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这首词以春景起兴，写女子对丈夫的眷恋之情。开头“花花”二句首先渲染繁花似锦的春天景象：春光烂熳，百花盛开，为女主人公的出场作铺垫。“罗袖”二句，写女主人公出场，她穿着罗衣，面对画帘，思念情人肠欲断。由春日美景转到相思之情的描写，其中“肠断”二字把景与情的和谐气氛打破，乐景哀情相映，情更哀。“卓香车”，是说女子于画帘之内，伤怀已极，故立车遣愁。
后四句摄取对话的特写镜头：回头闲聊，神态绰约。“回面”二句写女主人公坐在车上与街上的熟人说话，这是女子掩饰自己情感的举动，看似平静，实为她在排遣自己“肠断”的心情。结句写女主人公因烦闷而向人诉说丈夫“不归家”，很有情趣。女子之言实为衷曲，进一步揭示了她的内心世界，说明她“肠断”的原由。这里借用刘晨、阮肇典故，意指情人久出未归。一个“惟”字，表现出女子对爱的专一和执着。
全词围绕“断肠”写人，时而绘景，时而动作与心情俱见，时而将心情隐于动作之中，时而又把心情寄之于话语之内，运笔多变，将人的内在心曲揭示无遗，极富神韵。
上片感叹世路艰险，聚散匆匆，劝友人且尽今日之欢。与友相逢作歌辞，首句即说“世路风波险”，可见词人在人生宦海中遭受到无数艰险磨难，备尝艰辛沧桑。世路艰险而十年的时光易失，仿佛顷刻须臾之间便过去了，更让词人倍感人生聚散无常，因此更应该加倍珍惜眼前与友人的相聚。“相见且欢娱”既是劝友人也是自劝。
下片写相聚畅饮，愿为友人一醉，蕴含忧愤疏狂之意。“好酒”二句意为虽然春风不能将白发染黑，但好酒可以排遣不得意的时光。所以词人在词末言道，自己愿为好友花前一醉，即便醉了也不要让歌女来扶。
词人直抒胸臆、狂放中含愤懑之意，疏放中有沉着之致。同时该词也已不同于五代、北宋的士大夫在词中所普遍表现出来的花间樽前的时代风尚，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人生的感慨，既表现了词人的旷达胸襟，同时也加重了这首词的感情分量。
《扫花游》，词牌名。双调，九十四字，上片十一句六仄韵，下片十句七仄韵。此词咏调名本意，与词牌名实相符。
“冷空”三句，寒食清晨出游西湖所见。言白云在蓝天中飘荡，阴影不时遮暗了湖边的柳色。湖中晨雾涌起，像一扇扇护花的屏障。寒食多雨，“清明时节雨纷纷”可证之。所以词人清晨游湖，天气虽无雨状，却已暗伏雨意。“艳晨”三句，概绘了当时西湖寒食游人踏青的盛况。言游人在春日遇到一个少见的艳阳天，所以在心目中觉得时间一晃而过，很快就从清晨转为晌午。是时，湖面上游船如蚁，笙歌阵阵；岸堤上年青女子摩肩接踵，人群如流，互相争道而行。词人对西湖繁华晴日的描述，是作为伏笔来与下面的雨境狼藉成强烈对比。“骤卷”五句，转写雨中情景。突然间狂风骤起，尘埃翻滚，真是“春天孩儿脸”说变就变，所谓“雨来风领路”，这雨前序曲使游湖女子的秀发散乱，花容失色，纷纷以袖、巾掩面而行。刹时雨点来临，那些豆大的雨点将许多桃花瓣、杏花瓣一一击落在地，任人践踏。这时候，连无知的春燕也停止了呢喃声，似在为这场狂风骤雨发愁，默默地在雨中低翔。西湖春天的特征：桃、杏、燕子等在雨景中的特写镜头，被词人一一摄入。上片刻画了西湖寒食的晴雨景观。
“乘盖”三句承上。“乘盖”，即乘轿。“旗亭”，即市楼，这里引作酒店。可参见王之涣“旗亭画壁”故事。“解佩”，用唐贺知章“金龟换酒”典故。此言由于下雨，因此乘桥游春的人们也纷纷找寻地方避雨。词人在湖旁的酒店里与老朋友不期而遇，于是就解下身上的玉佩换酒待友。“恨春”三句，酒中话题也。词人说：“这场大雨是‘春姑娘’的嫉妒心在作怪，因此下一场大雨不但使游春女子的罗裙湿透，也使其‘金莲’（即双足）沾满了尘埃，弄得她们狼狈不堪，实在可恨。”“恨春”句与上片“愁燕”句相同，都用拟人手法描摹物态，更显生动形象。“酹入”两句，以幻象道之。言眼前的春雨像醇酒般地浇灌在梅树林中，而绵绵不绝的雨点又如泪帘般地遮暗了那远处的梅林。西湖边多梅树，故有此语。词人极富想象，所以能将眼前之雨，忽成醇酒，忽化泪珠，显得变幻莫测，跌宕多姿。“峭寒暮”两句，言春寒临暮更甚，寒风中有人用笛子吹着《陇头曲》渐渐远去。这也是说游湖众人在临暮时渐渐散去的情景。
全词概括出西湖寒食一日游中的天气变化及游人的各种姿态，为后人提供了古代风俗的一些写真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