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是李白诗赋中常常借以自况的意象,它既是自由的象征,又是惊世骇俗的理想和志趣的象征。开元十三年(725年),青年李白出蜀漫游,在江陵遇见名道士司马承祯,司马称李白“有仙风道骨焉,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当即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并序》(后改为《大鹏赋》),自比为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鸟。李白诗中还有一首《临路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据唐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铭序》云,李白“赋《临终歌》而卒”。后人认为可能就是这首《临路歌》,“路”或为“终”之误写。可见李白终生引大鹏自喻之意。按此诗语气直率不谦,故前人有疑非李白之作者,亦有信为李白之作而辨之者。参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此诗题解。
全诗开篇激昂高调,前四句均以“大鹏”自比。“大鹏”这一意象经常在李白的作品中出现。大鹏是《庄子·逍遥游》中的神鸟,传说这只神鸟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其翼若垂天之云”,翅膀拍下水就是三千里,扶摇直上,可高达九万里。大鹏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中是自由的象征,李白深受其影响,故而李白的作品中永远有最浪漫的幻想,永远充满对权贵的傲视和对自由的追求。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李白以大鹏自比,描写了传说中的神鸟大鹏起飞、下落时浩荡之景象,更是表现出了诗人李白此时豪情满怀、直冲青云之志向。李白在诗中第三、四句写到:“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即使大风停下来,大鹏落了下来,也会在江湖激起波澜。如果李白自比大鹏,那么李邕自然就是大鹏乘借的大风,李白在这里言明即使将来没有了李邕的相助,他也能在政坛造成非凡的影响。这种非凡的胆气不得不用一个“狂”字来总结。
诗的后四句,是对李邕怠慢态度的回答:“世人”指当时的凡夫俗子,显然也包括李邕在内,因为此诗是直接给李邕的,所以措词较为婉转,表面上只是指斥“世人”。“殊调”指不同凡响的言论。李白的宏大抱负,常常不被世人所理解,被当做“大言”来耻笑。李白显然没有料到,李邕这样的名人竟与凡夫俗子一般见识,于是,就抬出圣人识拔后生的故事反唇相讥。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这两句意为孔老夫子尚且觉得后生可畏,你李邕难道比圣人还要高明?男子汉大丈夫千万不可轻视年轻人呀!后两句对李邕既是揄揶,又是讽刺,也是对李邕轻慢态度的回敬,态度相当桀骜,显示出少年锐气。
其实历史上李邕本人亦是一个侠义豪迈、天纵英才的人物,而且对后辈多为照顾。对于这样一位名士,李白竟敢指名直斥与之抗礼,足见青年李白的气识和胆量。“不屈己、不干人”笑傲权贵,平交王侯,正是李太白的真正本色。
诗中运用了设问和借景抒情的表达技巧,写下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状况,而作者不得不周旋其中,从而表现了弘济上人的高洁。
《秋夜寄僧》没有运用精工华美的辞藻,而这也是欧阳詹一贯的诗词风格,欧阳詹的诗虽谈不上新奇,却很讲究炼饰。他继承了同时期诗人陈去疾清新洗炼的语言风格, 在用词炼意和声调格律上都十分讲究, 尽量避免押险韵,最忌用生僻词语,这就使他的诗不仅浅显平易,通俗易懂, 而且韵律和谐,读起来琅琅上口,文字质朴,却富有味。
开头前两句先言明自己的处境,想脱离官场,但又不忍,最终不得不周旋其中。二句虽是问话,实则自己心中早有答案,从而引导出对僧人的赞扬。意为“如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我还不得不周旋于其中,只有您却还与德为邻,佩有美好德行。”十几年求宦的道路上,欧阳詹艰难地抗争,苦苦地挣扎。痛苦的现实,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成了欧阳詹赋作最核心的表现内容。
在后两句中诗人运用了自己所擅长的取材、 布景和造境的写作方式,“为什么呢?看那月光多么明朗,虽然照着千座峰峦,实是受感动而且只照您一人。”在诗中,他不是孤立地抽象地说教,而是把情与理置于形象的描写之中 , 在鲜明完整的意象中以借物言志即景抒情的方式表现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刻画传神,细致入微。抒写了他对弘济上人的怀念情绪的同时,把老僧的品德、感天动地月为之明的情形写了出来,可见诗人内心潜在的不须言明的感情。
