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二十二句，离合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表示孔融字文举，鲁国（国相当于郡）人。每四句为一单位，离合成一新字，六字本应二十四句，但因“文”是独体字，只离不合，故只二十二句。
具体离合情况，以前四句为例。第一句渔父屈节，看不出要离哪一个字。第二句水潜匿方，才暗示“渔”字的偏旁“水”潜藏了，离得“鱼”字。第三句与时进止，第四句出行施张，暗示“时”（汉碑作“旹”）字的偏旁“出”（近似）远行了，离得“日”字。“鱼”与“日”合成“鲁”。以下五字，照此类推。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字体不同，今又繁体简化，加上诗人又持灵活态度，故今天离合，不免有些困难。
这种离合诗，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廋辞，战国时代的隐语，魏晋至今的谜语、灯谜，在文化娱乐活动中，颇能引人入胜。
“诗言志”（《尚书·尧典》），“发乎情”（《毛诗序》）。严羽《沧浪诗话》据以重申：“诗者，吟咏情性也。”此篇离合体既是篇幅不短的四言诗，其中又有“我”，自然表达了诗人的情志。《文心雕龙·谐隐》云：“古之为隐，理周要务”，意思是它的用意同国家大事结合得很紧。细绎这诗，确是如此。诗人虽“遁辞以隐意”，但由于“志在靖难”，仍然情见平辞。
从《后汉书》本传看，诗人初入仕途，即检举中官亲族，陈对罪恶，言无阿挠。后居九列，则对曹操书疏倨傲。时人脂习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责令改节，也没听从。此诗“与时进止”，“隐曜”、“韬光”，似乎不是出自诗人之手。但事物往往是复杂多变的。郗虑承望曹操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诗人要矢志不渝，就只能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这即此诗的主旨。可以推测，此诗的创作时间，应在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即其免官三年以后。
开头四句，提纲挈领，宣示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屈节即折节，他觉得应该折节易行，像渔父一样在水乡潜藏，隐匿方直个性。不是长往而不反，“与时进止”，时机一至，还得“出行施张”，大展“靖难”素志。《易·乾·文言》：“与时偕行”。又《艮·彖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两句秉承《周易》哲理，作为指导今后行动的纲领。“吕公”四句，用吕尚隐钓渭滨的典故来比况自己今后的潜隐不言。一“饥”一“钓”，写出了吕尚卖食棘荆、屠于朝歌、钓于渭滨、初时仅为劳动谋生的纯朴形象，及其闭口不言政治的原因。当然还有更大原因：“九域有圣，无土不王”，殷王朝君临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吕尚开初是不敢也不暇谋人之国的。以上八句是第一段。
“好是正直，女回予匡”，转而追溯自己斗争历程。“好是正直”是《诗经·小雅·小明》成句。好，爱。“女”，通“汝”。“回”，奸邪不正，包括了董卓、刘表、褒绍、袁术、曹操等军阀。《后汉书》本传云：“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及献帝都许，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论建渐广”。正是这种正色立朝的高志直情，博得了史家范晔对他所做的“山有猛兽者，藜藿为之不采”的赞叹。他不只是让奸雄害怕而已，他还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措施。以下两句就此展开描述。“海外有截”见《诗经·商颂·长发》，其上句为“相土烈烈”，原是歌颂契的孙子相土的。相土在夏后之世，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之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截尔整齐，皆守其所职，不敢内侵外畔。诗人引此，亦以自励，表达了一匡天下的远大抱负。但空有抱负还不能济事，“隼逝鹰扬”，表现了诗人为实现抱负而要采取的行动和姿态。逝、扬同义，即鹰隼飞扬。《诗经·大雅·大明》“时维鹰扬’，描写将帅勇武，如苍鹰搏击，勇猛迅速。《左传》引臧文仲教子事君的话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诗人在《荐祢衡表》中说：“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这些都是这诗句的注脚。
