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作者开篇描写雄狐对伴侣的渴望，用意在于影射齐襄公对文姜的觊觎之心。作者以南山和雄狐起兴，展示出一种高远深邃的画面：山高树茂，急切的雄狐四处穿梭，叫声连连。不仅把诗的背景拉得极其宏大，让人感到诗作肯定包含丰富的所指，又将齐襄公渴切的思想状态描摹殆尽，让其丑恶嘴脸暴露无遗。章末，又用反问进行了讽刺：“既然已经出嫁了，为什么还对那段私情念念不忘呢？”即是在问文姜，也是在问齐襄公，一箭双雕，意味深长。

　　第二章还是诉说前事，但在表达上更进一步。作者影射齐襄公和文姜乱伦的无耻行为时，从寻常事物人手，描述鞋子、帽带都必须搭配成双，借以说明世人都各有明确的配偶，所指明确而又表达隐晦，既达到讽刺对象的效果，又显得不露端倪一后半部分与第一章相似，使情感力度得到更深一步加强。

　　第三、四章转换角度，发表对鲁桓公的议论：作者成功运用“兴”的手法，以种麻前先整理田地、砍柴前要先准备刀斧这些日常劳动中的必然性，来说明娶妻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进一层针砭实际，说明桓公既已明媒正娶了文姜，而又无法做文姜的主。放任她回娘家私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被搁浅、践踏，显得庸弱无能，文姜的无视礼法、胡作非为也跃然于纸上。

　　这首诗的风格同《诗经》十五国风中的绝大部分作品一样，是一首群众创作的民歌，其特点也是每一章节除少数词语略作更换外，基本的语词句法都是相同的，特别是每章的最后二句，句法语气完全一样，只有一二个字的变化，其含义也相似或相近。这正是便于反覆咏唱，易于记忆吟诵，寓意比较单纯的民歌式作品。此外，从这首诗里，也反映了男女婚姻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的封建礼教，早在二三千年以前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诗的前两句“昔日绣衣何足荣，今宵贳酒与君倾”，是写韩歆“昔日”与“今日”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韩侍御，即韩歆。公元758年（唐至德三载）被贬，由殿中侍御史来广德隐居，此时李白送韩歆去广德。昔日，韩歆是侍御，“或给事殿中，或举劾非法，或督察郡县，或奉旨外出”，“衣以绣者，尊宠之也。”可以说是耀武扬威，富贵荣耀。然而，韩歆“因朝会，闻帝读隗嚣、公孙述相与书，歆曰：‘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帝大怒，以为激发。”“今日”李白“贳酒”来招待“昔日”的“侍御”了，如此巨大的落差，形成鲜明的对比。

　　诗的后两句“暂就东山赊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写欢送韩歆的情景。韩歆被贬，要去广德隐居，人们送别得喝酒，酒要用钱来买，没钱的李白有时用五花马、紫绮裘、龙泉剑去换。然而此时，诗人又身无分文，好友来了，“人情大似债，头顶锅来卖。”李白去赊酒，而且赊了大量的酒，“与君倾”。诗人一边赊酒，一边又去赊月。“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襄阳歌》），赊月自然要简单得多。“暂就东山赊月色”，这里的“月色”也赊下了，这里的“舞台”是东山，灯光、布景任尔用，诗中将“酒、月、歌”融合在“东山”的大背景下。当夜皓月当空，月光满地，诗人放声歌唱，人们尽兴欢歌，“酣歌一夜”，通宵达旦，这是为欢送一个人：“泉明”。泉明，即渊明，陶渊明。《野客丛书》载：“谓渊明一字泉明，李白诗多用之，不知称渊明谓泉明者，盖避唐高祖讳耳，犹扬渊之称扬泉，非一字泉明也。”诗人有意此时把韩歆比作陶渊明。因陶曾在彭泽县为县令，辞官不做。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李白在这里将两人相比，主要是对韩歆的安慰，更是对他的颂扬。

　　这首诗在艺术上想象新奇，感情强烈，意境奇伟瑰丽，语言清新明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睹物兴情”、“辞以情发”。李白将客观景象溶入自己的主观意象，并达到了形式上的同构与精神上的共鸣，体现了诗人与友人的那种淳朴、真挚的友情。诗句浑然天成，如行云流水。

