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父”之咏，篇数很多，古往今来，不可胜数。其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推唐人张志和的《渔父》（西塞山前白鹭飞）与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其声情舒缓平和，如行云流水，表现了作者的如野鹤闲云，与世无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其声情孤傲冷峻，表现了作者的愤世嫉俗。然而“出世”也罢，“入世”也罢，他们笔下的“渔父”都是自我形象的外在表现，这一点是共同的。
起句“海滨蓑笠叟”五字，点出地点和人物。
“驼背曲，鹤形臞”二句承上，以三字短联具体刻画出“渔父”形象：其背既曲如驼，其躯又瘦似鹤。活脱脱地表现出一干瘪老儿，颇有调侃的意味。接着，词人又郑重其辞地宣布道：“定不是凡人，——古来贤哲，多隐于渔！”“任公子，龙伯氏，思量来岛大上钩鱼；又说巨吞饵，牵翻员峤方壶。”任公子是什么人呢？先秦寓言中之钓于海者也。据说他特制一竿大钓长绳，以五十头牛为饵，踞坐会稽山顶，投竿东海水中，钓得大鱼，切片晒干，令那浙江以东、苍梧（山名，即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境）以北广大地区的居民吃了个够。
龙伯氏又是什么人呢？他也是古代神话中之钓于海者也。相传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处有五座神山，曰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浮于海面，随潮水动荡不已。天帝恐其漂往西极，使岛上群仙流离失所，就命令十五头巨轮番负载之。不料龙伯国有巨人一钩连钓六而去，以致岱舆、员峤二山竟沉入海底。常言道：“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这老儿若非任公子、龙伯氏一流人物，又岂敢到海边来看上了如海岛大的鱼要它上钩？——以此知其“定不是凡人”也。这段词写得似庄似谑，能令人肃然起敬，能令公莞尔一笑，精采之至。
上阕已揭出“古之贤哲，多隐于渔”的命题，而历史上第一个以渔隐名世的贤哲，非西周那位“直钩钓国”的姜太公莫属，故拈出他来作为典型。“磻溪老子雪眉须，肘后有丹书。”磻溪，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南，源出南山兹谷，北流入渭水，相传是姜太公当年垂钓之处。肘后，是随身的意思。古人随身携带书籍，每悬于肘后，故云。丹书，即古史传说中之“天书”，字色赤红，故名。这二句说太公垂钓磻溪之时，年虽老迈，须眉皆白，却熟谙上古帝王之道，有王佐之术。“被西伯载归，营丘茅土，牧野檀车。”西伯，即周文王。文王出猎，偶遇太公垂钓于渭北，交谈之下，大为敬服，遂“载与俱归”，立为国师。文王死后，太公辅佐武王，誓师牧野（在今河南淇县西南），讨伐纣王，灭商建周，以开国之功封于营丘（在今山东淄博市北）。三句高度概括了太公一生之出处大节：遭遇文王、伐纣、受封。按太公负不世之才，立非常之勋，位极人臣，名垂青史，其事迹代表着旧时代知识分子个人价值最完满的实现；这种实现固有赖于个人的主观努力，但也离不开文王对他的赏识与重用。“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即此之谓也。因而，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在姜太公的身上，积淀了千百年来绝大多数士子们主客观双向之梦想与追求。由此，读者不难感受到，词中所幻想出的这个海滨钓叟无非是历代寒士们的化身，他们渴望有朝一日被封建帝王慧眼识英雄，以至飞荡腾达，为王者师，为王者友。但无情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样的机会凤毛麟角，因此，作者一声断喝：醒来吧、小心“钓竿拂着珊瑚。”似这等好事，世上已很久不曾有过了，请问您还呆坐在长满苔藓之石矶上等候谁哩？只怕等到瞌睡虫上来，连手中渔竿也拿不稳了，看扫着海里的珊瑚礁罢！写着写着，上阕幽默之风又重现了。
此篇的命意，由于作者以“渔父词”题篇，词中又从头到尾都是在嘲弄一位妄想做姜太公第二的海滨钓叟，粗读之下，很容易使人得出其讽刺对象即为此渔翁所代表的怀才不遇人物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中错觉。其实，“世间久无是事”即点明，它的矛头，分明是冲着当代乃至前世不知多少代以来一切高高在上、不思求贤的封建统治者们来的。以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一定批判性的现实主义的内容，滑稽家之辞不同于寻常打油之辞，于此词可知。
“登徒子”一向被作为好色之徒的代名词。便是从赋后始。其实此赋中登徒子，说他是一个谗巧小人还可，说其好色，则有些令人啼笑皆非。赋中写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诋毁宋玉好色，宋玉则以东家邻女至美而其不动心为例说明他并不好色。又以登徒子妻其丑无比，登徒子却和她生了五个孩子，反驳说登徒子才好色。作者描写的登徒子妻岂止是丑，简直令人恶心，而登徒子“悦之”，若好色如登徒子，可称为“色盲”。其实，作者是根据《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推而广之，目的是指斥嫉贤妒能的谗巧小人而已。同时，更是借章华大夫的“‘发乎情，止乎礼’来假以为辞，讽于淫也”（李善《文选》本赋注），曲折地表达讽谏楚王之意。
此赋写了三种对待男女关系的态度：登徒子是女人即爱；宋玉本人是矫情自高；秦章华大夫则好色而守德。作者以第二种自居，是为了反击登徒子之流，实则作者赞同的是第三种，即发乎情止乎礼，这种态度近于人性而又合乎礼制是我国古代文人大夫对待两性关系代表性的态度。和道学家或滥淫者比较，这确也是一种可取的态度。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时有反映。