以上四句写的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感情炽烈，令人神往。以下写反曹斗争的失败、原因及退却。“六翮不奋”，当是暗喻祢衡被逐、董承等被诛、及诗人自己被黜等一系列曹操排斥、屠戮反对派的事件。班固《拟连珠》：“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六翮”、“羽仪”均喻辅佐王朝的英雄、表率。六翮不能奋飞，正是诸人被逐、被诛、被黜的形象描写。祢衡《鹦鹉赋》：“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清人何焯评这赋说：“全是寄托，分明为才人写照。正平（祢衡）豪气不免有樊笼之感，读之为之慨然。”然则这诗句还暗喻献帝和自己均由此而有樊笼之感和俯仰由人之痛。班固所引《易》，是《渐》上九爻辞。意思是鸿鸟渐进，至于高顶，进处高洁，其羽乃可用为物之仪表，可贵可法。这诗句说“羽仪未彰”，则说明渐进还没至高位，羽毛还不可用为仪表，暗喻时机还不成熟，力量还不雄厚。董承等人轻举妄动，结果招致失败，引来杀身之祸。血的现实既然如此，诗人便转入退却。
以下几句，详说“退却”，回应到开头。“龙蛇之蛰”见《易·乾·文言》：“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求伸、存身，互文见义。诗人引此成句，意在不是消极存身，而应积极求伸，待时而动。“俾也可忘”见《诗经·邶风·日月》。也，之，代词。要麻痹对手，使自己成为可忘之人，不加戒备。“玟璇隐曜”以下五句都承上蛰伏铺开描写。“放言”有二解。《论语·微子》“隐居放言”，包咸注曰：“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也。”《易·坤·文言》：“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括囊，闭束袋口，后因以比喻闭口不言。可见这两句不求名利，不言世务，亦非消极存身，而在谨慎进取。
“按辔安行”，压住缰绳，使车马安闲徐进。这一句似乎是承上“放言深藏”，表现诗人悠然自得的隐士生活。然而下面“谁谓路长”，一句兜转，锋芒毕露。它与《论语·泰伯》“任重而道远”、《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反，是一种真理在手，胸有成竹，稳操胜算的乐观信念，这也再现了诗人在青州被围，“流矢雨集，戈矛内接”的危急情况下，“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从容镇定的可爱形象。这首诗的确是诗人免官后的行事准则。孔融在免官后年余，又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宾客日盈其门，融常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确实做到了没有失言。后来路粹枉状杀他，只好算老帐，抓他二十年前在北海说的和十年前与祢衡说的所谓“大逆不道”的话，而这些话尽是路粹和曹操的夫子自道，曾教鲁迅发笑过的。人为刀俎，己为鱼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操们太卑鄙了。所以苏轼作《孔北海赞》曰：“文举在天，虽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东坡集》卷二十）
这首诗的艺术特征，也有值得一谈的地方。首先，此篇是政治抒情诗，却用离合体来表达，一身二任，难度很大；若无高超笔力，难免顾此失彼，无异作茧自缚，旱海行舟。但在言出祸随的黑暗时代，不是回互其辞使人昏迷的离合体，又难以表达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匠心独运，因难见巧，居然写得珠联壁合，两全其美，凑泊无迹，浑然天成。正如《文心雕龙·风骨》引刘桢语说的：“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
其次，使事用典，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但堆垛故实，翻腾旧句，则又如眼着金屑，不能卒读。而这首别有寄托的离合体则不然，它借重经史成句以售其巧，典故越习见，越多，表达效果反而越好。诗人因利乘便，正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若有意，若无意；若连贯，若不连贯。久经咀嚼，义蕴深远。加上“四言文约意广”（钟蝾《诗品序》），一字又可虚涵数意，故能广包众理，耐人寻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好调动欣赏者的再创造。
全诗二十二句，离合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表示孔融字文举，鲁国（国相当于郡）人。每四句为一单位，离合成一新字，六字本应二十四句，但因“文”是独体字，只离不合，故只二十二句。
具体离合情况，以前四句为例。第一句渔父屈节，看不出要离哪一个字。第二句水潜匿方，才暗示“渔”字的偏旁“水”潜藏了，离得“鱼”字。第三句与时进止，第四句出行施张，暗示“时”（汉碑作“旹”）字的偏旁“出”（近似）远行了，离得“日”字。“鱼”与“日”合成“鲁”。以下五字，照此类推。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字体不同，今又繁体简化，加上诗人又持灵活态度，故今天离合，不免有些困难。
