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王绩选择宝琴以自喻,“材抽下山干,徽点昆丘玉。漆抱蛟龙唇,丝缠凤凰足。”都是自己才华的象征。而且宝琴又先后奏了《广陵散》和《楚明光》这样高雅的曲子,但曲高和寡,无钟子期那样的知音来欣赏,寄寓了他怀才不遇的感慨。
第二首王绩以翠竹自比,写了他所处的艰难的环境“霜霰封其柯,鹓鸾食其食”,不仅如此,还有性命之忧,“刀斧俄见寻,根株坐相失”。翠竹虽然有用,但却终遭到砍伐,反不如山上之草,得以繁茂生长。他上一首表现了出仕的愿望后,在这一首又马上表现出了消极的畏祸心理,又趋向于隐。这种心理状态又持续到下一首。
第三首写宝龟处身不慎,因此落入罗网,惨遭杀身之祸。王绩想到了出仕后政治生涯的风波无常,继上一首表现出了畏惧和隐逸避祸的心理。
在第二首和第三首王绩意欲归隐后,王绩第四首又写了松树,尽管生得其地,免遭砍伐,但却是自生自灭。“盛衰自有时,圣贤未尝屑”表现了王绩想到归隐虽可自保,但却不甘心无为无用的心理。出仕的欲望又有所抬头,接着又写了第五首。
第五首虽然写了“荣荫诚不厚,斤斧亦勿伤”,流露了王绩知足求全的心理,似乎道家的隐逸思想又占了上风,但最后一句“赤心许君时,此意那可忘”却又明显地表现出他渴望出仕的心理。
可将第六首视为前五首的总结和终结,它是王绩苦苦思索和挣扎后得出的一个结果。前几句写凤凰高翥远翔,表明了王绩决心归隐。但最后四句又写在“皇臣力牧举,帝乐箫韶畅”的时候,他自会重返朝阁,经世济用的。
《古意六首》风格朴质无华,完整地体现了王绩关于仕与隐的心理矛盾,同时也展现了一个从怀才不遇到归隐避祸,从不甘无用到意欲出仕,从决心归隐到期盼清明盛世重返朝阁的心理过程。
上片开端五句,评价友人之诗,言其音韵和谐美妙,意境清峻。“佳人”以下,赞美其高洁的品德,以及壮志难酬的痛苦。下片希望友人着眼大局,挺身报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夜半”二句,遥想金戈铁马战场厮杀之情景,回荡现实却又是无比的痛苦。结句点明恨如潮水,正是由于国土分裂,简短有力,精悍异常。
上片首句至“毛发”数句评价叔高的诗作。词人评点得很细致,语言优美,比喻新颖,想象奇特,极富诗情画意。接下至“调瑟”数句哀叹叔高的萧索境况。以古今美女多遭遗弃隐喻才士常被埋没;“金屋冷,夜调瑟”则借汉武帝皇后阿娇失宠,进一步说明被遗弃的痛苦。运用比兴手法,以虚写实,其艺术效果反而更好。
下片写叔高之怀才不遇而转及其家门昔盛今衰。长安杜家曾是大族,门望尊崇,但叔高一家与之有别,朝中众臣尔虞我诈、争权夺利。虽然叔高五兄弟都有才能,却因不会钻营而不能有所作为。接下来作者又对祖国分裂产生悲叹:曾经衣冠相继的中原路上,如今却是一片荒凉,遍地战骨渐渐销蚀。统治者大兴清谈之风,借以掩盖他们的无能和懦弱。但词人的爱国热情依旧高涨:“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此时词人好像又回荡了年轻时与金兵作战的大年代,但这毕竟只是幻觉,取而代之的是无以复加的痛苦。末句“南共北,正分裂”便是造成作者如此痛苦的根源。
全词词人擅用比兴,设喻新异,想像独荡,词中称赏的诗境之美,高冷绝俗,亦可看作词人所追求的某种美学境界。
刘琨是西晋末年的爱国将领,也是诗人。现存刘琨诗仅《扶风歌》、《答卢谌》等三首,都写于他后期同少数民族入侵者的斗争中,反映的是他立志报国的雄心及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钟嵘《诗品》说他的诗“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也说他的诗“雅壮而多风。”强烈的报国愿望与严酷的现实环境使刘琨诗呈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在当时诗坛上,他的诗是独树一帜的。江淹这首拟作试图再现刘琨的这一风格特征。
诗题为“伤乱”,这正是刘琨后期诗歌常见的题材。诗开首四句点明了诗题中的乱:大晋王朝遭逢厄运,外族入侵,天下纷乱。北方秦、赵、幽、并等地灾祸不断,战乱频仍,处于分裂状态之中。这是对当时中原地区形势的概括。刘琨《答卢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厄运初遘,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舟覆,横厉纠纷,群妖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江淹拟作开首四句就是从这里化出的。
