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盛赞宴享时酒肴之甘美盛多，以见丰年多稼，主人待客殷勤，宾主共同欢乐的情景。诗中所称的“君子”，是宾客对主人美称。
全诗六章，显示欢乐的气氛，在赞美酒肴丰富的同时，并于后三章进而赞美年丰物阜，故而在宴会当中，宾主得以尽情享受。诗的前三章，章四句，皆以“鱼丽”起兴，具体地歌赞主人酒宴的丰盛，礼遇的周到，可以说是全诗的主体部分。诗人从鱼和酒两方面着笔，并没有写宴会的全部情景。以鱼的品种众多，暗示其他肴馔的丰盛；以酒的既多且旨，表明宴席上宾主尽情欢乐的盛况。写鱼的品种众多，不厌其详，写饮酒的情况，就比较概括，这种写法，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在周代我国已进入农业社会，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不仅广兴耕稼，而且许多鱼类，已成为人们常见的美食。捕鱼养鱼的方法也有了进步，在《诗经》里，提到鱼的篇章不少。《邶风·谷风》、《齐风·敝笱》、《豳风·九罭》，乃至《周颂·潜》、《小雅·南有嘉鱼》、《小雅·鱼藻》都有关于鱼的记载，特别是在《陈风·衡门》当中，有这样的诗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又说：“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用鲂、鲤两种鱼的嘉美和娶妻要娶“齐姜”“宋子”，相提并论，可见人们对吃这两种鱼的青睐。在《周颂·潜》诗中，以“猗与漆沮，潜有多鱼”写养饲鱼类的情况，并且表明饲养的目的，是为了“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可见养鱼之被重视。滋味鲜美的鱼类在宴席上，也就成人们乐于称道的美馔了。在此诗前三章中，每章并列两种鱼名：“有鲿有鲨”、“有鲂有鳢”、“有鰋有鲤”，诗人不厌列举，并非纯用夸张语气，而是借鱼类之多，说明酒宴的隆重，并以表明其他肴馔也必然相应的丰富。诗人这种举一反三，以简驭繁的手法，是广为后人效法的。
说到酒，“酒”是丰年的象征，丰年酿酒，是先民历来的习惯。古代酿酒的原料，纯用粮食作物。在食用的五谷丰产之后，人们才用多余谷类，进行酒类的酿制。《诗经》中提到酒的名篇很多，《豳风·七月》中说：“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周颂·丰年》这篇，写得更具体，其诗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诗中所称之稌，今称为稻（一说专指糯稻），稻黍俱得丰收，盈仓盈廪，“为酒为醴”，才有条件。酒之为用，除了供祭祀昭告丰收之外，“以洽百礼”一句，概括了它的重大作用。因而宴会之中要欢饮旨酒，燕飨嘉宾，更以酒多且旨，以示丰年之欢乐。朱熹《诗集传》，据《仪礼》“乡饮酒”及“燕礼”皆歌《鱼丽》，称此诗为燕飨上下通用之乐，其义甚明。证以《小雅》中其他有关饮酒的诗篇，如《小雅·鹿鸣》（原为燕飨群臣嘉宾之诗，其后成为上下通用之乐）云：“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遨。”《頍弁》云：“乐酒今夕，君子维宴。”盖“酒以成礼”、“酒以尽欢”，由来已久。《小雅·南有嘉鱼》诗亦称“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此诗前三章反覆称道“君子有酒，旨且多”、“君子有酒，多且旨”、“君子有酒，旨且有”，正是表明宾主在宴会中十分欢乐的情景。
诗的后三章，诗人紧扣前三章中三个重要词语“多、旨、有”，进而赞美在丰年之后，不仅燕飨中酒肴既多且美，更推广到“美万物盛多”（《毛诗序》）这一更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就诗的本身来说，这三章可称为副歌。有了这三章，歌赞丰年的诗意，乃更为深挚。诗人说：“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由物品之多，而赞美到物之嘉美；由物品之旨，而赞美到物之齐全；由物品之富有，而赞美其生产之及时。表明年丰物阜，既是大自然的赐予，更是人类勤劳创造的成果。而燕飨的欢乐，则是在丰年以后才能取得的生活中的享受。诗章语简而义赅，充分显示了物类繁多而时人富裕这样的现实。
《小雅·鱼丽》，作为一首乐歌，它的唱法，现在已不知其详，无从考证，但在语言运用方面，仍能得到一些启示。前三章章法相同，采用四、二、四、三的参差句式，在唱法上既有反覆赞歌之美，又有参差不齐的音乐节奏，便于重唱合唱。诗中所称的“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在用意上虽无甚差别，但能产生一唱三叹的美感，使满座增欢。后三章着重在点明主题、渲染气氛，所以每章只有两句。在诗句的本身，其重音节落在“嘉、偕、时”等字词上，句末用“矣”字，使乐曲可以延长咏叹时间，起放慢节奏的作用。前后三章，互相辉映，其整体构思，颇见出诗人手法的高妙。