这种离合诗，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廋辞，战国时代的隐语，魏晋至今的谜语、灯谜，在文化娱乐活动中，颇能引人入胜。
“诗言志”（《尚书·尧典》），“发乎情”（《毛诗序》）。严羽《沧浪诗话》据以重申：“诗者，吟咏情性也。”此篇离合体既是篇幅不短的四言诗，其中又有“我”，自然表达了诗人的情志。《文心雕龙·谐隐》云：“古之为隐，理周要务”，意思是它的用意同国家大事结合得很紧。细绎这诗，确是如此。诗人虽“遁辞以隐意”，但由于“志在靖难”，仍然情见平辞。
从《后汉书》本传看，诗人初入仕途，即检举中官亲族，陈对罪恶，言无阿挠。后居九列，则对曹操书疏倨傲。时人脂习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责令改节，也没听从。此诗“与时进止”，“隐曜”、“韬光”，似乎不是出自诗人之手。但事物往往是复杂多变的。郗虑承望曹操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诗人要矢志不渝，就只能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这即此诗的主旨。可以推测，此诗的创作时间，应在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即其免官三年以后。
开头四句，提纲挈领，宣示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屈节即折节，他觉得应该折节易行，像渔父一样在水乡潜藏，隐匿方直个性。不是长往而不反，“与时进止”，时机一至，还得“出行施张”，大展“靖难”素志。《易·乾·文言》：“与时偕行”。又《艮·彖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两句秉承《周易》哲理，作为指导今后行动的纲领。“吕公”四句，用吕尚隐钓渭滨的典故来比况自己今后的潜隐不言。一“饥”一“钓”，写出了吕尚卖食棘荆、屠于朝歌、钓于渭滨、初时仅为劳动谋生的纯朴形象，及其闭口不言政治的原因。当然还有更大原因：“九域有圣，无土不王”，殷王朝君临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吕尚开初是不敢也不暇谋人之国的。以上八句是第一段。
“好是正直，女回予匡”，转而追溯自己斗争历程。“好是正直”是《诗经·小雅·小明》成句。好，爱。“女”，通“汝”。“回”，奸邪不正，包括了董卓、刘表、褒绍、袁术、曹操等军阀。《后汉书》本传云：“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及献帝都许，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论建渐广”。正是这种正色立朝的高志直情，博得了史家范晔对他所做的“山有猛兽者，藜藿为之不采”的赞叹。他不只是让奸雄害怕而已，他还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措施。以下两句就此展开描述。“海外有截”见《诗经·商颂·长发》，其上句为“相土烈烈”，原是歌颂契的孙子相土的。相土在夏后之世，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之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截尔整齐，皆守其所职，不敢内侵外畔。诗人引此，亦以自励，表达了一匡天下的远大抱负。但空有抱负还不能济事，“隼逝鹰扬”，表现了诗人为实现抱负而要采取的行动和姿态。逝、扬同义，即鹰隼飞扬。《诗经·大雅·大明》“时维鹰扬’，描写将帅勇武，如苍鹰搏击，勇猛迅速。《左传》引臧文仲教子事君的话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诗人在《荐祢衡表》中说：“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这些都是这诗句的注脚。
以上四句写的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感情炽烈，令人神往。以下写反曹斗争的失败、原因及退却。“六翮不奋”，当是暗喻祢衡被逐、董承等被诛、及诗人自己被黜等一系列曹操排斥、屠戮反对派的事件。班固《拟连珠》：“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六翮”、“羽仪”均喻辅佐王朝的英雄、表率。六翮不能奋飞，正是诸人被逐、被诛、被黜的形象描写。祢衡《鹦鹉赋》：“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清人何焯评这赋说：“全是寄托，分明为才人写照。正平（祢衡）豪气不免有樊笼之感，读之为之慨然。”然则这诗句还暗喻献帝和自己均由此而有樊笼之感和俯仰由人之痛。班固所引《易》，是《渐》上九爻辞。意思是鸿鸟渐进，至于高顶，进处高洁，其羽乃可用为物之仪表，可贵可法。这诗句说“羽仪未彰”，则说明渐进还没至高位，羽毛还不可用为仪表，暗喻时机还不成熟，力量还不雄厚。董承等人轻举妄动，结果招致失败，引来杀身之祸。血的现实既然如此，诗人便转入退却。
