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王沂孙的艺术风格特长在于咏物。他借用前人诗句，略加点染，榴花风貌就历历在目。把哀感也融入新鲜的审美感中。全词表意清楚，用古事和前人词诗，能消弥其于无痕，这种艺术写法，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玉局歌残，金陵句绝，年年负却熏风”，起笔之处就点出了榴花，并说从苏轼、王安石咏柳花诗词后，便没有续响，任榴花自开自落，年年辜负了夏日熏风。玉局指苏轼。苏轼曾因反“新政”反被贬至海南岛。微宗即位后，他遇赦而还。后被任为提举玉局观，因而后人或称之为苏玉局。他的《贺新凉·夏景》后片，就是写榴花的：“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另一首《南歌子·暮春》，气象更为宏美，词是：“紫陌寻春去，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惟见石榴新蕊一枝开。冰簟堆云髻，金尊滟玉醅。绿阴青子莫相催。留取红巾千点照池台。”“金陵”是指王安石，因其晚年家住金陵而称之。《王直方诗话》有句云“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谓翰林苑有一枝石榴，叶长而花独一。这段讲述自从苏、王二人赋咏榴花诗词后，后来再无续响，花自落水空流，夏日熏风皆辜负。但是王沂孙感到诗词家久没有这样的描写了，让石榴花寂寞冷落，辜负了初夏时光。这三句既点出了榴花，又已有今昔盛衰哀感。
“西邻窈窕，独怜入户却红”，朱熹《榴花》诗云：“窈窕安榴花，乃是西邻村。坠萼可怜人，风吹落幽户。”“坠萼”、“却红”意谓盛后将谢光景，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惆怅。
“前度绿阴载酒，枝头色比舞裙同”。这里暗用唐人万楚《五日观妓》“裙红妒杀石榴花”句意。红裙即石榴裙，梁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诗：“日照石榴裙。”这样就点出石榴花来，并讲它可以同石榴裙媲美。由昔及今，由他人及己，续写对榴花的欣赏。说：“何须拟，蜡珠作蒂，缃彩成丛。”笔力顿挫，反衬石榴花之好。温庭筠《海榴》诗：“蜡珠攒作蒂，缃彩剪成丛。”这里一反温氏之诗意。这里用缃彩花树作比。六朝唐宋立日春剪彩为花，曾有诗云：“白雪剪花朱蜡蒂”。词人认为榴花艳似舞裙，更不须用剪缃彩作的假花相比。
“谁家旧家殿阁”之下由一般榴花突然写到旧时宫殿榴花，他却是据唐朝故事写的。《洪氏杂俎》说杨贵妃曾在骊山遍种石榴。“谁在旧家殿阁？自太真仙去，扫地春空。”借唐玄宗去蜀，贵妃马嵬自缢事，而暗喻宋王朝德佑之难后亡国之事。王沂孙身历亡国情境，借古今兴亡国辙迹，这几句话是假借石榴话古，实则伤今。“朱幡护取，如今应误花工”，典出《西阳杂俎·支诺皋下》。唐玄宗天宝年间，有处士崔玄者在洛阳居住。有一个叫阿措的女郎告诉他：“各位女伴都住在花囿中，每次都被恶风所挠。崔玄依其言，在苑中立了一个朱幡。在东风振地时，苑中繁花无损。石阿措即安石榴。众女伴都是花精。词引入此故事，是说而今却再无花工设幡来护惜石榴。
“颠倒绛英满径，想无车马到山中”由宫中榴花转写山中榴花。这二句，是融化韩愈《榴花》诗“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的诗意，诗中有很浓的山野情趣。写榴花花开花落，无仕女到山里看花。从而赋予榴花以清新洒脱的品格。“西风后，尚余数点，犹胜春浓”三句作结，借“万绿丛中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之意，反映了榴花的自然美，不因西风而减，反胜过“五月榴花照眼明”时，表现词人欣赏榴花并不在于一片繁红。结尾从榴花由盛转凋着眼这就和上阕“西邻窈窕，独怜入户却红”、“何须拟，蜡珠作蒂，湘彩成丛”等句，互相照应，这里自有一种高贵的品格蕴含其中，歌咏了亡国后逸人高士的高贵品质。
这首咏榴花的词，王沂孙自然流露的是对榴花的鉴赏。词中正面描绘很少，而是用前人咏榴花的诗词和种榴故事来烘托出榴花的美。
此诗前两句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后两句诗人紧承前语，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全诗以浅近通俗的语言，生动质朴的比喻，率直地表示亡国之恨，字字咬牙，句句切齿，有颠倒乾坤，截断众流之气魄。
第一、二句作者为了表现胸中的“愁和“恨”，不是采取怒发冲冠式的直接表露，而是借物寓怀，以一种环境衬托的比喻手法，巧妙地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这里的“山”“树”，不仅指自然的“山”“树”，更寓意元兵占领的一片浑浊世界。山、树本可使人赏心悦目，然而在亡国遗民眼中，只能勾起无限的愁和恨。
第三、四句紧承一、二句，诗人设想，如果眼前的山和树能够隔断秋月的光明，照我就不照他，照他就不照我，使我和他“不共一处”。这样以含蓄的手法，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诗人虽未明言同谁“不共一处”，不过，从诗人所写“无处堪挥泪”（《书文山卷后》），“我愁无地可耕渔”（见《宋遗民录》）等句，则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灭宋的元代统治者，使诗人陷入“无处”“无地”的厄运，所以诗人在月色如银的秋夜，迸发出的愁恨，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的恩怨。确切地说，全诗乃是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誓欲隔断明亮的秋月，虽然想隔断秋月的光明，事实上却是不可能的，但诗人不愿与元代新贵们“共一处”，其态度之坚决，气节之坚贞，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
前人评谢翱诗曰：“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意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谢翱传》）此诗即可见诗人风格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