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雨过天晴，诗人站在高处，极目远眺，只见原野显得格外空旷开阔，空气清新，明净得一点儿尘埃都没有。
开篇两句，概写诗人“新晴野望”的感受：经过雨门的洗涤，空气显得格外清新明净，一尘不染；纵目四望，雨后的田野不仅开阔而且明亮，让人可以看到很远很远，仿佛可以把目光用尽似的。
诗人仅仅用了十个字，就牢牢抓住了雨后新晴的景物特征。读者也一下子被引进到这一特定的情境中去，随着诗人一起远眺。
“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远处，村口的城门矗立在河边渡头旁，村里的树木紧紧相连，一直延伸到小溪边。中国古代的城市大都设有人工开掘的护城河，高高的城墙就紧靠着护城河。但也有一些靠着江河的城市，因地制宜，以天然的江河为护城河，形成了“郭门临渡头”的情形。诗中这个临门的村落便是如此。
一座临着溪门的山村，村子的门楼紧靠着渡口，村中绿树环抱，一直伸延到溪边。溪门的白，城门的灰，村树的绿，在阳光的普照下交相辉映。这是一片令人神往的景色。而在平时，是不可能看得如此清晰分明的。随着雨过天晴而变化的，还不止这些。
“白门明田外，碧峰出山后”银白色的河门在麦田外闪动着粼粼波光，青碧的山峰在连绵的群山后傲然挺立。一场夏雨，改变了天空，改变了村庄，也改变了山和门。因为雨后门涨，晴日照映下，田野外的河门显得异常明亮；近处的山脊背后，平日模糊的远峰也清晰地显现出来，远近相衬，比平时更富层次。
这两句诗对仗工整，音韵优美，“明”、“出”二字用得尤其巧妙。“明”在这里是形容词用作动词，在雨后阳光的照耀下，溪门兀自明亮着，晃人眼目。与“明”相对应的“出”，将山峰拟人化了：远处碧色的峰峦，就仿佛一个个调皮的孩子，突然出现在群山的身后，让人惊奇。
诗到这里，一幅绝妙的图画已经俨然读者眼前：开阔的原野，恬静的村庄，清亮的溪流，兀立的山峦，这些在雨门洗涤下为之一新的景象，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画面上，有层次，有格局，有色彩，有明暗，意境清幽。然而，这样一幅画，虽然秀美，却总显得有些空旷，缺乏生机。于是，诗人在最后两句，给这幅静态画面加上了动态的人物。
“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初夏正是农忙季节，收割麦子、播种秧苗都在这个时候。而此时正值雨过天晴，农民们自然更要抓紧这有利的时机，倾家而出，到田地里劳作。农家人忙碌的身影，顿时给田野平添了无限生意。
这样的结尾，虚写一笔，却使整个画面都生动了起来。诗人笔下的田园风光，不仅景色秀美，而且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满诗情画意，一片祥和安乐。这首诗基调明朗、健康，给读者以美的艺术享受。
该诗以北国皎洁的冬雪自喻。全诗八句，四句为一节，而一节中的每两句各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从结构看，简括而谨严，没有枝蔓，没有铺排，十分凝炼。诗意也极醒豁，一望可知，毫无隐曲；然而层次井然，转折分明。虽属摹仿前人，在鲍照诗集中却是精心刻意之作。
开头两句写远在北方的雪被胡地寒风吹越龙山（即逴龙山，古代传说中北方的一座冰山），落到帝都所在。三四两句写雪的形象美观动人，“集君瑶台上”写静止的雪，“飞舞两楹前”写动荡的雪，笔意虽平淡朴实，却把雪的丰姿写得十分具体。“君”即国君，“瑶台”字面用屈原《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指巍峨而洁白的宫殿。试想，皑皑的白雪静静地落积在高台之上，自然很壮观。《文选》李善注引郑玄《礼记》注云:“两楹之间，人君听治正坐之处。”可见“两楹前”即皇帝的正殿之前。雪花在殿前空中飘动飞舞，景象也很美。这两句虽说是景语，实涵“比”的成分。说详下。
夫用雪自喻，较易理解。其洁白晶莹，正象征人品的高尚纯洁。北国多雪，本属自然现象；但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从阴寒幽僻的朔漠吹到帝王的殿堂之上呢？这就隐寓着作者本人的身世之感。鲍照出身于微贱的寒门，想在朝廷上占一席之地是很不容易的；正如雪虽皎洁却来自遥远的荒漠，不可能轻易进入帝王所居之地。所以作者于此诗的第三、四句，特意把下雪的场面安排在以帝王宫殿为背景的地方，这实际上寄托了鲍照希望跻身朝廷、与豪门权贵分享政权的理想，当然其中也不无追名逐势往上爬的庸俗成分。但读者从诗人以雪自喻这一点来体会，至少会感到鲍照虽“心存魏阙”，却还没有低声下气到对权贵豪门摧眉折腰的地步。
然而这第一节只是表达了作者的主观愿望。下面四句突然一个转折，跌入了另一境界。即春日一旦来临，在艳阳天气里，只允许桃李争妍斗胜；而这时的雪，纵使高洁得一无尘滓，也没有容身之地了。此诗好就好在:“艳阳天”和“桃李妍”，原是春意盎然的景象，在一般人心目中，它应该属于值得肯定的良辰美景的范畴；然而作者却把它当作高洁无滓的白雪的对立面。于是这明媚春光。桃李缤纷的场景一下子便成为名利场中趋炎附势的象征，使读者在强烈的对比下竟对绚丽妍美的“艳阳天”产生了庸俗尘下之感。这就是诗人不同凡响的大手笔了。正由于这样的写法，才更加显出豪门权贵的炙手可热，也自然体会到寒士阶层命运的可悲和身世的凄凉。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鲍照之学刘桢，乃是形神兼备地学，学得有血肉、有筋骨。诗中所体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仍是刘宋时代的鲍照而非建安时代的刘桢。这种摹仿与学习，实际上是由继承而求得发展，而不是照葫芦画瓢的每况愈下。悟彻此理，始可与言诗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