以下几句，详说“退却”，回应到开头。“龙蛇之蛰”见《易·乾·文言》：“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求伸、存身，互文见义。诗人引此成句，意在不是消极存身，而应积极求伸，待时而动。“俾也可忘”见《诗经·邶风·日月》。也，之，代词。要麻痹对手，使自己成为可忘之人，不加戒备。“玟璇隐曜”以下五句都承上蛰伏铺开描写。“放言”有二解。《论语·微子》“隐居放言”，包咸注曰：“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也。”《易·坤·文言》：“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括囊，闭束袋口，后因以比喻闭口不言。可见这两句不求名利，不言世务，亦非消极存身，而在谨慎进取。
“按辔安行”，压住缰绳，使车马安闲徐进。这一句似乎是承上“放言深藏”，表现诗人悠然自得的隐士生活。然而下面“谁谓路长”，一句兜转，锋芒毕露。它与《论语·泰伯》“任重而道远”、《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反，是一种真理在手，胸有成竹，稳操胜算的乐观信念，这也再现了诗人在青州被围，“流矢雨集，戈矛内接”的危急情况下，“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从容镇定的可爱形象。这首诗的确是诗人免官后的行事准则。孔融在免官后年余，又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宾客日盈其门，融常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确实做到了没有失言。后来路粹枉状杀他，只好算老帐，抓他二十年前在北海说的和十年前与祢衡说的所谓“大逆不道”的话，而这些话尽是路粹和曹操的夫子自道，曾教鲁迅发笑过的。人为刀俎，己为鱼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操们太卑鄙了。所以苏轼作《孔北海赞》曰：“文举在天，虽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东坡集》卷二十）
这首诗的艺术特征，也有值得一谈的地方。首先，此篇是政治抒情诗，却用离合体来表达，一身二任，难度很大；若无高超笔力，难免顾此失彼，无异作茧自缚，旱海行舟。但在言出祸随的黑暗时代，不是回互其辞使人昏迷的离合体，又难以表达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匠心独运，因难见巧，居然写得珠联壁合，两全其美，凑泊无迹，浑然天成。正如《文心雕龙·风骨》引刘桢语说的：“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
其次，使事用典，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但堆垛故实，翻腾旧句，则又如眼着金屑，不能卒读。而这首别有寄托的离合体则不然，它借重经史成句以售其巧，典故越习见，越多，表达效果反而越好。诗人因利乘便，正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若有意，若无意；若连贯，若不连贯。久经咀嚼，义蕴深远。加上“四言文约意广”（钟蝾《诗品序》），一字又可虚涵数意，故能广包众理，耐人寻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好调动欣赏者的再创造。
《相逢行》一作《相逢狭路间行》，乐府《清调曲》名。也作《长安有狭邪行》。《乐府解题》谓这一曲辞的内容主要写当时富贵人家的奢华排场，含有宣扬之意。第一首诗题下注云：“一云有赠。”有人认为此诗为李白失意于君，托男女以致辞。第二首诗用大写意的旷放手法，勾勒出一种昂扬积极的人格理想。
人们生活在大千世界中，相逢总是免不了的。但是相逢之际有各种各样的情形，或热烈缠绵，或冷漠平淡如路人，或失之交臂，相见恨晚，凡此种种，皆因性格使然。飘逸豪迈的李白自有他独特的性格，与人相见便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如贺知章在长安初见李白便呼为“谪仙人”，立即解金龟换酒相待，可见他的与众不同。
第一首诗就写一种相逢情形。“朝骑五花马，谒帝出银台。”李白朝见大唐天子离开皇宫之后，偶然遭遇了一场艳遇。“秀色谁家子，云车珠箔开。”谁家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坐着香车缓缓而来。“金鞭遥指谁”，是这个少女在告诉他到哪个地方去。“疑从天上来”，体现了李白的个人喜好，他特别喜欢说“天上来”，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天上来的，看到这个少女也说人家是天上来的。“蹙入青绮门，当歌共衔杯。”是说他们一见钟情，就马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欢乐开怀了，多么香艳的美丽相遇啊。“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是形容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好像云中的月亮，李白最宝贵的东西是月亮，碰到一个心仪的美女，就把她也比作月亮。
