无休止的劳动，结果都被贵族们剥夺得一干二净。读着这悲歌式的诗篇，我们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位被压迫的老年奴隶，面对面地向人们叙说着自己的生活境况，倾诉着血泪斑斑的历史。他对于自家和邻居们年复一年繁重劳动，苦难生活，倾诉得那么周全，那么悲切，虽然不敢流露出强烈的愤懑感情，但在倾诉中不时地夹杂着怨叹和悲哀，用活生生的事实来揭露奴隶主的罪恶和残酷。这些奴隶们虽然暂时慑于奴隶主的淫威，精神呈现出麻木状态，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怒吼起来，把积压在胸中的愤懑象火山似的喷泄出来。
此诗语言朴实无华，完全是用铺叙的手法写成的。
全篇围绕着一个“苦”字，按照季节的先后，从年初写到年终，从种田养蚕写到打猎凿冰，反映了一年四季多层次的工作面和高强度的劳动。语词凄切清苦，仿佛是在哭吟着一部沉重的历史。但值得我们熟加体味的是，这首诗的哀哀诉苦的同时，也表现了一定的清醒的阶级意识。“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取彼狐狸，为公子裘。”“献豣于公”，“上入执宫功”等，都表现了奴隶们对贵族不劳而食、蛮横霸道的疑惑和暗恨。在表现阶级压迫时，诗篇还采用了对比的描写来昭示，比如：奴隶们在辛勤劳动，而“田畯至喜”，苦与乐的对比；奴隶们无衣无褐，却在为“公子裳”，“为公子裘”，冷与暖的对比；“言私其豵，献豣于公，”少与多的对比等，这种描写，是在有意识地揭示阶级压迫的不平等。另外，诗篇善于抓住各种物候的特征，来表现节令的演变，使全诗充满了自然风光和强烈的乡土气秘。特别是第五章：“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用昆虫的鸣叫和蟋蟀的避寒迁徙，非常形象地表现了季节变迁的过程。这几句没有一个“寒”字，但却让我们感受到天气在一天天地变冷，以至于寒气逼人了。这种手法在《七月》中应用得很普遍，再如：“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用风声的愈演愈烈来显示季候的愈加寒冷，也很形象生动.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