紧接着“伊余”二句表明了刘琨报效国家的决心:承受着晋朝的恩宠,国家遭受厄运时,自然要感奋而起,为国奔走献身。为了从战乱中拯救国家,刘琨艰苦转战,备尝艰辛,甚至遇害前仍念念不忘抗击入侵之敌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国家,他确实做到了奋不顾身。
刘琨年轻时就被人目为豪杰,他自己也有远大的志向,在他自己的《重赠卢谌》诗中,他列举了姜尚、管仲、陈平、张良等古代辅佐君王建立功业的人,表明自己的志向是像他们那样建立功名。江淹这首拟作也选择了类似典故来表现刘琨的志向:“六奇术”指陈平为汉高祖刘邦六出奇计。张良、韩信是刘邦重要的谋臣武将。“冀与张韩遇”和刘琨自己说的“想与数子游”(《重赠卢谌》)是一个意思,表明他希望建立古人那样的业绩。宁戚是春秋卫人,因家贫给人挽车,至齐,扣牛角而歌,齐桓公见了,认为他非常人,立即任用了他。用这个典故可以说明刘琨羡慕古人有机会施展才能。荀息是晋献公儿子奚齐的师傅,曾说臣当以忠贞事君。献公死后奚齐为君,奚齐被杀后,荀息即以死实践自己的诺言。江淹用这个典故很能体现刘琨的献身精神,并且充满了悲壮色彩。国家的动乱、古人的事迹激励着刘琨。诗至此在情绪上是激昂慷慨的。
然而从“空令”二句起,诗的情绪转入了低沉悲凉,紧扣了题中的“伤”字。刘琨诗中立志报国的雄心与壮志难酬的悲愤是交织在一起的,江淹这首拟作也如此。事实上,刘琨未能实现理想并不是他没有古人那样的才干,而是时势使他难以施展才干。眼看岁月无情流逝,内心的痛苦和焦虑也与日俱增。刘琨自己诗歌提到古人的业绩一则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再则也是用古人的功成名就和自己的一无所成作对照,以显示出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悲愤。江淹对此深有体会,故拟作中的用典和刘琨《重赠卢谌》中的用典非常相像。
诗的后半部是写景与直接抒情。刘琨《扶风歌》也有不少写景之句,描写了他赴并州刺史任时沿途所见的凄惨景象,反映了他沉重的心情。江淹这首拟作也吸取了刘琨诗的这一特点,插入了写景诗句。城濠、沙漠、白日、寒树,呈现出一片萧条荒凉的景象。战乱使诗人心情沉重,然而更使他愤懑的是,他的抗敌行动并没有得到晋朝内部的有力支援,统治者中的一些人甚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希望他成功,使他常常孤军奋战,屡屡受挫。拟作刻画了英雄受困时的情景:投袂即甩袖,这个动作反映了刘琨内心的强烈悲愤,“抚枕”是说他满怀忧虑以致夜不能寐。“功名惜未立,玄发已改素”,眼看头发由黑变白,而功名依然未建,这对怀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是极痛苦的事。这两句也和《重赠卢谌》中“功名未及建,夕阳忽西流”如出一辙。最后以“时哉苟有会,治乱惟冥数”作结。也许能够遭逢天时,有所成就,但这毕竟没有多少希望,天下的治与乱,是被冥冥之中的命运所操纵着的。天下动乱激起报国的壮志,壮志难酬引起无限悲愤,无奈之余只能归之于命运,最后两句语似平静,实则隐含了更深的悲伤,悲剧色彩愈浓。
将这首拟作和刘琨现存三首诗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拟作几乎是刘琨后期诗歌的浓缩。整首诗从题材、思想感情、用典、结构布局直到字句的运用和刘琨自己的诗基本吻合,而且浑然一体,毫无拼凑之感。江淹准确地把握了刘琨当时的心理特征,紧紧抓住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所造成的痛苦作为诗歌情感起伏发展的线索,因而较成功地再现了刘琨诗歌特有的思想感情和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
全诗共四句,以追述始,写唐明皇自蜀返京,由蜀入秦,恰逢霖雨之夜。地点、情景依旧,然人事全非。使人睹此情景就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安史之乱,唐明皇仓惶出逃,联想起马嵬坡“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长恨歌》),联想起栈道雨中唐明皇悼念贵妃闻雨而作《雨霖铃曲》的凄凉惨景。诗人让读者产生这么多的联想,是为了让人对唐明皇的悲凉处境作一深刻反省。唐明皇开元年间,天下大治,四海晏然,史家盛称为“开元之治”。然而,到了天宝末年,唐明皇宠幸佞臣,沉湎声色,终日与杨贵妃晏游嬉戏,朝政荒废,怨声四起。