但是，这场偶然的艳遇在李白的笔下却显得神秘莫测。“相见不得亲，不如不相见。”李白此时突然感到很伤心，不知怎么回事，见了一次后就不能再见面了。“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不用开口就知道心里想什么。“胡为守空闺，孤眠愁锦衾。”意谓：为什么一个人苦守空房、孤枕独眠呢？“锦衾与罗帏，缠绵会有时。”让锦衾与罗帏见证，一定有在一起缠绵的机会的。“春风正澹荡，暮雨来何迟。”“春风”代表思春，“暮雨”暗示男女之事。李白是有想法的。“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意思是说：现在我还身强体壮，你也青春美貌，为什么不能巫山云雨呢？“当年失行乐，老去徒伤悲。持此道密意，毋令旷佳期。”李白最后还说：当年没有及时行乐，老了就会徒感悲伤。既然我们都有柔情蜜意，还是再找个机会一起缠绵吧！这与“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千古名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艳遇诗。李白一生爱女人，这也是他能写出《相逢行》这样的艳遇诗的真正原因。
第二首诗写另一种相逢情形。“相逢红尘内，高揖黄金鞭”，“红尘”，有两个意思，一是指闹市街衢的飞尘，代指都市的繁华。另一个意思是指人世或尘世的纠纷和烦恼，是佛家语，如“看破红尘”。这里李白所选择的当是第一个意思，也就是班固《西京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云烟相连”；徐陵《洛阳道》：“绿柳三春暗，红尘百戏多”，以及刘禹锡诗“紫阳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描绘的是春华时节都市的盛况。在李白的一生中，长安的繁华生活一直是他引以为骄傲的回忆，因为他在最高统治者身边形式上“参政”了，那么毕竟在热闹繁华的都市里能够以一个精神与物质都相对自由的面貌出现，“高揖黄金鞭”不啻是光彩的。曾几何时，玄宗赐酒，高力士脱靴，使得李白引以为荣耀，以为文人价值得到了实现。这比“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境遇无疑要舒心。“黄金鞭”指相当身份的装饰，傅縡诗：“本珍白玉灯，因饰黄金鞭。”在这种场合下很有气度地相逢打招呼，那高贵潇洒的举止，不管是李白的体验或其他所见情形，都传达了诗人昂扬奋发的积极入世与参政意识，所谓“平交诸侯”，“不屈己干人”的思想性格，而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对功名富贵的醉心。
至于马鞭，常常是李白实现政治理想的一种工具象征。如《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十一）“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他的“试借”，豪迈俊逸，出语惊人，盖世英雄式的自我形象跃然纸上，与此诗的“高揖黄金鞭”有精神气质上的相通之处。
“万户垂杨里，君家阿那边”，二句渲染一种环境气氛，似是相逢问候的答语：我就住在杨柳重重繁华热闹的街市里啊。宣扬居处的热闹繁华在于映衬主人的富有和高贵，这情景似直又曲，遮蔽中有开阔，很惬意很自豪。“阿那”即“婀娜”，柔顺美好的样子。诗的结尾在垂柳飘拂，余韵萦绕的柔美画面中为相逢后意趣相投的探访留下想象的空间。
这首诗写相逢的一瞬间，或是诗人的自我写照，或是诗人所见，写的都是一种诗人李白式的精神面貌，是全无隐忧的醇酒美人之外的出仕建功的体貌气质，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种神态的某一次情绪外化的大写意。
其年，陈维崧字。在他的填词图上题咏的很多，是清初词坛上闻名的风流韵事。朱彝尊的《迈陂塘》词是其中的一篇，是享有盛名的一篇。
朱彝尊和陈其年，私交甚厚，出处也大体相同。早年，二人曾合刻《朱陈村词》，抗清复明活动中引为同志。以后乞食四方，历游半个中国，落魄潦倒，侘傺不得志。晚年同应博学鸿词。这首词写于二人未出仕前。
