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四句写归田园后偕同子侄、信步所之的一次漫游。
首句“久去山泽游”,是对这组诗首篇所写“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的回顾。次句“浪莽林野娱”,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作者在脱离“尘网”、重回“故渊”,飞出“樊笼”、复返“旧林”后,投身自然、得遂本性的喜悦。这句中的“浪莽”二字,义同放浪,写作者此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身心状态;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释此二字为“形容林野的广大”,似误。句中的一个“娱”字,则表达了“性本爱丘山”的作者对自然的契合和爱赏。
从第三句诗,则可见作者归田园后不仅有林野之娱,而且有“携子侄辈”同游的家人之乐。从第四句“披榛步荒墟”的描写,更可见其游兴之浓,而句末的“荒墟”二字承上启下,引出了后面的所见、所问、所感。
陶诗大多即景就事,平铺直叙,在平淡中见深意、奇趣。这首诗也是一首平铺直叙之作。诗的第五到第八句“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紧承首段的末句,写“步荒墟”所见,是全诗的第二段。这四句诗与首篇中所写“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那样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适成对照。这是生与死、今与昔的对照。既淡泊而又多情、既了悟人生而又热爱人生的作者,面对这世间的生与死、时间的今与昔问题,自有深刻的感受和无穷的悲慨。其在“丘垄间”如此流连徘徊、见“昔人居”如此依依眷念、对遗存的“井灶”和残杇的“桑竹”也如此深情地观察和描述的心情,是可以想象、耐人寻绎的。
诗的第九到第十二句是全诗的第三段。前两句写作者问;后两句写薪者答。问话“此人皆焉如”与答话“死没无复余”,用语都极其简朴。而简朴的问话中蕴含作者对当前荒寂之景的无限怅惘、对原居此地之人的无限关切;简朴的答话则如实地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而在它的背后是一个引发古往今来无数哲人为之迷惘、思考并从各个角度寻求答案的人生问题。
诗的第十三到第十六句“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是最后一段,写作者听薪者回答后的所感。这四句诗参破、说尽了盛则有衰、生则有死这样一个无可逃避的事物规律和自然法则。诗句看似平平淡淡,而所包含的感情容量极大,所蕴藏的哲理意义极深;这正是所谓厚积而薄发,也是陶诗的难以企及之处。读陶诗,正应从中看到他内心的境界、智慧的灵光,及其对世事、人生的了悟。
有些赏析文章认为作者此行是访故友,是听到故友“死没无复余”而感到悲哀。但从整首诗看,诗中并无追叙友情、忆念旧游的语句,似不必如此推测。而且,那样解释还缩小了这首诗的内涵。王国维曾说,诗人之观物是“通古今而观之”,不“域于一人一事”(《人间词话删稿》),其“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是“人类全体之性质”(《红楼梦评论·馀论》)。这首诗所写及其意义正如王国维所说。作者从“昔人居”、耕者言所兴发的悲慨、所领悟的哲理,固已超越了一人一事,不是个人的、偶然的,而是带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间悲剧。
“序文”交待了祭祀的单位、时间和对象。
“正文”是祭祀的内容,分四层表述:
第一层,“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我河浩。”概括黄帝对中华民族的创造:显赫盛大的始祖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后代子孙繁衍不息,面向巍峨的山岳和浩瀚的黄河大川,祭祀年年不断。据说黄帝时期,开拓了中国古时巨大的版图:东至海洋,西至空桐(山名,即崆峒。在甘肃平凉市西。),南至长江,北至釜山(徐水釜山),征服了许多部落,统一了全国。这四句诗歌颂了黄帝开创中华民族的伟大基业。“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是指黄帝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恩惠泽及万里荒原;建立如此伟大的事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中华民族雄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概写黄帝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功绩。
第二层,“世变沧桑”至“我为奴辱。”主要回顾中国近百年来的屈辱史。中国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多次受到挫折,而邻国日本等日益强大起来。1895年,日本霸占中国台湾及附属各岛和澎湖列岛;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1931年,又侵占中国东北三省,进而占领华北大部分地区。同时,也揭露了统治者的卖国行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先后割香港及九龙给英国;割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大片国土给俄国;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所以说,汉奸何其多,用国土来奉事敌人,敌人的欲望怎能满足。他们手拿武器,得寸进尺,致使沦陷区的老百姓沦为奴隶受辱。在“回顾”中既揭露了外国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也批判了丧权辱国的统治者没有继承黄帝的精神,卖国求荣的丑恶行为。
第三层,“懿维我祖”至“让其沦胥。”是指黄帝是具有美德的著名的一世英雄。在涿鹿奋战,使国家的区域得以安宁,赞扬了黄帝以武力战胜邪恶的勇猛精神。可是,今天黄帝的后代子孙却如此不敢动武,让祖国辽阔的土地沦陷在敌人之手,这是批评那些力主投降日本,高唱亡国论的民族败类。
