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熥与其弟、藏书家“红雨楼”主人徐兴公，都是明朝后期闽中才子，徐兴公声名尤大，号“兴公诗派”。这首小诗，当是徐熥寄给正在客游途中的兄弟，望其早日归来聚首的。
前两句里，重叠着“春”“客”各三字，一时令人眼花缭乱，但细细读时，却只觉诗意层层迭变，全无重复之感。“春风送客”，佳事也，身在客途，有春风一路相送、殷勤追随、慰我寂怀，如何不佳？如何却是“翻愁客”？起句虽不设问，而疑问已在其中。次句答得更巧。“客路逢春”，其实与“春风送客”只是一事，但虽是一事，两样说之，滋味便全然不同。有春一路“送”我，固然良慰；但春者，当是于安闲悠然中所赏玩者也，今在“客路”，正尔奔波，有何闲逸心思赏玩呢？故客路所逢之春，在客子眼中，自然是“不当春”一一算不得春，彼虽欲慰我，却终不能慰我，彼既一路送来，却时时令我不得慰，又如何不愁？
上两句一问一答，已于重叠用字之中，曲尽变化之妙，但仅此而已，尚不过小巧手段，此诗之妙，更在后两句，然最妙处虽在后两句，其草蛇灰线，仍出于前两句。请再细想之：“不当春”，客因可作如是观，单春毕竟是春，不论你说它当得当不得，春风依旧骀荡，春光依旧汩汩流逝一一这，恐怕才是客愁的更深处吧？诗人唯因窥到了这客子在漫言“不当春”背后的深愁，故而于第三句才突发奇想，他把目光投到了象征春日的娇啭黄莺儿身上，他要那黄莹儿声音别变，还是嫩嫩的，娇娇的，千万别马上变得老腔老调，千万别把春天也啼老了，啼尽了一一因为，此际天涯正有一位未归的客子，正被算不得春的春光紧紧包裹着，为无法享有真正的、安闲的、故乡的春光而愁上加愁。如果黄莺儿声音真的老了、春光真的逝尽了，那客子天涯归来，他还能赏玩到什么呢？他岂不是要在“不当春”之外，更增一层“不见春”的悲哀？
诗中的“客”，当然是指徐兴公，诗人寄诗给乃弟，而不称“弟”称“客”，且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无非是为乃弟点醒客子身份，望他莫要久恋梁园，迷失故园。诗中言徐兴公“逢春不当春”，自是诗人的揣测；诗人要莺声不老、春光莫逝，自也是诗人的痴想。一篇之中，皆为揣测和痴想；一篇怀人盼归之文字，却皆为“愁客”、“未归”充满字面，诗旨并不显露；这般落笔是诗的出人意表处，是诗的不落旧套处，更是诗的尤可收取招人归来之效处。试想：若徐兴公看破了兄长的痴想，顿悟到莺声其实不得不老、春光其实不得不逝，他能不早作归计吗？他能让期望与故园的兄长，在春尽之际长吁短叹、失望独归么？
诗是志的凝结，只有身处无可奈何之境，怀有万不得已之情，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才能写出好诗。徐灿身遭国变，家事复有难言之隐，而己身又在病中，以其善感之心，如何能堪！因而写下这首优秀的《永遇乐》。
清晨，小雨未停，气温变冷，帐中的主人公抱着衰病之身，更加感受到节候的无常。她是一夜未睡，还是临明惊醒，词中并未明说，只用“病怀如许”一句轻轻带过，随即详为叙写其情。主人公整整一天都感觉到愁病之深，直到黄昏，未得纾解，那华美的博山炉，香气袅袅，也只是徒增愁怀而已。恹恹，欧阳修《定风波》有“年年三月病恹恹”语；悄悄，则出自《诗·庸风·柏舟》：“忧心悄悄。”但是，令词人忧心的是什么呢？又打断不说，转为写景。杨花轻浮无根，所以为薄幸；燕子不忘旧巢，所以为多情。二者本非同类，不仅自然属性不同，人类所赋予它们的品质也不同，但现在却一齐来到了词人的窗前，细语低诉。看似矛盾，联系作者的身世，正见出其万感横集，五中无主的状态，确是“剪不断，理还乱”,于是仍集中笔力写伤春。红雨，喻落花。刘禹锡《百舌吟》：“花枝满空迷处所，摇动繁英坠红雨。”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但“几番”二字，却具见词人观察之细，感怀之深。一夜风雨，摧折花落，原在意想中，不过，词人却在一样狼藉的落花中，发现凋零的时间还有长短的不同，因而更加感到夜间风雨之威，不管枝头花朵多么具有生命力，仍然是不堪摧残。所以有“无端”之感，所以要“怨”.