陈廷焯说:“迦陵(陈维崧号迦陵)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又说:“其年诸短调，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是何神勇!”结论是:“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以上均见《白雨斋词话》卷三)都是深中肯綮的公允之论。不信，请看朱彝尊的评说。“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青兕”:传说中的猛兽，这里代指辛弃疾。辛词是豪放派的开创者，“大声镗鎝，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神勇无比，后人誉为青兕转生。朱彝尊巧妙地移作迦陵评语，谓其专擅清初词坛，摆脱常规拘束，飞扬跋扈，目无余子。“前身可是青兕?”这一设问极妙，若非青兕，何来如此神勇?既有如此神勇，前身应是青兕，从反诘中予以肯定。同时也揭出迦陵词与辛词的师承关系，其词风是从辛弃疾一脉而来，“跋扈颇参青兕意”(朱祖谋语)，形神肖似的程度，不妨说成是清初的辛弃疾，这一点是朱彝尊未明言而会首肯的。至此，读者面对填词图中的人物——陈其年，有了总体把握:是不同凡响的填词大家，有着迥异常人的创作个性，独揽词坛的崇高地位，源出稼轩，以豪放为主要特色的创作天才。言简意赅，肮脏流转，熔叙述、评论、谀扬、疑难，以及旧典新说于一炉，五彩纷呈，先声夺人，予读者以鲜明强烈的感知和印象。后人每以朱(彝尊)陈(维崧)并称，如此句的大笔勾勒，力透纸背，亦见朱氏的功力，确能旗鼓相当。
“风烟一壑家阳羡”，借杜牧诗“一壑风烟阳羡里”成句，点出主人公世居的古阳羡，即今江苏省宜兴市的山光水色，佳美风景。恰好这儿也是宋代著名词人竹山的乡里。竹山，蒋捷号，词风追步稼轩，刘熙载《词曲概》里称他为“长短句之长城”，与周密、王沂孙、张炎并称为“宋末四大家”，对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影响尤大。这从地理上追溯其词学渊源。作者以平淡无奇的笔触，娓娓道来，极自然地一笔带出，为首句的评述作了补充。
犹如影视镜头，渐渐由远处摇至眼前，作者引导我们逼近观察填词图中的生活场景:画面上罨画溪(地名。在宜兴县东南。古时有指为圻溪或东泻溪者)穿越而过，溪水清越，缥碧见底，泉水激石，似闻泠泠作响;两岸夹生藤花，珠结翠绕，摇曳多姿，倒映水中，青绿喜人。图中的主人公，随身携带着文房四宝和桌几之属，安坐在那溪旁的绿树阴中，正悠然出神地苦思冥想，捕捉“空中语”，在这样幽雅的环境中，创造出飞扬跋扈的好词。
写到这里，已将“其年填词图”题目立体呈现于读者面前，山穷水尽处，笔头一转，突作放达语:人生快意事，但求“紫笋烹泉，银筝侑酒”便足够了，“此外总闲事”!“紫笋”，茶之名器。相当于今天出产的宜兴紫砂壶。“银筝”:名贵的银装筝。也就是说，闲来掬取一勺名泉，烹上一壶酽茶，与三五旧友新欢，意气风发，谈艺论文;兴来丝竹吹弹，饮酒作乐，象刘禹锡诗中说的“插花女儿弄银筝”，姜白石词中说的“小红低唱我吹箫”，一曲终了，捧巨觥劝进，昏昏然不复与外事相接。是呀，人生如此，夫复何求?是作者的劝慰语，也是画图上无法绘出，深藏于主人公内心世界的酸楚语。在沉痛的感喟中读者顺理成章地领略到词外之旨:旷世奇才，不为世用，只能沉湎于酒旗歌板之中，有情人当一掬同情之泪!
上片的艺术特色很鲜明:一、始终扣紧“其年填词图”五字写实写足。从总体到局部，从大处到细节，从外形到内涵，立体交叉，纵横开合，立足画面，从“图”生发。即使是“紫笋”、“银筝”，也是图画中的实有之物。年次少于陈维崧的同里词人蒋景祁，在其词注中便曾说“填词图中旁画士女”，正是“插花女儿弄银筝”的真实画面。而总体评说，乡学渊源，创作环境，烹泉论艺，以及银筝正拍，快意时浮一大白，却说的是“填词”因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其年”二字，多角度地托出一个活灵活现的陈维崧来。二、由远及近，由表及里，虚实交替，移步换形。言飞扬跋扈，突来“可是青兕”一问;说阳羡山水，攀上古人竹山乡亲;明写创作环境优美，潜台词是:词赋乃小道，建功立业，才是大丈夫的营生。分看似乎各自独立，合看则围绕“其年填词图”轴心旋转。散珠委地，线穿珠联，一环套住一环，一层递进一层，光怪陆离，变换莫定。特别是充分发挥了有声画(俗说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的功用，以“紫笋”、“银筝”等实有之物为道具，转瞬间，成为深层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重要成因，有助于多层次地塑造丰满的艺术形象。
过片以下不再就“图”立说，只就“其年填词”进行细部刻镂。
“空中语”:据《冷斋夜话》载，法云和尚劝黄庭坚多做诗而艳歌小词可不作;黄庭坚说:小歌词是“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坐此堕恶道”。亦即歌词乃凭空结撰之语。“想出空中姝丽，图来菱角双髻。”“菱角”:白居易诗:“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菱角、谷儿皆侍婢名。意谓歌词中的艺术形象，不管是构想中的标致小姐，或是具体描绘的扎着丫髻的婢女，都是无中生有的产物。朱彝尊自题词集《解珮令》亦曾说:“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与此意同，但说得更显露。这里推己及人，说陈维崧凭空结撰之词，虽不乏“燕钗蝉鬓”、“歌筵红粉”之类的题材，其目的在于寄托作者的幽愤。陈廷焯评说:“其实朱、陈未必真空也。”(《放歌集》卷三)是为知言，他们不为世用，饥驱四方、抑塞磊落之气发而为词，正是深深地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并非飘浮空泛的游词。若从艺术创作之法则言，正如陆机《文赋》说的“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是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称词为“空中语”，却也合理而又形象。