可是不久,“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长恨歌》),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撕毁了唐明皇的美梦,迫其弃都西逃。荒淫无道,宠幸佞臣,把唐明皇送上了悲凉的人生之路。西京收复后,唐明皇由蜀归秦,景况是否会改变一下呢?诗人这样写道:“犹是张徽一曲新”。与上句联系起来,恰恰与诗人的未言之意构成鲜明的对比。前者,唐明皇是落难帝王,进不能保社稷,退不能保宠妃,身不由己,悲苦自知;如今,唐明皇是返京的皇帝,青山依旧,江山未改,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他又可以称孤道寡,君临天下了。然而,物是人非,爱姬已命丧马嵬,在唐明皇的耳中眼中,只有那雨中栈道和霖雨铃声还有一点新鲜感,只有张徽奏的《雨霖铃曲》还能打动他那木然的灵魂和死去的心。
张徽弹奏的是什么呢?是唐明皇的爱恋、怨恨、悼念和追悔吗?唐明皇听来也许是,不然,他何以感到亲切,何以凄怆流涕!然而,诗人听来却别有韵致:“长说上皇垂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从《雨霖铃曲》中,诗人听出乐工张徽在久久地叙说唐明皇垂泪授曲的情形。叛贼横行,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唐明皇偏安一隅,不思收复河山,却一直沉湎旧情,念念不忘被逼自缢于马嵬坡的杨贵妃。他常常垂泪向张徽传授自制的《雨霖铃曲》,用以表达对杨贵妃的思恋和怀念。作为一个人,唐明皇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是,作为一个帝王,一个国家陷于战乱时期的帝王,即使他已经逊位,这样沉湎个人私情也不免让人感到太过儿女情肠。
总之,这首诗熔批判和同情为一炉,而诗人那颗忧国忧民之心又隐含其中,构成了阴郁、悲凉的基调,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大雅·民劳》一诗,朱熹《诗集传》以为“乃同列相戒之词耳,未必专为刺王而发”。严粲《诗缉》也说:“旧说以此诗‘戎虽小子’及《板》诗‘小子’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辞,今不从。二诗皆戒责同僚,故称小子耳。”朱熹等宋代经学家每不从汉儒之说,自立新义,时有创见,但涉及君臣关系问题,却反而比汉儒保守。其实,正如范处义《诗补传》所说:“古者君臣相尔女(汝),本示亲爱。小子,则年少之通称。故周之《颂》《诗》《诰》《命》,皆屡称‘小子’,不以为嫌。是诗及《板》《抑》以厉王为‘小子’,意其及位不久,年尚少,已昏乱如此。故《抑》又谓‘未知臧否’,则其年少可知矣。穆公谓王虽小子,而用事甚广,不可忽也。”朱、严之说实不足为训。
此篇共五章,每章十句,均为标准的四言句,句式整齐,结构谨严。各章互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第一句皆同,第二句仅末字互相不同,第三句除第三章外余四章皆同,第四句皆不同,第五句皆同,第六句后两字不同,第七句皆同,第八句、第九句皆不同,第十句除第四章、第五章外余三章第一字均为“以”。这样的句式结构,具有明显的重章叠句趋势,本是《国风》中常见的一种基本格式,但在《大雅》中居然也有板有眼地出现,确实令人有些奇怪。不过说怪也没什么好怪,《大雅》虽以赋为主,但它与《国风)在艺术手法上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大雅·凫鹥》《大雅·泂酌》两篇也是复沓式结构。只是《大雅·民劳》一诗篇幅要长得多,五章反覆申说,意味尤为深长,令人咀嚼不尽。
诗一开头,就说人民已经很劳苦了,庶几可以稍稍休息了。接着“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说要以京畿为重,抚爱国中百姓,使四境得以安定;“无纵诡随,以谨无良”,是说不要受那些奸狡诡诈之徒的欺骗,听信他们的坏话。第二、三、四、五章的“以为民逑”“以绥四国”“俾民忧泄”“国无有残”与“以谨惛怓”“以谨罔极”“以谨丑厉”“以谨缱绻”,也是围绕恤民、保京、防奸、止乱几个方面不惜重言之。至于为什么每章都有“无纵诡随”一句放在“式遏寇虐”一句前面,严粲、钟惺都做过解释。其实,抨击小人蒙蔽君主而作恶,无非是刺国王不明无能的一个障眼法。不便直斥君主,便拿君主周围的小人开刀,自古皆然。确实,有了昏君小人才能作大恶,“极小人之情状”是给周厉王一个镜子让他照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