过片由景到情，抒发主人公心中的感受。起首三句，刻画了深闺中盼归的女子形象。“嫩草”句出自淮南小山《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招隐之说，向有二解。或曰招致山谷潜伏之士，或曰含有离开朝廷，避祸远引之意。今取后者。徐灿的丈夫陈之遴原为明朝显宦，人清再仕，有亏品节。徐灿虽然心中不满，格于身份，无以表之，所以在用典时，赋予微言大义。可是，夜长梦短，连梦中都无法充分表达此中幽情，只有像屈原一样，“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这也就是“冷香浸佩”的意思。在这样的感情形态中，自然逗出“别有伤心处”一句。接下来三句，有两层意思。天气阴晴寒暖不定，就病中的主人公来说，当然是难以将息；但反清复明之大业渺茫难知，努力总是伴随着失望，不也使人感到愁之无极吗？于是末三句就专门写愁。渊源所自，见于赵德庄《鹊桥仙》“春愁元自逐春来，却不肯随春归去”以及辛弃疾《祝映台近·晚春》“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但翻进一层，又有发展。赵、辛仅说到春天带来春愁，因而希望春归之时，再把原样的愁带走。徐灿却认为，愁并不是静态的。它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到来，也随着春天的发展而增长。它增长到这种程度，甚至连春天也不肯放走，意即主人公的心里将永远为春天而感伤，永远有排遣不尽的春愁。这一写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又翻出了新意。
读徐灿此词，难免让我们想起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的确，徐词化用李词之处甚多。如“怨东风”数句，出自李《如梦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永昼恹恹”数句，出自李《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半暖微寒”数句，出自李《声声慢》：“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词中的叠字，也和李清照的《声声慢》颇有渊源。宋代以后的女词人，在创作时，心目中往往有李清照在，这首词也可以提供一个例证。但徐灿和李清照虽然时代和身世有相同之处，但徐由于丈夫的仕清，显然有更多的难言之隐。像“嫩草王孙归路”这样的感受，李清照的词中就不曾出现过。因此，这两位不同时代的杰出女词人在对各自生活的感情体味上，仍然有不少非常个性化的东西，不独艺术上各出机杼而已。
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
文章通过记叙“摘印”这件事，集中写鲁亮侪不盲目执行上司指令，深入调查事实真相，并能尊重民意，抛弃私利，冒险犯难，仗义执言。作者通过生动地细节描写，刻画了鲁亮侪“奇男子”的形象。全文语言简练，绘声绘色，颇富有表现力。
本文先写在保定孙文正公处初见鲁的印象：“心异制，不能忘”，鲁亮侪“伟丈夫年七十许，高眶，大颡，白须彪彪然”，外貌已使人惊异，而“口析水利数万言”，尤其使袁心折。这时鲁已做到“清河道”，说明他对民生疾苦非常关心，因为那时水利是生民的命脉。在制府面前滔滔数万言也说明了毫无世俗那种在长官面前俯首帖耳的媚骨。这一节“心异制，不能忘”几个字是引起下文的关键。“心异制，不能忘”，二十年后在南京又“纵论至于鲁”，引出葛闻桥的一段正面介绍，也就是此文的主要部分。“鲁字亮侪，奇男子也”，这是这部分也是全文的眼目。