陈维崧才思横溢，意豪气盛，中遭家门变故，颠沛流离，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全都通过词来宣泄，有时一日作数十首，或一韵至十余阕，填词之多，古今称最。“乐章琴趣三千调，作者古今能几?”是实事实说，不是夸诞之言。“乐章琴趣”，柳永词集称《乐章集》，黄庭坚、晁补之的词集同称为《琴趣外编》，是以二集名代指填词。为何二者叠用呢?这是词律规定字数的需要。迦陵词在长期的流传中散失很多，有的是作者漫不经意随作随丢，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千六百多首，也还是古今作者中词作数量最多的。如此既多且好的歌词，就使从前的那些善歌者或记曲者相形见绌了。“团扇底，也直得尊前、记曲呼娘子?”“团扇”:据《古今乐录》载:晋王珉好捉白团扇，其嫂婢谢芳姿善歌《团扇歌》。又“记曲呼娘于”，据《碧鸡漫志》载:张红红颖悟绝伦，每听新声，即能记其拍，一声不失;后招入宜春院，宫中号为记曲小娘子。这些谢芳姿、张红红之流，当然不是陈维崧的敌手，显得名实不副，只有从酒旗歌筵前消失，让位于陈维崧的新声了。
最后数句，极力写陈词之艺术感染力和流传之广大。不论是城市和墟集(“旗亭”，市楼。“药市”，《成都古今记》:九月药市。指墟集)都可听到传唱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江南江北”，向子諲词分为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歌声揭响入云，震落屋梁上的尘土(“歌尘”，刘向《别录》:鲁人虞公，发声清晨，歌动梁尘)，又如清晨吸一口井华水(“井华水”:《本草注》:井华水平旦第一汲者，令人好颜色)，沁人心脾，顿觉性平气和，颜色温润。叶梦得《避暑录话》曾记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屯田词。”(按“井华水”已见前《本草注》，此又引《避暑录话》释“柳下井华水”，为行文方便，二注都用了。)迦陵词流传的盛况，也同于柳词的情景。古人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作圣作贤，建功立业是无望了，有这许多佳词丽篇，家喻户晓，广被天下，也是不朽之盛事，可以聊以自慰了。
后片极写其“盛”，却笼罩悲愤之雾，这也是全词的基调。朱彝尊才学富赡，有喜欢掉书袋的毛病，这首词隶事太多，就是证明。再则迦陵词有蹈扬湖海，一发无余的短处，虽不影响朱氏的总体评价，读者却是应该知道的。
此词抒写人生离别相思之苦，寄托了作者从有感于人生短促、聚散无常以及盛筵之后的落寞等心情生发出来的感慨。整首词感情真挚，情调凄切，抒情析理，绰约多姿，有着迷人的艺术魅力。作者抒发人生感慨时成功地使用了夸张手法，更增添了词的艺术感染力。
上片首句写景，时间是绿柳依依的春天，地点古道长亭，这是旅客小休之所，也是两人分别之处。
“绿杨芳草长亭路”，上片起句写春景、别亭和去路，用以衬托人的感情。因为就是在这芳草连天、绿杨茂密的长亭外、古道边，那年少的游子与自己的心上人告别了。无边的“绿杨芳草”所描绘出的一派春光春景，给离别愁怨的抒发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年少”句叙述临行之际，闺女空自泪眼相看，无语凝咽，而“年少”的他却轻易地弃之而去。年少，是指思妇的“所欢”，也即“恋人”，据赵与时《宾退录》记载，“晏叔原见蒲传正曰：‘先君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传正曰：‘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岂非妇人语乎？’叔原曰：‘公谓年少为所欢乎，因公言，遂解得乐天诗两句：欲留所欢待富贵，富贵不来所欢去。’传正笔而悟。余按全篇云云，盖真谓所欢者，与乐天‘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这是晏几道为其父此词“年少”语所作的无谓辩解。实际上，此词写思妇闺怨，用的的确是“妇人语”。
“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情三月雨”二句，极写相思之苦，哀怨之切。残梦依稀，钟鼓伤情;细雨迷蒙，离情更苦，这正是那被抛弃的真情的悲哀。这两句不仅有着音节对仗工整之妙，更表现了幽咽婉转的意境之美。缠绵含蓄的轻歌低叹，真切浑成的着意抒发，把暮春三月的细雨，五更的残梦，楼头离人花下的寂寞，连同所有的相思都勾连成一片，缥渺轻飏，茫茫无际。
