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
近代陈廷焯《词坛丛话》云：“欧阳公词，飞卿之流亚也。其香艳之作，大率皆年少时笔墨，亦非近、后人伪作也。但家数近小，未尽脱五代风味。”与宋代曾慥《乐府雅词》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把欧阳修的一些香艳之词和鄙亵之语，想当然地归为“仇人无名子所为”不同，陈廷焯对欧公这一类词的评价要显得中恳和客观得多。而云欧词风格迫近五代风味，这首《南歌子》便是最贴切的证明。花间词的古锦纹理、黯然异色，同样可以从这一类词中深深感受到。
这首词以雅俗相间的语言、富有动态性和形象性描写，凸现出一个温柔华俏、娇憨活泼、纯洁可爱的新婚少妇形象，表现了她的音容笑貌、心理活动，以及她与爱侣之间的一往情深。上阕写新娘子精心梳妆的情形。起首二句，词人写其发饰之美，妙用名词，对仗精巧。次三句通过对女子连续性动作、神态和语言的简洁描述，表现新娘子娇羞 、爱美的情态 、心理以及她与郎君的两情依依、亲密无间。下阕写这位新嫁娘在写字绣花，虽系写实，然却富于情味。过片首句中的“久”字用得极工，非常准确地表现了她与丈夫形影不离的亲密关系。接下来一句中的“初”字与前句中的“久”字相对，表新娘在郎君怀里撒娇时间之长。结尾三句，写新娘耽于闺房之戏，与夫君亲热笑闹、相互依偎太久，以至于耽误了针线活 ，只好停下绣针 ，拿起彩笔，问丈夫“鸳鸯”二字怎样写。此三句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新娘子的娇憨及夫妻情笃的情景。笑问“鸳鸯”两字，流露出新娘与郎君永远相爱、情同鸳鸯的美好愿望。
这首词在内容上重点描写新娘子在新郎面前的娇憨状态，在表现技巧上采用民间小词习见的白描和口语，活泼轻灵地塑造人物形象，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明代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卷二曾用“前段态，后段情”来概括其结构特征。上阕以描写女子的装束和体态为主，下阕则叙写夫妇亲密的生活情趣。起句写少妇头饰，十字中涵盖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四种意象，彼此互相衬托，层层加码，雍容华贵之态即由头饰一端尽显无疑。这与温庭筠《菩萨蛮》词如“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常常通过头饰或头饰的变化暗喻人物心境，实是同出一辙，且绮丽有过。陈廷焯许之为“飞卿之流亚也”，或正当从此处细加体会。但欧公手笔当然不啻是模仿而已。温庭筠虽然也多写绮丽女子，但情感基调一般是凄苦伤痛的，所以表现的也是一种美丽的忧伤。说白了，温词中的女子多少有些因哀而“酷”的意味，它带给读者的感觉，也多少有些沉重。欧公借鉴了温词笔法，而情感基调则转而上扬。华贵女子的表情不再黯然，而是笑意盈盈。此观上阕之“笑相扶”和下阕之“笑问”可知。女子之温情可爱遂与其华丽头饰相得益彰，这是欧词明显区别于温词之处。欧、温之不同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温词中的女子表现更多的是凄婉的眼神与懒缓机械的动作，她的所思所想，只是露出一点端倪，让你费尽思量，却未必能洞察心底；而欧词则多写轻柔之动作和活泼之话语，其亮丽之心情，昭昭可感。如“走来窗下笑相扶”、“弄笔偎人久”之“相扶”、“偎人”的动作，都描写得极有神韵。而“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和“笑问双鸳鸯两字怎生书”两句，不仅问的内容充满柔情机趣，而且直把快乐心情从口中传出。这种轻灵直率都是温词所不具备的，即此可见欧词的独特风味。
词中的女子是华丽温柔的，其动作和言语也不无性爱的意味，充满着挑逗性。拿它和柳永的《定风波》作一对比，其香艳程度明显是超过柳永了。然晏殊可以拿柳永的一句“闲拈针线伴伊坐”来作奚落的话头，而欧公的过甚之词却得到了宋人的百般维护，盖宋人评词也有以人废词的习气，带着有色眼镜，因而其客观性是大有疑问的。读者固然应对欧词对花间词的超越表示钦赏，但也不应忘了柳永所受到的无端冤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