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记述殷商发迹史特别是歌颂商汤功德的长篇颂诗。全诗七章,每章句数不等,其结构形式与《诗经》大多数篇章整齐的四言体等句分章不同。有韵,又与《周颂》各篇大多无韵不同。其内容以歌颂成汤为主并追述先王功业,并兼及功臣,也与其他祭颂之诗不同。
第一章追述商国立国历史悠久,商契受天命出生立国,所以商国一直蒙承天赐的吉祥。第二章歌颂商契建国施政使国家发展兴盛,以及先祖相土开拓疆土的武功。下章即转入歌颂成汤。第三章歌颂成汤继承和发展先祖功业,明德敬天,因而受天命而为九州之主。第四章歌颂成汤奉行天意温厚施政,刚柔适中,为诸侯表率,因得天赐百禄。第五章歌颂成汤的强大武力可以保障天下的安宁,为诸侯所依靠,因得天赐百禄。第六章歌颂成汤讨伐夏桀及其从国而平定天下。第七章歌颂成汤是上天之子,上天降赐伊尹辅佐他建立功业。
全诗从头到尾贯穿着殷商统治阶级的天命论思想:“君权天授”,他们是天帝的嫡裔,他们立国、开辟疆土、征伐异族、占有九州而统治各族人民,都是奉行上天的意旨,得到天的庇佑;他们建立的新王朝的统治权以及所有的福禄——权力、财富和显赫的荣耀,都得之于天,因为他们是天子及其嫡裔。统治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他们建立统治的理论基础。诗中歌颂武功,即暴力掠夺和扩张,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敷奏其勇,百禄是总”,统治权和享受的百禄,都来自运用本身强大力量进行的战争。崇尚勇武和战争,为侵略、镇压、掠夺和统治披上“天意”的伪装.正是殷商天命论的实质。
诗中塑造了商王朝创造者成汤的形象。他继续祖业而积极进取,开创新王朝基业。他恭诚敬天,“帝命不违”,奉行天意,“上帝是祗”,因而获得天佑,“百禄是遒”,是忠诚的天之子;他英武威严,战无不克,“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冲锋敌阵,其气势“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既蔑视敌人,英勇无畏,又能采取正确的战略,从而征服天下,是智勇双全的英雄;他又是贤明的执政者,“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圣敬曰跻,昭假迟迟”,励精图治,选贤与能,作诸侯的表率,是诸侯的依靠。《孟子·离娄下》也谈到商汤此人:“汤执中,立贤无方。”“执中”,即指汤“不竞不絿,不刚不柔”而言,是执政的必备品格;“立贤无方”,即“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指重用伊尹而言,传说伊尹本是奴隶,汤发现了他的才干,予以信任和重用,在伊尹辅佐下汤得以完成大业。诗中歌颂的成汤的这些品格,正是古代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理想品格。对于汤,周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赞扬的,因为他的品格也是周代统治者的理想品格;不过,他们吸取殷商覆亡的教训,把殷商的天命论加以发展和改造,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认为天命不是永久不变的,上天是道德神,仁德爱民才能获得和保持天命不变,因而突出执政者的道德,同时对理想人格也加以丰富和发挥,推动历史前进一大步。这些内容,从《周颂》和《大雅》都可以体会到。
此诗具有史诗的因素,叙述的事件以殷商的史实为基础,同时像各民族上古的史诗一样,吸取了上古的许多神话传说素材,但又根据殷商统治阶级的功利及其意识形态,对神话传说有所取舍和改造。
诗的结构形式并不整齐。在得以保存下来的五篇《商颂》中,这是章句和句式最不整齐的一篇。可能限于流传的版本不全,或资料不足,有所减略或增益,因而全诗叙事和各章内容详略不等。近人也有怀疑此诗有因错简而章次颠倒之处,如张松如《商颂绎释》,就将第四、五两章移为最后两章。
此诗的叙述并不平直板滞,善于运用一些形象的语言,描写较为生动。韵律也较为整齐,除全诗末两句外,句句用韵,每章换韵。在句式上,多用对句,或上下句相对,或双句相对,或章句相对,行文变化多姿,使语言整齐匀称,内容凝炼集中,有较强的节律感,当是中国后世诗词对仗的滥觞。
这首诗是曹植《杂诗七首》中的第六首。其主要抒发了赴难殉国的壮志以及壮志不遂的愤慨之情。
