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扫花游》，词牌名。双调，九十四字，上片十一句六仄韵，下片十句七仄韵。

　　“水园”三句，写暮春园林景色。“水园”，即荷池。题曰“送春”，所以古江村的园中在遭到一夜的急风骤雨摧残后，岸上、池中小岛上的花木尽都凋零，水上飘满落英，只有池中长满的碧绿的田田荷叶更显精神。“艳春”三句，述春去而迹遗。既曰“送春”，所以此言万紫千红的春天虽已过去了，但是飘到头饰上的微尘中还含有花的香味，在游园女子的身上能找到春草的气息。“步绕”两句，写初夏景色。入夏之后，如果人们在绿荫下散步，会发觉树上的枝叶繁密交杂，使林中小径显得更加窄小。“小”字韵咏“新阴”入细。“醉深窈”三句，说明自己对浓绿的喜爱程度。因为绿色表示生命，古今爱绿之心相同，所以词人深深地沉醉在这深幽繁茂的浓绿荫中，觉得那翠绿色的片片圆叶，比千姿百态的繁花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故此，词人在“送春”时，对“落花流水春去也”，没有留恋之意。“好” 字韵，写“绿阴幽草胜花时”妙极。

　　“芳架”三句，再叙暮春之景。此言暮春时节，花架上的白色花瓣还没有来得及清扫掉，从窗口射入照在美人床上锦被的阳光已变得翡翠色了（此因阳光从浓绿中透入之故也），所以使床上佳人更感到神思困乏，懒于起床。此是写佳人之春困，是第一层“送春”。“柳丝”三句。“阊门”，即是西园，也就是“古江村”的所在地。此言在古江村近旁的阊门运河边、柳树下，拴着即将离开的客船不知道在这条运河上，也曾经送别了多少个春天。古时有折柳送别的习俗，今柳丝终不能拴住客船，留住行人。这儿的“系棹”所想留住的实是词人心中的去妾，即上句的“困迷清晓”的“佳人”，及“送春”中的“春”所暗示的伊人也。此为第二层行客之“送春”。“倦蝶”两句，言彩蝶受到和暖的阳光照射（即外界因素的影响），更懒于飞翔，所以它就只能就近挑选一处地方，如破帽上的簪花之类停下来休息。这里是指其也已年老力衰，离开这里（即“飞”）后，所能选择的新家，也只能如破帽上的簪花一样属一时新鲜也。此潦倒中含有闲放也，是第三层词人的“送春”。“酹残照”两句，写实而兼影射。此言词人迎着夕阳洒酒于地送别残春。而古江村由于地处偏僻，受城墙阻隔，所以也听不见暮钟催晚的响声。这两句是梦窗化用周邦彦《扫花游》词结尾“黯凝伫，掩重关、遍城钟鼓”。而“酹残照”也是照应上片“醉深窈”。

　　李白这首长诗，主要以三位古代圣贤的事迹构作而成。诗人借古抒怀、以典述志，明晰地表达出诗人仕途“穷达”观，含蓄地透露出诗人晚年的悲愁幽恨。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一般尤为仕人遵奉的信条，李白亦不例外。这首诗中以傅说和当尹两典来写“达”。要“达”，一要仕人必须是一个人才，是池中之“龙”，要发圣贤之光，怀圣贤之德，具“佐皇极”之才能；要“达”，二要君主必须慧眼识贤才。殷高宗思贤若渴，梦得圣人，遍访天下，终于在从事筑墙劳动的努力中找到了贤相傅说；当尹不过是商汤妻有莘氏的奴隶，又当过厨子，商汤却不嫌其地位低贱，委以相位。这样，“达”者就能“兼济天下”，一展宏图。殷商时期不被人理解的傅说曾运筹帷幄，大兴殷室，死后亦化为天上星宿，他确是古来圣贤璀璨星群中的佼佼者。当尹的治绩更为辉煌，他助汤攻击夏桀，又历佐卜丙、仲壬两王，当太甲无道时，他果断地将其放逐于桐宫，自己摄政，直至三年后太甲悔过修道，才复其帝位，忠心辅助。这种政绩，不由得使诗人无限虔诚地吟出了“旷哉至人心，万古可为则”的赞美。由此可见，“达”既是有才、适才、用才、成才的过程，又是君臣相悦、共治国政的过程。因此，“达”成了有为仕人、贤才政治上的最高理想。

　　第三个孔子的典故是写“穷”。时世乘谬，运命不济，圣贤仲尼也无可奈何。孔子一生奔走于卫、陈、齐、楚等列国间，四处碰壁。他自卫入晋，闻赵简子杀二贤臣，曾感慨贤才求仕五路。他也曾登鲁国龟山，作《孔子龟山操》，视季桓子若龟山之蔽鲁，深感自己手无权柄，仕途窘穷，无法实现三代仁政，不得已而归来牑下，厄而著《春秋》。诗中三个典故均举名相大贤的事例，分析仕途甘苦，发穷达之论。