此赋极尽刻画之形容，如：“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这种方法，继承了前人，如《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只是此赋的描写更细腻更极尽刻画形容之能事。
这篇《登徒子好色赋》问世以后，登徒子便成了好色之徒的代称。然而只要细读此文，就不难发现，登徒子既不追逐美女，又从不见异思迁，始终不嫌弃他那位容貌丑陋的妻子，这实在非常难得。登徒子在夫妻生活方面感情如此专一，绝非好色之徒所能办得到的，因而有实事求是地加以澄清的必要。
宋玉此赋之所以影响巨大，主要是因为作者巧妙地运用烘托的手法描绘了一幅美女的肖像。文中有这么几句：“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段话不但一直被后世引用，而且还有人仿效其方法写作。如乐府民歌《陌上桑》在描写采桑女罗敷的美貌时，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诗中写道：“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罗敷究竟有多么美丽，诗中并没有直接描写，只写出挑担子的人撂下担子，青年人脱下帽子，农夫忘记了犁地和锄草，甚至招来家人的怨怒，就因为观赏罗敷去了。这种描写美女的手法，一直沿用至今。号称“西部歌王”的王洛滨，在创作《在那遥远的地方》一歌时，也采用了此种手法。他在歌词中是这样描写那位美貌牧羊姑娘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身旁，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人们为什么要回头留恋地张望呢？就因为那位牧羊姑娘长得实在太漂亮了，乃至使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愿变一只小羊，躺在她的身旁，每天让她用皮鞭轻轻地打在我的身上。”黄梅戏的《夫妻观灯》，也是同样。正月十五元宵夜，一对年轻夫妻去观花灯，看着看着，小伙子对周围观众不去看灯，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漂亮的妻子看很是不满。用此种烘托的手法去描写美女，可说已经成了一种传统的表现手法，追本溯源，盖出于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
这是一首寓言诗。唐柳宗元曾作过一篇《憎王孙文》，对别名王孙的猴子大加挞伐，说它们“窃取人食，皆知自实其嗛。此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后已。故王孙之居此恒蒿然”。王安石这首诗，很可能是受了柳宗元的启发。
诗写得明白如话，说自己在海上看见一座光秃秃的此，一打听，原来此上住着一大群猴子，只知摧残，不知爱惜，更不知收藏播种，却越生越多，以致此上草木都被吃光弄死，生活没有了着落。是寓言诗，自然有它的寓意。王安石没有像白居易写新乐府那样，直接说明自己作诗意图、所讽刺的对象，后世便自己去寻求解释。金性尧先生《宋诗三百首》解释说：“这是一首寓言诗，从首句吏役说开，讽谕大小官吏不顾公家的积累，巧取豪夺，终于使国库一毛不留，成为秃此。”这是从传统的讽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论上展开，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读这首诗，至少还可以从中悟出两点启发与教训：其一，人们必须爱护自然资源，注意培育与发展，不能任意摧残，如同诗里的猴子一样，攀援穷幽，日益侵牟，最终弄得此上一毛不长，受害的还是自己；其二，人们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自然资源有限，而“生生未云已”、“子众孙还稠”，终将坐吃此空，到后来噬脐莫及。
从艺术上来说，这首诗在王安石的作品中算不上好诗；从思想上来说，它能引起人们在多方面儆戒，是很可贵的。
在古典诗词中，以渔父为题材的作品，从楚辞《渔父》起，多不胜数。古代诗人常把渔夫视为隐者形象。一般写渔夫的作品多客观描绘其飘然物外、自得其乐，而钱起这首五古却写了“与渔者宿”，别出蹊径，饶有新趣。
诗的前六句写爱渔者的居住地。诗人漂游在外，到了蓝田溪渔者的住处，觉得找到了自己追寻的理想境地。本来就是“独游屡忘归”的，何况此时到了一个隐者栖息的地方，则更感到得其所哉。这里有清泉明月，有隐逸高士，境合于心，人合于情，自然更是心惬神怡了。诗人描写对蓝田溪的喜好，层层推进，“况此隐沦处”，意为更加“忘归”，继而以水清可以濯发，月明使人留恋，进一步说明隐沦处的美好。
最后以“更怜垂纶叟”，更爱那老渔翁，归结到愿和渔者同宿的期望上。隐处的好，就在于这里“清”、“明”、“静”，作者将这些意念以特有的景物予以编织，构成了一幅世外桃源的美好图景。
诗的中间四句写与渔者宿的乐趣。诗人与渔者宿，并不是因为旅途无处可栖，而是清夜长谈，得到了知音。谈论之中，渔者飘然物外的情怀，千里沧洲的乐趣，使自己心向往之。“白云心”，用陶潜《归去来辞》“云无心而出岫”意，就如柳宗元《渔翁》中写“岩上无心云相逐”以喻隐者之意一样。“沧洲趣”，即隐居水边之趣。沧洲，滨水的地方。古代常作为隐士的居处。诗人与渔者同宿，纵谈隐居之道，遁世之乐，不觉野火烧尽，东方破晓。可见两人通宵煮水烹茗，畅谈不休，其乐融融。
最后两句写与渔者不忍分别之情。诗人为此时分手如飞禽各栖其枝而叹息，不知何时再得相遇，惆怅不已。由此又将与渔者宿的感情推进一层。
古代诗词中写隐士多写不遇。隐士隐姓埋名，遁世避居，要写时往往“以影写竿”，如唐代贾岛的《访隐者不遇》，丘为的《寻西山隐者不遇》，陆畅的《送李山人归山》，宋代魏野的《寻隐者不遇》等等。
如要写相遇之人，多写渔者、樵者、耕者，而很少如钱起这样写与隐居的渔者同宿的。钱起这样写，增强了人们对隐者的生活与情志的真实感，同时从诗人吐露的与渔者同宿的投契、眷念上，表现了他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