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咏橘的高洁品格和生活地位。“几共查梨到雪霜,一经题品便生光”,以衬托手法突出橘的傲霜雪的高洁品格。山楂和山梨一到深秋就成熟,根本度不过霜期,而橘子却能凌霜傲雪,常绿不衰。正因两者从未“几共”“到雪霜”,更加突出了橘子的孤傲性格。于是一经人们“题品”,“便生光”彩。屈原的《橘颂》也正是光彩照人之作。自古以来,对橘的是非褒贬从未停息。橘之所以被人称颂,原于它的凌霜傲雪。橘之所以被人贬责,原于它是生于山间的“木奴”。所以该词的上片最后一句,苏轼发出“木奴何处避雌黄”的感叹,也是为橘的俗名“木奴”正名。这一过片问句,为下片进一步咏橘作了铺垫。
下片,写橘之品格、价值和地位。“北客有来初未识,南金无价喜新尝”,以对衬之笔,先写“北客”对橘初不相识,正是为了衬托如“南金无价”的橘子乐于被人们“新尝”的价值。于是更进一步赢得人们的满含滋吮它的滋味,赋写赞颂它的诗句,其“齿牙香”在人的生活中的地位是流芳历史的。
全词,运用了比衬、抑扬、反问、通感等手法,渲染了橘子的耐寒、丰硕、香味。尤其运用“南金”之典和通感心理,反衬出橘子的美质和价值。
本首诗所要极力表现的是辋川的秋景。一联和三联写山水原野的深秋晚景,诗人选择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苍翠的寒山、缓缓的秋水、渡口的夕阳,墟里的炊烟,有声有色,动静结合,勾勒出一幅和谐幽静而又富有生机的田园山水画。诗的二联和四联写诗人与裴迪的闲居之乐。倚杖柴门,临风听蝉,把诗人安逸的神态,超然物外的情致,写得栩栩如生;醉酒狂歌,则把裴迪的狂士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物我一体,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此诗、画、音乐完美结合的五律。首联和颈联写景,描绘辋川附近山水田园的深秋暮色;颔联和尾联写人,刻画诗人和裴迪两个隐士的形象。风光人物,交替行文,相映成趣,形成物我一体、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抒写诗人的闲居之乐和对友人的真切情谊。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首联写山中秋景。时在水落石出的寒秋,山间泉水不停歇地潺潺作响;随着天色向晚,山色也变得更加苍翠。不待颔联说出“暮”字,已给人以时近黄昏的印象。“转”和“日”用得巧妙。转苍翠,表示山色愈来愈深,愈来愈浓;山是静止的,这一“转”字,便凭借颜色的渐变而写出它的动态。日潺湲,就是日日潺湲,每日每时都在喧响;水是流动的,用一“日”字,却令人感觉它始终如一的守恒。寥寥十字,勾勒出一幅有色彩,有音响,动静结合的画面。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颈联写原野暮色。夕阳欲落,炊烟初升,是田野黄昏的典型景象。渡头在水,墟里在陆;落日属自然,炊烟属人事:景物的选取是很见匠心的。“墟里上孤烟”,显系从陶潜“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之一》)点化而来。但陶句是拟人化的表现远处村落上方炊烟萦绕、不忍离去的情味,王句却是用白描手法表现黄昏第一缕炊烟袅袅升到半空的景象,各有各的形象,各有各的意境。这一联是王维修辞的名句,历来被人称道。“渡头余落日”,精确地剪取落日行将与水面相切的一瞬间,富有包孕地显示了落日的动态和趋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为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墟里上孤烟”,写的也是富有包孕的片刻。“上”字,不仅写出炊烟悠然上升的动态,而且显示已经升到相当的高度。