　　诗中大部分篇幅写古时贤达者的丰功伟绩，表现了诗人对他们的艳羡、赞美和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而在孔子的典故中既对圣贤大德的儒家鼻祖一生窘穷寄于同情，还为自己与之类似的“穷”途末路悲愤不已。诗人所以举孔子为仕“穷”的例子，还因为孔子明知理想难以实现，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追求从政理想的精神与自己产生了共鸣。综上所述，李白的仕途“穷达”观以“达”——入世济民为核心的，他的忧喜备份由此而来，他的进步、伟大也由此而来。

　　这首诗详细地描写了庆州战役的全过程，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作战情况。诗中对宋王朝忽视边防和宋军将士的怯懦无能进行了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体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激情。

　　诗人不是一般地记述这次战败，而是有意总结失败的教训。所以，开端四句，就揭示出宋朝“王者师”为西夏所败的原因：在于宋对外失策，边防无准备。“无战王者师”是说朝廷的军队有征而无战，因而应该是不可抗拒的。有备才能无患，这是兵书上十分强调的。如今天下太平几十年，“有备无患”虽然还写在兵书上，但早已被人抛弃了。所以宋军遭至到了惨败。“直随秋风寇边城”，含义颇丰，即是写实，也是比喻，西夏这次进犯正值秋天，而西夏寇边，又如秋风扫落叶、长驱直入，写出了西夏敌寇的来势凶猛，“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更见其西夏的声威，成势不可挡之势。敌人的声威如此，而宋朝军队又是什么状况，国家的边防要塞如今有谁在那里指挥，原来竟是一个身为承制之官的乳臭小儿。大吃大喝就是这位承判的事业，他不懂得用兵打仗的谋略。这样的人指挥军队，是一定会失败的。“符移火急蒐卒乘”，照应了开端四句，正面描写宋军的无备。宋军将帅不仅毫无战前的准备，而且大敌当前，竟以为杀敌就如同捆绑尸体那样容易。因此，未组成一个军的兵力就仓促出战了，急急忙忙催促着战士们沿着艰险的山路行走。这些铺叙都深深地隐含着作者的激愤之情，是议论，是抒情，也是对失败原因的总结，是情、事、理的结合。

　　下面四句则叙述描写了宋军行军的艰难和狼狈的状态。“虏骑笑指声嘻嘻”以敌人的指笑反衬出宋军的失败。上面的“就戮如缚尸”正是成为宋军自己的写照，真是绝妙的讽刺。这一段是铺叙之笔，诗人毫无掩饰地描写宋朝军队从将军到士兵的腐败无能，从而揭示了宋军必败的根源，叙述中，饱含着沉痛的感情。下面宋军惨败的描写，更令人痛心且惨不忍睹。敌人早已窥伺到宋军的行动，出其不意地把山下的道路堵截起来，宋军脱下头盔，向敌人投降，乞求免死。那位承制被敌人反绑着双手，眼泪鼻涕一齐流出来。正当这帮将士进退不知所措时，敌人下令，有技艺的人可以保全生命，“争献小技歌且吹”，真实而又轻蔑地描绘出战场上那种群魔乱舞，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形。“其余劓馘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道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更是对宋军苟且偷生丧师侮国行径的无情揭露。他们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宋军残存的人，被割去了鼻子和耳朵，狼狈地，屎尿淋漓地竟不觉得耻辱地逃了回去。对此诗人极为愤慨，便引发下面的议论，指出了失败的责任和原因：“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地机不见”，即看不出地势险阻对于作战的机宜，再一次揭示了主将的愚昧无知。这四句议论与开端四句相呼应，进一步深化了全诗的主题。

　　宋诗在表现爱国斗争，抒发爱国思想方面比历代海歌都更为深入，更为直接。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的英雄抱负，已经成为北宋爱国诗歌的共同主题，苏舜钦的诗表现的尤为充分和突出。《宋史》本传说他“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感情而以明快豪迈的语言表达，是他诗歌的显著特色。这首诗更充分体现了他这种风格特征。在叙事中，感情激越，气势奔放，语言畅达，充满了一种英雄气概和浓厚的爱国之情，是宋代边塞诗中少有的作品。略显不足的是在修辞上稍嫌粗糙，缺乏回旋转折、含蓄淳泓之妙。其中以“之”所构成的诗句较多，开头结尾都陷于议论，显然是继承了韩愈的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的传统，因而使诗明显地表现出散文化的倾向。然而，在西昆体纤巧浮靡诗风盛行的情况下，象《庆州败》这样豪放激越的诗歌，无疑是宋代边塞诗中的典范之作。