　　“六么令”，唐教坊曲名，后用作词调。王灼《碧鸡漫志》说：“此曲拍无过六字者，故曰六么。”又名《绿腰》、《乐世》、《录要》。双调，九十四字上片九句五仄韵，下片九句五仄韵。

　　“七夕”，这是梦窗借七夕牛郎织女鹊桥会的神话传说，以悼念杭州的亡妾。

　　“露蛩”两句，写秋景。言园中的蟋蟀正在“句句”地鸣唱着，纺织娘也在欢叫着“织、织”，它们恰似在催促织女赶快结束织锦，可以尽早去天河畔与牛郎相会。“婺星”两句。 “婺星”，本指二十八宿之一的女宿；即玄武七宿的第三宿，有星四，其中三颗属宝瓶座。这里借指织女星。此言天孙织女为情所累，就懒于织锦，而长久地伫立在天河畔，盼望与牛郎相会。两句直接切入民间传说，以织女象征杭妾的在天之灵。“不见”两句。言但是她只能在天河边徘徊苦盼，因为没有船只可以渡她过河，也没有鸿雁飞临传递来牛郎的信息。天地殊途无会面之期矣。“云梁”三句，又述神话传说。言织女终于等到了七夕之晚，在云雾弥漫的天河上有群鹊赶来搭起了一座千尺鹊桥，了却了织女与牛郎的一年一度的这点相思情。只可惜相会的时光一瞬即过，再回首，这甜蜜的鹊桥会又将要苦候一年光阴啊。上片从“七夕”生发开来，再叙了民间中这个美丽感人的神话故事。但牛郎、织女的生别离，尚有一年一度的鹊桥会，可以聊解他们的相思苦；而词人与其亡妾却是再无见面之时的死别也。因此，词人对七夕的传说还是感到非常的钦羡。

　　“那知”两句，承上启下，专叙“乞巧”。“乞巧”，据《荆楚岁时记》：“（古时妇女七月七日夜）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玉石（黄铜）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此言天上的织女其实极想和牛郎长相厮守，不再分离的，但始终想不出用什么办法去改变王母娘娘的这个残酷决定——每年仅能相聚一夜。虽然如此，人世间仍旧有众多的小女子奉她为智慧女神，所以都在各自的闺楼上供起瓜果向织女乞求给她们增加智慧。“瓜果”两句，讥笑众女的自私。词人说：你们哪里知道今天晚上正是织女牛郎唯一能相聚在一起的大好时光，如果织女一旦真的被你们邀请下来，那末岂不是要使牛郎感到孤单寂寞吗？词人本着“己所不欲，不施于人”的仁者想法，特地为牛郎织女俩设想，所以他希望乞巧者要知趣一些，否则只会自讨没趣的。“瓜果几度凄凉”是说：那织女自顾不暇，怎能为了这点瓜果而抽出时间来赐给你们智慧呢？“人事”两句。“金钗擘”，“擘”，即剖。这是引神话传说中，王母用头上金钗在织女与牛郎之间一剖，就划出了一条天河，生生将他们俩隔在河的两边。也借喻世事往往循环往复，“牛郎织女”毕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神话故事，不可能有人真的看见过用一枚金钗就可以剖出滔滔天河。“今夕”三句，重申题旨。词人问：今天晚上是什么日子？他明知今天是“七夕”，但是偏设此一问，重在提醒众人不要忘记，天上的牛郎织女只有今天一晚上可以相会。所以说人世间在“乞巧”之后，到了月亮西堕就要收拾掉残杯结束了。但是我担心，天上的银河又将会毫不容情地将织女与牛郎这两个有情人分隔在两边啊。下片由天上一年一度的相会之艰难，联想到地上“乞巧”的煞风景。既点题，又作了更深一层的发挥。“寂寞罗池客”，又可以看成是词人自我形象的写照。由于杭妾已经仙逝，所以说天上两星尚有今夕相会之期，而自己惟有酒冷人单孤苦度日而已。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