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开头三句即直接发议论和感慨，说江北跟当日石、温辈所在的洛南一样，不是没有人才。可是时代变了，石、温辈能得到知遇，而税巽甫却遇不到。“不同者时”，语气干脆有力，愤慨之情可见。“赖交情兰臭”四句，转到叙述两人的交往和友谊，实则赞扬对方的品德、志向和才能。意思说，我们两人志同道合，气味相投，都把做官看得象轻云一样淡薄，更何况做官的得失也难以预料呢？“夜观”三句，进一步叙述他们交往的具体情况：两人曾在夜间一同在楼观谈论军事，在春日的郊原上凭吊古人，慷慨激昂地以千秋功业互相推许。这里赞扬税巽甫是位关心国家大事，有志报国的有识之士。也表示他之所以谋求出仕，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报国。他们“论兵”，足以表现对当时宋、金对峙局面的关心，对国势的担心。可是，这种人却不被任用，流露了对当局的不满。结句说税巽甫清贫如洗，行囊里只有诗作。这一方面赞扬税巽甫的高洁，安于贫困。一方面也说明税巽甫的潦倒。
下片开头写得非常别致。作为送别，诗人不是表示挽留，抒发惜别之情，而是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归去来兮”，似乎在催促对方归去，还带点庆贺的意味。这不仅仅指税巽甫，还包括诗人自己在内，是承上片“宦情云薄”而来。意思是说，你先回去吧，这是我俩的共同愿望。所以下面紧接；我已备置好远行的船，不久也要辞官归去。这句补充上面的意思，也是过渡。“正姑苏”四句，描绘想象中家乡的美好情景：现在正是吴中米贱酒甘，吴松江上莼菜鲜嫩，鲈鱼肥美的时候。这里用晋张翰的典故。词人与张翰同为吴地人，但归去的目的不同。张翰是“贵得适意”，而词人却以表面豁达的话语，表现内心的不满与愤慨，也是对友人的安慰。言外之意是说，像税巽甫这样有才能、品德高尚的人不被任用，可见当政者的腐败无能。这样的政府没有可以作为的。不如退隐吧。“我住”三句，进一步设想归去后，两人交往的融洽情景；我的住处和你一水相连，不妨经常趁着月色乘船造访。这里不写其他交往情况，而只写月夜乘船。一来是本地风光，显示了江南水乡的特点，二来是以月色、水光为背景，表现两人退隐后的闲适自在的生活情趣和高洁的友谊。最后又归结到送别，紧承前面的意思，提出：既然不久即将相会，那么，在长亭折柳送别时，又何必依依不舍呢？
这是一首类似“壮行色”的送别词，特点是不伤别，反而鼓励归去而诗人的矛盾表现在：一方面为友谋官不得而歉疚，另一方面又安慰对方不当官也罢，我马上也回去了。在平淡的措辞中，隐含着对现实的极度愤懑情绪。
这首词是为七夕念远之作。词的上片描写织女不得相见牵牛的悲剧，应七夕之景，还写出了作者对远方亲友的深切思念之情态；下片转写眼前景象，反映出了作者的处境凄凉孤独以及内心的悲凉。此词情中写景，以景衬情，含蓄委婉。
上阙开篇化用《古诗十九首》其十：“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描写织女不得相见牵牛的悲剧，应七夕之景，引出下文别情的抒发。“望断碧云空日暮”，写遥望碧空，神思遐想的情状。“望断”二字，刻画出作者对远方亲友的深切思念之情态。“无寻处”两句，言昔日亲友相聚，吟诗缀词，宴饮唱合，欢洽情深；如今各散五方，无处寻觅，只能在梦中相见了。
下阙两句，承上片末“梦回”句，转写眼前景象。以“鸟散馀花”“日洲蘋老”暗喻亲友离散、自己日渐衰老，处境凄凉孤独。着末三句，以景结，回应篇首。这时，作者感到，在这七夕之夜，只有“明月多情”，伴随他度过这寂寞的漫漫长夜，他要揽取明月清光，让它送自己归去。“明月多情”，这是作者的移情。月本无知无情，但在此时此境的作者，感到只有明月才有情，它与自己相依相伴，让自己温存在它的清辉之中，得到关爱。这里作者使用曲笔，不直接说出内心惆怅，而用“明月多情来照户”反衬出处境的孤寂和内心的悲凉。
“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一入题使充满挖苦，点出了造谣者的妾妇身份和卑鄙用心。作者没有历数他们怎样献媚于国民政府的首脑，也没有直接去说他们怎样为他们所忠心，只用“横眉岂夺蛾眉冶”，就描绘出他们是怎样的一副争宠的脸相。“横眉”与“蛾眉”，只有一字之差，却构成一个尖锐的讽刺。鲁迅在《自嘲》诗中，用“横眉冷对千夫指”，表现了他对国民政府的针锋相对的斗争精神。因为这“横眉冷对”，才处处遭到他们的加害。而“蛾眉”却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是专门“向当局作媚笑”的奴才。《离骚》有“众女织余之蛾眉兮，谣琢谓系以善淫”。屈原用“众女”描绘他那个时代的争宠妒嫉的奴辈，“蛾眉”是遭嫉而贞的君子形象。但鲁迅这里的“蛾眉”，所指却完全相反，和“众女”一样，都是用来表现当代的争宠嫉贤的妾妇。鲁迅以尖锐的笔锋把他们的妖治蛾眉和战士的竖目横眉相对，以显出其奴颜媚态的可憎。诗“不料”二字，用得松巧，这两句诗欲擒先纵，涉笔成趣。接着又写“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给以回答，更妙趣横生，彻底揭穿了谣言。
“诅咒而今翻异样”，概括性较强。它说明谣言和诅咒是由来已久，连续不断的，不过现在又翻了新花样而已。“无如臣脑故如冰”，亦实亦俏，使造谣者彻底失败。头脑既没有什么炎症，依然那样冰冷，脑炎论者岂不戏言。作者鲁迅特别用一“臣”字来自称，在手稿中，还故意写得小些，仿佛是臣对君的奏请，语中带刺，更显泼辣。
这首诗，题为“戏作”，实是宣言，感情鲜明，技巧纯熟。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