　　诗歌开篇“零落桐叶雨，萧条槿花风”，以写景起兴，既奠定了全诗伤感悲凉的感情基调又暗中点明悠友人分别的时间。秋季甫至，秋意却浓，诗人看到凋零的桐叶、衰败的槿花，悠然飘落在秋风秋雨之中，目光所及皆为萧瑟之景，伤秋之情油然而生。此情此景又让诗人想起悠友人离别时的场景，心中愈发感伤。

　　“况悠故人别，中怀正无悰”一句将诗人的伤秋之情悠和友人分别之后的落寞之情自然地连接起来。诗人没有写出悠友人分别的具体情境，以虚笔“勿云不相送，心到青门东”写分别之实事，诗人假设友人问自己“为何不相送？”“心到青门东”则是诗人的回答，不要说我没有送你离开，我的心已经随你远去，倘若相送，又如何忍心悠你分别？寥寥数笔，勾勒出二人离别之时的大致情景，又给读者留下无数想象的空间。

　　吟咏至此，诗人心中伤秋怀远的复杂心情无限放大，心中的抑郁之情不吐不快，进而抒发出此篇诗作中的情感最强音：“相知岂在多，但问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最后二旬又再次点明白居易悠元稹交情之深，悠中间四句遥相呼应，使得全诗浑然一体。全诗在诗人情感最高点戛然而止，余音缭绕而又耐人寻味。最后四旬言简意赅，却富含哲理，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不求朋友成群，但求知己一人，外面的世界再喧嚣，知心人不在，也如空城般孤寂。

　　这首诗融写景、叙事、抒情于一体，情景交融，用笔虚实相生，实处描写景物，虚处勾勒景象，全诗如行云流水，毫无生涩之感。诗人在诗中的留白更给读者留下了无数想象空间。

　　《毛诗序》关于此诗的主题，不仅今文学派的三家无异议，而且后来的解诗者也无大的争论。虽然所思念的对象不必如《毛诗序》之泥定为“大夫”，但从诗中所称“君子”来看，则这位行役在外者当是统治阶级中人，不可能是平民百姓。

　　据毛传与郑笺，前一“斯”字指君子，后一“斯”字指此地。朱熹承袭此说，释为：“何此君子独去此而不敢少暇乎?”(《诗集传》)而严粲释云：“言殷然之雷声，在彼南山之南。何为此时速去此所乎？”(《诗缉》)从上下文看，后一种说法更为顺理成章。感叹之后，女主人公又转念为丈夫设身处地着想：只因为了公事，才不敢稍事休息。想到丈夫一心为公事奔忙，故而接下去才有“振振君子”的赞叹。毛传与郑笺均释“振振”为信厚。朱熹亦承此说。姚际恒《诗经通论》云：“盖振为振起、振兴意，亦为众盛意。”而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训“振振”为“振奋有为”，似更切合情理。这样“振振”一词就成了称扬其夫君勤奋有为的赞语了。女主人公作出这样的赞叹之后，却发出了“归哉归哉”的呼唤，表明女主人公虽然明白丈夫是为公事奔走，但还是希望他能早早归来。这种转折实质上表现了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诗序》称“劝以义”，就是着眼于其理的一面，以张扬其伦理教化的意义，但忽视了其情的一面，而且是此诗的主要一面，因而受到后人的质疑。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批评了《诗序》的这一偏颇：“按诗‘归哉归哉’，是望其归之辞，绝不见有‘劝以义’之意。”崔述的《读风偶识》也称：“今玩其词意，但有思夫之情，绝不见所谓‘劝义’者何在。”然而“绝不”云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失之偏执。还是朱熹概括得好：“于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毕事而还归也。”(《诗集传》)近人陈子展《诗经直解》称此诗“既劝以大义，又望其生还，可谓得情理之正者也”，诚为中肯之论。

　　此诗以重章复叠句的形式唱出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在反复咏唱中加深了情感的表达。每章均以雷起兴，却变易雷响的地点，不仅写出了雷声飘忽不定的特点，而且还引逗出对丈夫行踪无定的漂泊生活的挂念，诚如胡承珙所云：“细绎经文三章，皆言‘在’而屡易其地，正以雷之无定在，兴君子之不遑宁居。”(《诗经后笺》)“遑”、“息”、“居”三字则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忠于职守、不敢懈怠的态度。此诗的每一章虽只寥寥数语，却转折跌宕，展示了女主人公抱怨、理解、赞叹、期望等多种情感交织起伏的复杂心态，活现出一位思妇的心理轨迹，堪称妙笔。初读此诗会不得要领，或以偏概全，产生上文所述的岐见，因而姚际恒会这样批评朱熹：“夫冀其归，可也，何必美其德耶!二义难以合并，诗人语意断不如是。”殊不知诗作为心灵的自白，断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推理，可以说诗人之语正当如是。此诗之妙正在于其上下不一的语意转折，在否定亦复肯定中呈现活的心灵。此外，此诗的语言简洁朴素，齐言中又有长短相错，模拟说话的声口，在一唱三叹中倾吐衷情，颇为传神。（黄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