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眼前看到的景物入手,以艺术的手法来诠释心中的愁绪和感慨,读起来沉郁真挚,依稀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幅花明柳暗、高楼独立、孤鸿飞翔的画面。李商隐用他生动的笔墨,既写出了夕阳楼的真实风景,也尽情倾诉了他的心事和渴望。
“首两句”是倒装语。“花明柳暗”的风景是在“上尽重城更上楼”后所见。但第二句对于第三句的“欲问孤鸿向何处”,又是顺叙。可见诗人构思炼句之巧妙。像《登乐游原》一样,诗人的身心异常疲累,灵与肉遭受着痛苦的煎熬,心灵的宇宙愁云密布,内心深处感到异乎寻常的压抑与孤独。所以诗人“上尽重城更上楼”时,不愿,不甘,乏力,又无可奈何,“上尽”,还要“更上”,成了一种负担,一种难以承受的体力和精神的负担。这与王之涣“更上一层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诗人登楼所见景物有二:一曰花明柳暗。二曰悠悠孤鸿。众所周知,任何诗人描摹景物,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审美选择,并把选择对象在自己的心灵中加以主观化的熔铸。成为诗人自己的经过改造了的景物。《夕阳楼》诗中所出现的“花明柳暗”,说明时值春色烂漫的季节,大自然本应是一派生机盎然的天地。但是李商隐却没有“峰回路转”、“又一村”的那种感觉,而是把弥漫在诗人自己胸际黯淡的愁云,又转而弥漫到“花明柳暗”的景物之上,使如许春色也蒙上了一层万里愁云万里凝的黯淡色彩,而且诗人胸际的愁云又放而大之,弥漫充塞到了天地间,成了“郎天愁”,此愁不同于它愁,此愁悠长、纷乱。李商隐诗在遣词造句上是非常讲究的,同一事物,他不说“柳暗花明”,而写成“花明柳暗”,词序排列由明而暗,而愁,以显出情绪变化的层次,如按通常“柳暗花明”的说法,便乱而无序了。由此可见诗人对意象的关注,造境的巧妙。
诗中三 、四两句专就望中所见孤鸿南征的情景抒慨。仰望天空,万里寥廓,但见孤鸿一点,在夕阳余光的映照下孑然逝去。这一情景,连同诗人此刻登临的夕阳楼,都很自然地使他联想起被贬离去、形单影只的萧澣,从内心深处涌出对萧澣不幸遭际的同情和前途命运的关切,故有“欲问”之句。但方当此时,忽又顿悟自己的身世原来也和这秋空孤鸿一样孑然无助、渺然无适,真所谓“不知身世自悠悠”了。这两句诗的好处,主要在于它真切地表达了一种特殊人生体验:一个同情别人不幸遭遇的人,往往未有意识到他自己原来正是亟须人们同情的不幸者;而当他一旦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时,竟发现连给予自己同情的人都不再有了 。“孤鸿”尚且有关心它的人,自己则连孤鸿也不如。这里蕴含着更深沉的悲哀,更深刻的悲剧。冯浩说三四两句“凄惋入神 ”,也许正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欲问”、“不知”这一转跌,则正是构成“凄惋入神”的艺术风韵的重要因素。此诗体现了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的特点。
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首段“舍汝远窜”以下到“勿复久留”几句说,扬雄想舍弃贫儿,故而跑到昆仑之巅,但贫儿却跟着在天上飞;扬雄躲到山崖里,贫儿也跟着上山来;扬雄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雄走,贫儿也走,扬雄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雄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由此可知,扬雄想摆脱贫儿,他到处躲,但就是躲不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辛酸生活的艺术描绘,他用的笔调却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之美感。另外,《逐贫赋》对贫儿答语的描写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之美:“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贫儿说:“主人倒是不错啊,你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你简直就是不会死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打扰你,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你却敢在露天下睡,别人都提心吊胆的,你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扬雄在这里用开玩笑的语调来写贫儿的辩解,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由此可以见出扬雄抒情赋的大胆和幽默,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
扬雄在《逐贫赋》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穷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读者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幸福观后来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这种生活观的负面影响是较大的,它往往导致人们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改善生活,而只是改变对自己生活的判断。扬雄的虚弱无力和无可奈何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可能就暗示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