下片用反语，先以无情与多情作对比，继而以具体比喻从反面来说明。“无情”两句，用反语以加强语意。先说无情则无烦恼，因此多情还不如无情，从而反托出“多情自古伤离别”的深衷：“一寸”指心，柳丝缕缕，拂水飘绵，最识离怀别苦。两句意思是说，无情怎似多情之苦，那一寸芳心，化成了千丝万缕，蕴含着千愁万恨。词意来自李煜“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蝶恋花》）。
末两句含意深婉。天涯地角，是天地之尽头，故云“有穷时”。然而，别离之后的相思之情，却是无穷无尽的，正所谓“只有相思无尽处”。这里通过比较来体现出因“多情”而受到的精神折磨，感情真切而含蓄，对于那个薄幸年少，却毫无埋怨之语。此词写闺怨，颇具婉转流利之致，词中不事藻饰，没有典故，除首两句为叙述，其余几句不论是用比喻，还是用反语，用夸张，都是通过白描手段反映思妇的心理活动，亦即难以言宣的相思之情，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杜甫晚年创作的这首《蚕谷行》诗汇聚了他一生许多高尚的品格，这首诗可以说是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颗瑰宝。
此诗开头四句：“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十多年的战争，使得铸作生产工具的铁都感到缺乏必须用武器来改造了。全国战乱不息，农田荒芜。诗人呼吁把甲胄铸作农具，让每寸土地都能够得到耕作，百姓安居乐业。国外有《把剑铸成犁》的现代雕塑。大诗人杜甫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用诗的形式把这种反战思想艺术地体现出来了。铜铁应当做成犁、锄，服务于和平生活，现在却做了杀人的武器、防身的铠甲。对这种反常现象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一经诗人点出：甲胄应铸作农具。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物非所用！盔甲回炉铸而为犁、锄，使天下寸土皆得牛耕，才是物尽其用的人间正道。诗人没有直接痛斥战争，却用铠甲再造为犁锄的形象语言强化了反战思想。
“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这是杜甫的理想主义。这是杜甫勾画的理想时代、理想社会中劳动大众的理想生活。这首诗所显示的思想、识见，即是对陶渊明《桃花源记》耕作社会理想观念的巨大超越，同时亦是对他自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给予受体者的舍己奉献天下士子观念的超越。杜甫在这首诗中，直接给出了一个万城无甲兵的和平构想，是一幅打着杜甫深刻印痕的理想国及和谐社会诗意安居的画图。
此诗虽短，却是杜甫五十多年生活历练由无数血泪与伤痛凝成的最后总结，它是一颗照亮历史时空的一颗诗的钻石，是杜甫和杜诗一切闪光理念的凝缩。因此，可以说《蚕谷行》一诗标志着杜甫卓苦艰辛的圣化之路的终结，标志着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的文学和文化意义的总括。
此赋分四段，开头一段写云的变化，第二段写阴云消散后的大旱灾情，第三段大胆地批评了时政的过失，最后一段写作者对上天与田神等的怨怼。全赋用骚体形式，情感激烈，语言生动形象。
此赋开头一段写云的变化，正于言外写出千万人仰天盼望积云时的情景。开篇一句“惟昊天之大旱兮”，开门见山地点题，而“昊天”一词使读者很自然地想到《诗经·小雅·雨无正》中的“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等语。作者借指斥天而对在位者提出批判的思想便已含蓄地表现了出来。开头一段的余下部分则从多个角度展现出阴云密布的奇异形态。其兴起迅猛：风云涌起，四方弥漫，如水波激荡，重叠突起，翻腾并兴；其形态诡观：阴云经天，高崇隆起，时聚时散，既像猛虎惊吓而奔走，又似飞龙恐骇而腾跃。这里既用“隆崇”和“崔巍”这些静态的山势形容，又以“虎惊”和“龙骇”的动态比喻，形象地再现了旱云密布的奇异景象。其雷电交加，更是动人心魄。这里的风云描写，正是久旱不雨的人们翘首盼望的布雨阴云，然而它带来的却是“诚若雨而不坠”的失望。
接着第二段突现了阴云消散后的大旱灾情。当阴云“争离而并逝”时，烈日当空，酷暑高温，砂石被烤，河流枯竭，旱风含热，禾苗枯死。面对“畎亩枯槁而失泽兮，壤石相聚而为害”的灾情，农夫心急如焚，无可奈何，垂衣拱手，弃锄流泪。这些描写表达了作者对农夫的深切同情。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贾谊没有停留在描写现状、同情民难的这一步，而是透过现象更进一层地揭示了灾难的背后，还有社会政治的原因。
赋文第三段大胆地批评了时政的过失。“窃讬咎于在位”，直指统治者的罪过；“政治失中而违节”，直批朝政的过错。最后一段以“怨天”结尾，既含蓄又明确，耐人寻味。
全赋用骚体形式，情感激烈，语言生动形象，通过抒情与叙述的有机结合描写了大旱之时天上云团和人的心情，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