首、颈两联,以寒山、秋水、落日、孤烟等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构成一幅和谐静谧的山水田园风景画。但这风景并非单纯的孤立的客观存在,而是画在人眼里,人在画图中,一景一物都经过诗人主观的过滤而带上了感情色彩。颔联:“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这就是诗人的形象。柴门,表现隐居生活和田园风味;倚杖,表现年事已高和意态安闲。柴门之外,倚杖临风,听晚树鸣蝉、寒山泉水,看渡头落日、墟里孤烟,那安逸的神态,潇洒的闲情,和“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归去来辞》)的陶渊明有几分相似。
事实上,王维对那位“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是十分仰慕的,就在这首诗中,不仅仿效了陶的诗句,而且在尾联引用了陶的典故:“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陶文《五柳先生传》的主人公,是一位忘怀得失、诗酒自娱的隐者,“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实则,生正是陶潜的自我写照;而王维自称五柳,就是以陶潜自况的。接舆,是春秋时代“凤歌笑孔丘”的楚国狂士,诗人把沉醉狂歌的裴迪与楚狂接舆相比,乃是对这位年轻朋友的赞许。陶潜与接舆──王维与裴迪,个性虽大不一样,但那超然物外的心迹却是相近相亲的。所以,“复值接舆醉”的复字,不表示又一次遇见裴迪,而是表示诗人情感的加倍和进层:既赏佳景,更遇良朋,辋川闲居之乐,至于此极啊!末联生动地刻画了裴迪的狂士形象,表明了诗人对他的由衷的好感和欢迎,诗题中的赠字,也便有了着落。
颔联和尾联,对两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也不是孤立进行,而是和景物描写密切结合的。柴门、暮蝉、晚风、五柳,有形无形,有声无声,都是写景。五柳,虽是典故,但对王维说来,模仿陶渊明笔下的人物,植五柳于柴门之外,这是自然而然的。
书信援引史实,把周公和孔子相互比较,由此说明只有同道知己才能相乐的道理。苏轼又以孔子与其弟子来比拟欧、梅与自己的关系,热烈地推崇他们,充分地表达了士遇知己的快乐以及自己内心高远的抱负。整封信围绕着知己相乐的论点,层层铺展,文章谈古论今,前后呼应,表达了作者对欧、梅的敬仰之情。
这篇文章作者没有直接倾诉胸臆,却是凌空而起,开头叹惜周公之不遇,接着引述孔子师徒厄于陈蔡而弦歌不绝,相得甚欢之事,而后以“乃今知”领起下文,兼收上两层文意,感慨周公虽富贵而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疑虑,不如孔子虽贫贱而得天下贤才,其乐无穷。这段文字,劣周公,优孔子,以周公来反衬孔子,出人意外,立意警奇,乍看似乎无关题意,实际上立足点高而自处亦高,是暗以孔子比欧梅,以孔门弟子自况,说明富贵不足重,而师徒以道相乐才是人间最高的乐趣,一扫通常干谒文字浮夸阿谀的风气,表达出作者不同凡俗的高尚情怀和人生追求。而且先以孔子师徒相乐立案,是为了给全文树立主脑,以交游贤才、遭遇知己之乐笼盖全文,提领整篇,使文章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文章这样构思,完全打破了书信的常格,是颇有艺术独创性的。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以下开始折入正题,直叙蒙受识拔、遭遇知己之乐。自述年少时即闻欧梅之令名,稍壮又能读其文想象其人,且设想两公能“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这既显出仰慕之情由来已久,又对欧梅之乐虚点一笔。接着写来京逾年无缘一见,而会试礼部意外地受到识拔,荣幸地获得奖许,十年仰慕无由见,一朝相逢成知己,得意快慰之情可想而知。这一层叙述被识拔的经过,娓娓而谈,感情真挚,文势跌宕,笔墨淋漓。“退而思之”以下,自然地转入议论,表示人之一生既不能够以不光明的手段获取富贵,也不应该庸庸碌碌地甘居贫贱,有大贤人在此而能做他的弟子,也就足以有靠托而值得引为自豪了。这既反映出自己一举中第的内心快慰,又抒写出遭遇欧梅知遇的喜悦之情,同时又回应了上文周公富贵而有烦恼和孔子贫贱而足乐,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荣辱观,反映出作者高尚的志趣和磊落的襟怀,且再用侥幸荣获富贵、车骑雍容、市民围观的世俗之乐来作一反衬,愈加突出了东坡自乐其乐的精诚和真趣。
