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这是作者游屈原庙的题诗。此诗题一作《过三闾庙》，是诗人大历（766-779）中在湖南做官期间路过三闾庙时所作。伟大诗人屈原毕生忠贞正直。满腔忧国忧民之心，一身匡时济世之才，却因奸邪谗毁不得进用，最终流放江潭，遗恨波涛。他的峻洁的人格和不幸遭遇，引起了后人无限的景仰与同情。在汉代，贾谊、司马迁过汨罗江就曾驻揖凭吊，洒一掬英雄泪。贾谊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而司马迁则在他那“无韵之《离骚》”（《史记》）里写了一篇满含悲愤的《屈原列传》。时隔千载，诗人戴叔伦也感受到了与贾谊、司马迁同样的情怀：“昔人从逝水，有客吊秋风。何意千年隔，论心一日同！”（《湘中怀古》）大历年间，奸臣元载当道，嫉贤妒能，排斥异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诗人来往于沅湘之上面对秋风萧瑟之景，不由他不动怀古吊屈的幽情。屈原“忠而见疑，信而被谤”（《史记·屈原列传》），作者谒庙，感慨颇深，《题三闾大夫庙》就是作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即景成章的。
诗的前二句对屈原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沅湘流不尽”发语高亢。如天外奇石陡然而落，紧接着次句“屈子怨何深”又如古钟震鸣，沉重而浑厚，两句一开一阖，顿时给读者心灵以强烈的震撼。从字面上看，“沅湘”一句是说江水长流，无穷无尽，意思当句自足。但实际上“流”这里是双关，既指水同时也逗出下句的“怨”，意谓屈子的哀愁是何等深重，沅湘两江之水千百年来汩汩流去，也流淌不尽、冲刷不尽。这样一来，屈原的悲剧就被赋予了一种超时空的永恒意义。诗人那不被理解、信任的悲哀，遭谗见谪的愤慨和不得施展抱负的不平，仿佛都化作一股怨气弥漫在天地间，沉积在流水中，浪淘不尽．作者在这里以大胆的想象伴随饱含感情的笔调，表现了屈原的哀怨的深重，言外洋溢着无限悲慨。“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以沅水湘水流了千年也流不尽，来比喻屈原的幽怨之深，构思妙绝。屈原与楚王同宗，想到祖宗创业艰难，好不容易建立起强大的楚国，可是子孙昏庸无能，不能守业，贤能疏远，奸佞当权，自己空有一套正确的治国主张却不被采纳，反而遭到打击迫害，屡贬荒地。眼看世道，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朝政日非，国势岌岌可危，人民的灾难越来越深重，屈原奋而自沉汨罗江，他生而有怨，死亦有怨，这样的怨，没有个尽头。这二句是抒情。
后二句写景：“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秋风萧瑟，景象凄凉，一片惨淡气氛，诗人融情入景，使读者不禁慨然以思，含蓄蕴藉地表达了一种感慨不已、哀思无限的凭吊怀念之情。这两句暗用《楚辞·招魂》语：“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但化用得非常巧妙，使人全然不觉。诗的后两句轻轻宕开，既不咏屈原的事，也不写屈原庙，却由虚转实，描绘了一幅秋景：“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这并不是闲笔，它让读者想到屈原笔下的秋风和枫树，“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招魂》）。这是屈原曾经行吟的地方。朱熹说“（枫）玉霜后叶丹可爱，故骚人多称之”（《楚辞集注》）。此刻骚人已去，只有他曾歌咏的枫还在，当黄昏的秋风吹起时，如火的红枫婆娑摇曳，萧萧絮响，像在诉说千古悲剧。
这首诗比兴手法相当高明。前二句以江水之流不尽来比喻人之怨无穷，堪称妙绝。后二句萧瑟秋景的描写，又从《招魂》“湛湛江水”两句生发而来，景物依稀，气氛愁惨，更增凄惋，使人不胜惆怅，吊古之意极深，为人传诵。
（1）男子小心翼翼用白茅包好刚打到的獐子，怀着坎坷不安的心情送给心爱的女子，并称女孩就像这白茅一样纯洁美丽。
（2）二人亲热时女孩不好意思让他不要太粗鲁，以免招来人旁观的细节说明两位古代男女青年对待恋爱的方式是自然、直接、主动，对待恋爱的态度是真诚大方，朴实率真，不矫揉造作，女生还带着年轻的娇羞。
（3）獐和鹿，都是古人求亲的时候必备的礼聘之物，诗中引用这獐和鹿含义深刻。
诗经是收录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篇，当时社会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礼教尚未形成，社会风气较开放，古代男女对性的态度不像后世般受礼教禁锢，所以男女表达爱情还是比较大胆，直接的。谈情说爱、男欢女爱是人纯真性情的流入，不能言其淫艳、不符礼义廉耻。
《野有死麕》以它鲜明直面讴歌爱情的主题而显得极其可贵。 全诗三段，前两段以叙事者的口吻旁白描绘男女之情，朴实率真。第三段转变叙事角度的描写手法使整首诗情景交融，正面侧面相互掩映，含蓄诱人，赞美了男女之间自然、纯真的爱情。后人鉴赏《野有死麕》应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民俗风情及文化背景才不失之偏颇。
《召南·野有死麕》是一首纯真的情歌，一首在荒烟蔓草的年代，人纯真性情的流淌之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