这首诗通篇造语悲壮雄浑,结构严整紧凑,句无闲字,篇无闲笔,它体现了曹植后期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此诗共十二句,一韵到底,每四句为一小节。第一小节写登高远眺,统摄全诗;第二小节以“烈士”与“小人”对比,借以明志;第三小节比第二小节更深入一层,直言自己以身许国的打算。但第三小节的前两句乃承第一小节的登高远眺而言,后两句则承第二小节的“国仇”二句而言,带有总结全诗的意思。篇幅虽短,却波澜迭起,气象万千。在曹植诗中,诚为异军突起的佳作。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是第一节。第一句诗写楼观极高,不高则不足以远眺;第二句写当窗凭槛,视野自然开拓。“飞观”,形容楼阁耸立,结构宏伟,如飞鸟之在高空;“临牖”,等于说“当窗”;“御棂轩”,等于说“凭槛”。
第三句“周千里”的“周”字用得确切而有气势。“周”者,遍也,匝也,意思说向东南西北四周遍地远眺,都能望到千里之外。“朝夕见平原”,通常讲成早晚都能看见平原,实有辞费之嫌;眼中的平原不可能有不成其为平原的时候。其实“朝夕”本是表空间的名词,后乃引申为表时间的名词。但鄙意上句既言“周千里”,则此句的“朝”、“夕”并不仅指东、西两面,而是概括指四面八方。正如以“朝”、“夕”为早晚,虽指早晨和傍晚,实概括一昼夜之二十四小时而言之。这两句正写出河南地处中原,登高望远,有控驭四方之势。所以表面上看似领起下文,实已体现作者胸罗万象、气盖当世的雄才大略。
“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是第二节,“烈士”,指有正义感而不怕牺牲的人,在古代不一定专指死者。“偷自闲”,偷安而自甘闲散。“亮”,诚然,实在。“塞”,防止,杜绝。“国仇”句,是说国家的仇敌诚然是一时还消灭不了的。原意是说勇士要时时不忘自己应当有不怕牺牲的精神。
“烈士”二句看似泛指,涵义实深。意谓自己本是“多悲心”的“烈士”,但每当遇到报国歼敌的机会,却不允许自己参加,尽自己一份力量。这无异把自己看成苟且偷安的“小人”。这两句诗表面上是客观的、平列的,事实上却洋溢出作者报国无门的一腔义愤。因此接下来坚决表态:在国仇未灭之时,自己是甘心抛头颅、洒热血的。
然后转入“抚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是第三节,承上第一小节登高远眺的描写更明确地表示,自己时刻关心着魏蜀双方的战斗的,很想亲身奔赴前线。蜀在魏之西南,故作者“抚剑”而瞩目“西南”。“太山”,这里不是指山东的泰山,而是指陕西的太乙山。太乙山与终南山相接,在今陕西郿县南,正当蜀军入魏的冲要之地。当时诸葛亮既围陈仓,扬言要从斜谷取道郿县,太乙山正是对方的必经之路,所以作者打算奔赴太乙山迎战敌人。
最后两句,依黄节注,“弦急悲声发”是比喻作者为什么要让人们听他慷慨陈辞。“弦急”,指把琴弦绷紧,使调门儿增高。盖弹琴时如果要使音调高亢激越,便把琴弦拧紧。音调既高,“悲声”乃作。这两句意思说琴弦一“急”,琴声自“悲”;而大敌当前,国家多事,自己却被投闲置散,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才悲愤交加,慷慨陈辞的。这两句既是“国仇”二句的补充,又是全诗的结语。
上片写塞马南来的凶残与金朝君臣将帅的昏庸无能导致亡国。蒙古军队狂奔而来,硝烟滚滚,战火连天,汴京城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草木失色,百姓悲号,天昏地暗,战鼓震天,大有“天穿地裂”之势。全国呈现出一片混乱。接着作者沉痛地指出导致金朝亡国的原因:本来可以凭借险要山气作为屏障以拒塞马,但朝廷昏庸,将帅无能,以致“百二气山”的险要也发挥不了作用,使蒙军长驱直入,直逼九重,终至亡国。作者既痛心国亡,又气愤统治者的昏聩,心中之气,悲抑难平。
下片写亡国之惨状和自己的心灵感受。“长戈袅”四句,蒙军长戈飞舞,连天空的飞鸟都已灭绝,原野上尸体多得无处堆放,似乎气中流淌的都是鲜血。兵燹酷烈,生灵涂炭,这是如实地描述当时元军的暴行,字字血泪,力敌万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回写自身。以“叹”字领起,在国难之中,活着的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与家人动辄失散,遂成永别。词写到此,已将国难家难写尽,于是以“回首”二字宕开,追古伤今。当年的汴京,春光满城,莺鸣芳树,燕舞晴空,如今却疮痍满目,雕栏虽在,明月犹悬,而人事全非,故国之思,令人肝肠寸断。接着,以“更西来、流水绕城根,空呜咽”作结。“更”字加强感情力度,气水呜咽,着一“空”字,透出作者在亡国之后无可奈何的悲叹,徒增伤感。
全词写兵祸以实录,用史笔也;写悲感移情于景,用笔空灵。词情激愤,悲壮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