第四层,表述苏日政策,表明苏日决心。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毛泽东等人虽然“不才”,但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在行军打仗方面正奋力进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建立了苏日根据地,正为国效命,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战斗。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是指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备尝多少艰难险阻,都是为了拯救祖国。日本侵略者不赶出去,中国人民哪里还有家呢。这里借用了西汉名将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7年)的故事。他曾率军多次打败匈奴,汉武帝为表彰他,给他建造府第,他拒绝说:“匈奴不灭,何以家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先有其国而后有其家的博大胸怀。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是指各党派和各界人士,要坚固地团结起来,不分军民和贫富,共同苏日。写出了中国共党人反对国民党的分裂活动,共同苏日救国的主张。“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苏。”写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唤起全国四万万民众,共同反侵略的决心。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表达全国人民的愿望,国家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改革内部政治,实行民主,组织和团结全国人民一心苏日,苏日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中国一定要侵略者还我河山,维护中国主权,这样的志向和决心,将永志不忘;中国一定要严格治军整军,加强国防力量,保卫国家,特此告诉列祖列宗,请列祖列宗和皇天后土一起加以监督。这一层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党各派组成苏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坚持苏战到底的决心。
这篇“祭文”采用四言诗的形式,一方面概述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创建大中华的丰功伟绩,一方面谴责了清政府近百年来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同时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收复国土、保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语言朴直,内涵丰厚,爱国报国卫国之情,充溢其间,浩荡正气,令人感奋。
在辅佐周穆王的过程中,祭国的祭公谋父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某年,周穆王要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祭公谋父劝说周穆王:圣明的君王是光大自己的德政,而不炫耀自己的武力,用武力征服别人,早晚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周穆王不听劝告,率兵攻打犬戎,尽管战争最后取胜,但周边的少数民族再也不称臣纳贡。
“以德治国”是符合周先人的传统的。《史记·周本纪》记述:
“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这段故事是说:古公亶父是周王朝的奠基人,被称为周朝的“太王”,是历史上的著名贤王。
古公亶父原是一个小国豳国的国君。当时,西北边地的戎狄进攻豳国,“欲得财物”。给了财物以后,他们还不满足,又要再来进攻,欲得地与民。豳国百姓被激怒了,纷纷主张打仗。这时,古公说:“老百姓拥立君主,是希望君主保护老百姓的福利。现在戎狄想来攻打我们的目地,是因为我有了土地和老百姓。老百姓在我这里和在他那里,只要生活的好,那有什么关系呢?现在老百姓们为了我个人的原因去打仗,用杀死别人的父子的手段去达到我当君主的目地,这样的事,我不忍心去做!”(原文: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我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因此,古公亶父只带了近亲私属一群人,学他的祖先不窋一样,离开豳国,迁徙到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定居。
古公亶父的这个举动被老百姓知道了,不仅原来豳地民众扶老携幼,离开戎狄而追到岐山来,照旧跟着他。而且附近的邻国,也久仰古公的仁义贤名,都来归附于他。
所以,老子依据古公亶父的事迹写成了第三章的“使民不争”。象古公亶父那样,他为了民众远离战争, 不争而退让到可以不要国家豳,不战而退从豳到了周原。他最终赢得了民众的心,他最终不争而成不战而胜!
显然,周穆王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是周失德的开始。左丘明的《国语》从西周穆王写起,大概是因为周穆王是西周失德的第一个君王罢!
附加说明:京城五百里以内为邦内;离京城五百到一千里的国为邦外;一千里到三千五百里的国为侯、卫;三千五百里到四千里的国为蛮、夷;四千里以外的国为戎、翟。甸服:为王朝服役,供应周王朝每天的宗庙祭祀;侯服:每年必须朝见周王朝,供应每月的祭祀;宾服:必须纳贡供应每季的祭祀,二到五年朝见一次;要(yāo)服:必须供应每年的祭祀,每六年朝见;荒服:每任国王必须朝见一次,表示臣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