本文是清朝末年革命烈士林觉民写给妻子陈意映的一封绝笔信。在这封绝笔信中,作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深情和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深沉的爱。他把家庭幸福、夫妻恩爱和国家前途、人民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对妻子亲人的爱和对国家人民的爱连为一体,阐述一个深刻的道理: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就不会有个人的真正幸福。全文感情真切,笔调委婉动人,读后令人荡气回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自“意映卿卿如晤”一开头,整封信围绕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情”字倾诉心曲。“卿卿”一呼,落笔动情。“吾至爱汝”,“吾爱汝至”,“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吾作此书,泪珠与笔墨齐下”,这些饱含感情的倾诉,使读者心魂为之摇荡。正由于作者对妻子爱得深挚,因此在挥毫作书之际,夫妻之间那令人无限眷恋而又无法重温的往事,一时奔涌笔底。
第一件事是“四五年前某夕”与妻子的一席对话。作者对妻子说:“与使吾先死也,吾宁汝先吾而死。”读者乍听起来,这话真有些不近人情,谁都希望自己至爱的人健康长寿,也难怪他的妻子“初闻言而怒”。按时间推算,这番话应是林觉民婚后赴日本留学假期返故里时所说。他在日本比在国内更加接近反清革命中心,献身革命、为国捐躯的宏愿已经确立,只是担心一旦牺牲了,妻子忍受不了失去爱侣的悲痛。“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这份“道是无情却有情”的爱,是至爱。
第二件事是婚后蜜月生活的情景:“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花月掩映,两情依依,良辰美景人同在,诗情画意,温馨甜蜜。美丽的青春,无边的幸福,无法让他忘怀,这浓情蜜意,是至爱。
第三件事是“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这时新婚不久,作者写信给父亲说要远赴南洋,急得老父去厦门找他,但他却早已回家。这次外出,显然有特殊任务,但不便直接告诉妻子。所以意映要他“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希望远走天涯长相随,是至爱。
第四件事是“前十余日回家”。这次作者从日本归来,身负革命重任,本拟将实情告诉妻子,又考虑到妻子有孕在身,恐不胜其悲,“故惟日日买酒呼醉”,试图减轻压抑心底的难言之苦,永诀之痛。诚如古人所叹:“举杯消愁愁更愁”,这醉中之苦仍是对妻子的至爱所致。
除了这四个生活片断,作者对妻子的至爱,还表现在对死后的想象。一个平日不信有鬼的革命者,竟希望真有鬼,好与妻子以灵相依,以哭相和;黄泉尘世,互慰相思与寂寥。而信末因感“巾短情长”难以尽意的巨大痛苦,反以“一恸”作结,可谓以一当十,言有尽而情无限。
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矢志拯救国家民族的革命者,作者在尽情倾诉夫妻之间至爱的同时,畅叙了儿女情必须服从革命事业的至理,将一己之爱扩展到普天下人之爱,表达了牺牲个人幸福,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崇高情怀,情理浑然交融,深情大义与英雄壮怀同辉,给这封信带来了政论的色彩和战斗的品格,堪为志士增色,为弱者壮胆,义无反顾地为祖国献身。
这封信是作者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写的,生与死,妻与儿,国家、民族与人民,无不牵动着他的心魄,其万千思绪,如春潮荡漾于心海,散文的形式正适宜他尽情地表达这丰富、复杂的感情。追忆往事,不需依时间先后为序,一件往事似信笔拈出,每一笔都流注着作者炽热的血液,饱含着作者对革命、人生的崇高信念。这封信不是一般所谓的情理兼见,而是以情作为贯穿的主线,理贯于情,情中见理。
在这封感人至深的信中,也可见作者挥洒自如地驾驭语言的功力。写景叙事处,精妙洗练,情景宛然在目。如对婚后生活的回忆,冬日月夜,一对爱侣临窗低语,携手庭中,在月光与疏梅交相掩映中互诉心怀。和平、宁静、温柔、幽谧的夜色,烘托着、渲染着人间醉人的幸福。这种境界,无须慷慨陈词。作者基本上采用了四言、七言句式,参差错落,娓娓动听,明净如洗的语言,极富诗的韵致。这段文字,既有一种逼真传神的形象美,又有一种清新醉人的情趣美。夫妻之间的柔情蜜意:“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只在虚实之间,既明朗又微妙,给人以不尽的遐想。信中为了表达对妻子的至爱至情,时时出现叠字,如“低低”、“切切”、“真真”、“的的”、“日日”、“依依”等,把作者对妻子无限爱恋,对人生无限眷恋的浓烈感情传达了出来。
信中在抒发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和痛斥旧中国血腥统治等方面,大气磅礴,精光四射。大抵长短句式交替运用,句意或层层递进,或回旋曲折,铿锵之声如金石掷地,又于参差错落中显示出语句大致相仿的特点,增添了文章悲壮恢宏的气度与政论雄辩的色彩,使感情的进发与理性的思辨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作者虽于抒情处再三畅言壮志,并不给人以芜杂、累赘的感觉;相反,它给人以亲切的感染、有益的陶冶。由于作者具有比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能够自如地融诗文辞赋的语言节奏于笔下,又能适当地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富有表现力的叠字,铸炼出具有个性色彩的散文语言,完满地体现出这封信的立意:为天下人谋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