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有客人乘船从忠州来,派人骑马把客人安置在瀼西草堂。
草堂本来是用来消遣的,现在借你搬迁,我停止了宴会出游。
云石之间,光彩闪动,高叶当曙;江风飒飒,乱帆涌动,秋色肃森。
草堂现在已成了和姻亲往来的地方,可允许我闲坐散愁吗?
注释
舸:船。忠州,今重庆忠县。这句写吴郎。
瀼西:在今奉节城外的梅溪河之西。
古堂:指瀼西草堂。
藉疏豁:因为这里宽敞明亮。
云石:高耸入云的山石。一说为云彩和山石。
姻娅:亲家和连襟,泛指姻亲。
过逢,犹过从。
曾:同“层”。
轩:这里指房屋。层轩指多层的带有长廊的敞厅,泛指高屋。
数,数次。顾宸注:此本公(指杜甫)堂,与坐轩而散愁,反问吴见许,此相谑之词也。
词的上片写“蛮烟”入境后,带给中国人的严重危害。开篇便以“玉粟余,金丝种后”分述“鸦片烟”(从唐代)入境后,后来(宋代)“吕宋烟”又传入中国的情况,所以第三句用“蕃航别有蛮烟”总上启下,是说以上两种毒品烟草都是通过外国商船传来的。下面接写吸鸦片的人“双管横陈”,烟枪不离手,横卧日夜抽,由“不知呼吸”到吸毒成瘾有“滋味”,最后成为“大烟鬼”,“爱挑灯、夜永如年”“对拥无眠”,不分昼夜地吸鸦片,这几句形象生动而真实绘画出“大烟鬼”的丑态,又带有几分幽默的讽刺和厌恶。所以上片的结句才说“最堪怜,是一泥丸,捐万缗钱”, “最堪怜”是总上吸毒人的恶果, “一泥丸”不仅毒害了千千万万人,还使得他们倾家荡产,损失大量的金银财宝。这就进一步指出了英商贩卖鸦片,不仅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而且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其结果是人亡财竭,其害无穷,所以禁烟势在必要。
词的下片写禁烟初捷的喜悦和对抗英充满胜利的信心。这片的起句以象征手法写“春雷歘”磅礴的气势。以春雷般的炮声,大炮轰破了零丁洋上英商的巢穴,显示了中国人民武装抗英禁烟的威力,打破了侵略者海市“蜃楼”的美梦,使英敌如一摊死灰,再无复燃之机。词人用一“笑”字,表现了谈笑破敌的豪壮风采和蔑视敌寇、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同时又用“收向天边”写出英舰仓皇溃逃的狼狈情景。最后即事抒怀,慷慨陈词,词人认为,只要保住海防,就可以使我国沿海保持一片“似镜长圆”的澄波,不必派使臣远渡重洋去和英帝谈判,并告诫人们不可掉以轻心,要严阵以待来犯之敌,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
这首词的上片,词人以生动而诙谐的笔调,写出抽鸦片烟人们的可笑、可怜的怪态,以形象代替说理,可谓深入浅出。下片以雄健蒙肆的笔调,写出抗英胜利的喜悦,又是通过象征手法写意境陈出,又耐人琢磨。全词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真实地反映了词人查禁鸦片、抗英御侮的昂扬斗志和胜利信心。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此词蕴含了词人丰富的情感:久别重逢的喜悦、宦海沉浮的悲惋无奈和离别在即的愁绪。全词想象奇特,虚实相生,虚实处理得当,境界缥缈开阔,语言洒脱灵动,富有浪漫色彩。
此词上片抚今追昔。
先怀念过去。久别的朋友来访,词人无比喜悦地与朋友畅谈从前:当年自己与朋友一同参加科举殿试,同榜及第,金銮殿上一同被皇上唱报名次,然后一同跨马游街,到琼林苑赴宴赏花,在繁华的汴京,自己和朋友都觉得春风得意、前程似锦。
再感慨现在。分别十年,岁月沧桑,如今自己却远离京城、身贬滁州、官职低微,多年在人生的岔路口徘徊,无所成就,徒然辜负了当年皇上的隆恩和风光荣耀。过去的得志与现在的失意形成鲜明的对比,抒发了词人对过去春风得意的岁月的怀念与留恋,对自己宦海浮沉、如今遭受贬谪的境遇的郁闷与悲叹。
下片抒写对朋友的情意。
先写对朋友的留恋与关心。听说朋友要去赴任的阆州和神仙的住处相通,那么自己今后就再也见不到朋友了,即使登上高楼也够不着神仙之地,看不到朋友的家。久别重逢,自是喜悦,但离别在即,分别难再相见,怎能不让人依恋不舍;何况朋友任职的四川阆州与自己的贬所滁州相比,是更偏远、蛮荒之地,自己和朋友“同是天涯沦落人”,朋友也要善自珍重啊。
再想象朋友离开后自己的离愁别绪。朋友的离去,使滁州似乎变成了孤城,太阳不再令人温暖,一天天的日子显得空虚、难以打发,生活孤单、清冷、无聊,心里充满无尽的离愁,只能将思念付予那些经霜的红树以及与它们相连的远处的红霞。
此词风格飘逸。首先,多重时空转换变化,有重聚的现在,有同榜及第的十年前,还有即将到来离别之后;有词人与朋友都风光得意的汴京,有词人“薄宦老天涯”的滁州,有朋友即将赴任的阆州,还有神仙居处的阆苑,境界开阔。
其次,多处用虚笔,回忆过去,想象朋友的去处,想象朋友离开后自己在滁州的情形,笔触灵动超逸。最后,想象奇特,词人忽发奇想,将人间僻地的阆州点化为天上仙境阆苑,赋予阆州以神奇、浪漫、缥缈的特点,具有神话色彩。
再次,境界缥缈开阔,语言洒脱灵动。“阆山”通“阆苑”,“滁州”望“阆州”,展现了多重时空的组合变化。“闻说”二字导入传说,忽又接以“楼高”句设想将来,灵动超逸,挥洒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