“《传》曰”以下引述经典,并结合对方的声誉、风采和文章,写梅公虽官非显通却自处坦然,从而颂扬梅公必有乐乎超凡拔俗的明达之道,最后收结到以聆听对方的教诲为请。这既表明二人的志趣完全投合,将彼此的高情雅怀融会为一,意气极为空灵飘洒,同时又承应上文,含蓄委婉地表达出请求谒见的心情,口吻亦十分得体。
综观全文,通篇以“乐”字为纲,用“乐”字呼应。由孔子师徒的相知之乐,写到欧梅的“自乐其乐”,转到自身受知遇之乐,拍合到梅氏必“乐乎斯道”,下笔处处不离“乐”字。作者写乐,一扫中第释褐脱离布衣地位便踌躇满志的浅薄识见,摆脱了乐富贵、忧贫贱的庸俗世风,而升华到超越外物的高雅精神境界,专从遭遇知已、师友以道相乐的角度立论,使文情超拔卓异,洒脱不俗,既表现了对梅尧臣的仰慕推尊,又蕴涵着个人的高自期许,真是高怀雅论,足以大破俗肠。作者写来文势开拓而荡漾,为赞孔子贫贱之乐,先悲周公富贵之不遇,为写欧梅知遇之隆,先叙无缘进谒之久,起伏跌宕,舒卷自然,且语言飘洒而爽畅,文笔摇曳而生姿。
全诗四句,前后各为一个层次。第一层描写失去自由之前的鹤,比喻诗人自己远离朝廷羁绊之时的自由之身,当时纵横沙场,东征西讨,意气昂扬,正好比那高天之上的云鹤,搏击八方来风,展翅翱翔。在茫茫九州之上,在朵朵彩云之间,奋翮高飞,无拘无束尽情地发出舒心的鸣叫。对飞鹤戾天的描写,正是含蓄地展现了诗人的鸿鹄之志与旷世奇才,也反映了他希望挣脱朝廷束缚的强烈愿望。从本诗开头两句可以看出,诗人虽身为人臣,却有包举宇内、气吞九州的帝王气概。
第二层写失去自由之后的鹤,比喻诗人自己受人节制,郁郁不乐。自由翱翔的云鹤,一旦被捕入苑中,成为帝王苑囿中的玩赏之物,飞向云天的志向便被摧折而很难实现了。这正是诗人被召回朝廷之后当时处境的形象比喻,受制于人而不能一逞英雄之志。通过前后两层鲜明形象的对比,诗人因一时受限制而内心苦闷不平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这是一首比体诗,通篇写鹤,而作者之情志则因之而表露,深得含蓄不尽之致。比兴是中国诗歌最古老的传统。《文心雕龙·比兴篇》云:“观夫兴之讬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从作者见群鹤而生感慨来说,这是兴。从作者以鹤的形象自比来说,这是比。故而能因小见大,婉而多讽。诗的前两句描写的是迎着八面来风,展开硕大的羽翼,在九天之上翱翔鸣叫的鹤。鹤的高飞戾天展现出作者的雄心抱负与宏才大略,也反映出他远离朝廷羁束的自在心情。诗的后半描写鹤因羽翮摧折而不能高翔云天,只能成为帝王园囿中的观赏之物。这无疑是作者对一旦被召回后处境的想象。通过前后意象的鲜明对比,作者内心的苦闷不平获得了生动的展现,诗意在转折跌宕中有波澜起伏之势。这种托物言志的手法,确如刘勰所云“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这种五言四句的小诗,在当时是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齐梁时代已称作“绝句”,它是唐绝的滥觞。这种短诗要求尺幅千里、馀韵悠远,故比兴一体最为诗家着意。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五绝只二十字,最为难工,必语短意长而声不促,方为佳唱。”刘熙载《艺概》云:“以鸟鸣春,以虫鸣秋,此造物之借端讬寓也。绝句之小中见大似之。”此诗的托物寄兴之妙,也完全符合上述诗家对五绝的要求。
描述鹤鸣九皋的壮观是为了叙述远大的志向,咏叹蹒跚帝苑的困窘是为了抒发满胸的愤懑。《南史·齐本纪》称萧道成“喜怒不形于色,深沉静默,常有四海之心”,《群鹤咏》正为佐证。诗人自比高洁美善的白鹤,艺术上是成功的,但实际上萧道成是一只凶猛的鹰隼,深藏韬晦,骁勇强悍。借镇压诸王之乱而钳制朝廷,一旦时机成熟,便毫不犹豫地夺取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