范至能，即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比陆游小一岁。公元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九月，孝宗已即位，两人同在临安编类圣政所任检讨官，同事相知。公元1175年（淳熙二年）六月，范成大入蜀知成都府、权四川制置使，辟陆游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范成大有一首诗：“余与陆务观自圣政所分袂，每别车取五年，离合又常以六月，似有数者。”《宋史·陆游传》说：“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这年春，陆游因病休居城西桥一带；范成大也因病乞罢使职，公元1177年（淳熙四年）六月，离蜀还朝。范、陆在蜀，颇多酬答唱和之作，这首词就是其中一首，如作于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秋陆游病后休官时。
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陆游五十二岁，已离开南郑军幕，在成都制置使司任官，后又因病和被“讥劾”而休官，有年老志不酬之感。故上片开头三句：“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即写此感。这种感情，正如他《病中戏书》说的：“五十忽过二，流年消壮心”，《感事》说的：“年光迟暮壮心违”。“壮心”的“消”与“违”，主要是迫于环境与疾病，故接下去即针对“病”字，说：“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如年豪气。”这一年的诗，也屡以“病骥”自喻，如《书怀》：“摧颓已作骥伏枥”，《松骥行》：“骥行千里亦何得，垂首伏枥终自伤”，这一年的《书叹》诗：“浮沉不是忘经世，后有仁人知此心。”《夏夜大醉醒后有感》诗：“欲倾天上银河水，净洗关中胡虏尘。那知一旦事大谬，骑驴剑阁霜毛新。却将覆毡草檄手，小诗点缀西州春。鸡鸣酒解不成寐，起坐肝胆空轮囷。”浮沉不忘经世，忧国即肝胆轮囷，可见所谓消沉，只是一时的兴叹而已。“梦断故国山川，隔重重烟水。”由在蜀转入对故都的怀念，而“心在天山”的心迹也透露无疑，同样也表现出作者终日忧愁，于何时才能重返前线的愤慨。另一方面，也为下文“身万里，旧社调零，青门俊游谁记”。作一过渡。“旧社”义同故里，这里紧属下句，似泛指旧友，不一定有结社之事，苏轼《次韵刘景文送钱蒙仲》：“寄语竹林社友，同书桂籍天伦”，亦属泛指。“青门”，汉长安城门，借指南宋都城临安。这三句表示此身远客，旧友星散，但难忘以前同游交往的情兴。陆游在圣政所时，与范成大、周必大等人同官，皆一时清流俊侣，念及临安初年的旧友，都引以自豪。就如《诉衷情》说：“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南乡子》说：“早岁入皇州，樽酒相逢尽胜流。”换头“尽道锦里繁华，叹官闲昼永，柴荆添睡”，又自回忆临安转到在蜀处境。锦城虽好，柴荆独处；投闲无俚，以睡了时，哪能不“叹”？“清愁自醉。念此际、付与何人心事”。这两句是倒文，即此时心事，无人可以交谈，只得以自醉对付清愁之意。时易境迁心事无人可付；只能是壮志未消、苦衷难言的婉转倾诉。作者“借酒浇愁愁更愁”，酒不能消“清愁”，愁反而成醉。巧妙、曲逝地反映出作者的心态。
“纵有楚柁吴樯，知何时东逝？”无计消愁，无人可托心事，转而动了归乡之念，也属自然。因“东归”而想望“楚柁吴樯”，正如他《秋思》诗说的：“吴樯楚柁动归思”，“东逝”无时，秋风又动，宦况萧条，又不禁要想起晋人张翰的故事：“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薄羹、鲈鱼脍”，遂“命驾而归”，顿感“空怅望，鲙美菰香，秋风又起。”更难堪的，是要学张翰还有不能，暂时只得“空怅望”而已。值得提出的是，作者的心情，不仅仅是想慕张翰。他的“思鲈”，还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诗集中《和范待制秋日书怀二首》，作于同时，不是说过“欲与众生共安稳，秋来梦不到鲈乡”吗？陆游是志士而非隐士，他的说“隐”，常宜从反面看。这也曲折反映出作者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无奈心情、欲罢而又不甘心。因两种矛盾心情，遂发出“空怅望”的感叹。才有“思鲈”的痛苦的念头。
纳兰的这首词，有着他一贯的忧郁风范。
上片斟月光为茗，看林梢轻影，无须整理的心事。随着殷殷低唤，拂去轻尘，来到眼前 “愁痕满地无人省，露湿琅玕影”，纳兰小令中的白描总是十分动人。信步竹林间，满地竹叶恰似愁痕点点。纳兰词里这样的情境有很多，夜寒露重时独立小院，衣衫必是不足御寒的，心境也必是凄凉无依的。而在这里，词人也不绕圈子，自己说得清楚明白，“闲阶小立倍荒凉”，空荡寂寞的台阶显得十分荒凉。
而下一句，纳兰却又隐晦了，“还剩旧时月闲在潇湘”，万千情意都浓缩在“潇湘”两字。潇湘喻指生死相隔。词句到了这里，纳兰的心迹也都铺显了出来，干言万语，还是悼亡。月亮还是当年的月亮，只是如今，它却孤零零照在一个人清冷孤寂的身影上。
下片写万籁俱寂，已寐难眠，此时正是“薄情转是多情累，曲曲柔肠碎”。是薄情吧，才会彼时那样不珍惜，是多情吧，才会如今这样放不下，生怕挂着笑的嘴角一垂下来，眼泪就会忍不住跟着倾泻而出。黯然神伤中，借黑夜盖住内心的忐忑不安。
这首词里，正是最后一句“忆共灯前呵手为伊书”最牵人心，想起当年和她一起在灯前写字的情景，往事历历在目。其实何曾薄情，淡淡一句清言，二人缱绻深情便呼之欲出。故事完结，谢幕散场，但总有白纸黑字，文辞依然。
从全词看，本词采用前写景后抒情的常用手法，即由眼前实景追忆曾经的情景。结句描写一细节，使小词顿生妙趣，意韵悠长，情趣悠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