全文都在着重写鲁的“奇”。为了表现鲁的“奇”，文章先用田文镜的威严来烘托。“提、镇、司、道"比县令官高得多，但在田文镜的面前“无敢游目视者”。鲁不是摆出官架子去摘印，而是微服骑驴去探明所以，足见鲁是有心人，关心人民的疾苦。中牟的人不忍李令制去，想向鲁公申诉，但有人摇手否决，因为“田督有令，虽十鲁公奚能为”。另一层从私利说：“且鲁方取其官而代制，宁肯舍己从人耶？”这两条否定的理由越充分，后面鲁亮侪的行动就越奇越光彩。这是反衬鲁的奇特。接着，鲁与李令接触后的行动写得非常细致动人。鲁先是问明李令亏空公款的原因，然后写鲁的思想斗争：“且浴且思，意不能无动。良久，击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这个行动和语言表明鲁要冲破世俗观念和行为做一件非凡的事。这种行为，连李令也不能理解。“鲁掷印铿然，厉声曰：‘君非知鲁亮侪者！’竟怒马驰去。”写得十分有声有色。“合邑士民焚香送制”。这既说明李令制深得人心，和上文“骑驴入境”所见所闻相呼应，同时也说明鲁亮侪的行为深受士民的敬仰。
到了省城，鲁先向两司说明情况，得到的反应是：“汝病丧心耶？以若所为，他督抚犹不可，况田公耶？”从两司的角度来反衬鲁的行为制非凡。去见田文镜，那气氛更为紧张，两司已将情况汇报了，还不等投名纸，“合辕传呼鲁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铁色，盛气迎制。”到这里，读者均为鲁亮侪捏一把汗！然后田公是一段明知故问，鲁是据实回答。“田公干笑，左右顾曰：‘天下摘印者宁有是耶？’”在已经紧张的气氛中又加把劲。以至于两司都想引咎自责：“两司起立谢曰：‘某等教饬亡素，至有狂悖制员。请公并劾鲁，付某等严讯朋党情弊，以惩余官。’”看来鲁亮侪非遭罪不可了。两司的态度，表明对田督的恐惧，也从反面为鲁的一段义正辞严的呈述做铺垫，愈加体现出鲁的非凡奇男子特色。在这千钧一发制际，鲁却胸有成竹。“免冠前叩首”这个动作细节，是对两司所说“并劾鲁”的回答和揶揄，不须多说，他自己把官帽去掉。“大言曰”三字表现鲁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气概。在田文镜面前：“提、镇、司、道以下，受署惟谨，无游目视者。”无人敢大声说话，而鲁在田督盛怒的情况下偏偏“大言”以对。这段对话，有理有情有节，又为对方留有充分余地下台。“庶不负大君子爱才制心与圣上以孝治天下制意”这一点，是田文镜为制打动的，因为既恭维田文镜爱才，又抬出“皇上以孝治天下”的大帽子，田文镜不得不接受。“不然，公辕外官数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鲁表面上把自己说得一如众人，实际上却自占地步。“田公默然”和前文“面铁色，盛气迎制”、“干笑”等相对照，说明在鲁亮侪面前田公已无所用其威了。两司也不敢说话，只好用眼色暗示鲁退下来。“鲁不谢，走出”，这个动作也反映鲁刚直不阿的性格，把纱帽看得无足重轻。田公“默然”以后，终于深受感动“变色下阶”，呼鲁回来，取所戴珊瑚冠覆鲁头，叹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前倨而后恭，和前文“奇男子”呼应。到这里，这场冲突应该以鲁的胜利而告终了，但却又生波澜。“微汝，吾几误劾贤员。但疏去矣，奈何！”人们读到这里又不禁担心李令的前程。“鲁曰：‘几日？’曰：‘五日，快马不能追也。’”好像事情已成定局，山重水复疑无路了，但在奇男子面前，却柳暗花明又一村。“公有恩，裕能追制。……五日而疏还。中牟令意无恙。以此鲁名闻天下。”这种速度是惊人的。为了表明它的可靠，所以交代了鲁少年时的情况，说明“武艺尤绝人”的原因。这是对“奇男子”制“奇”的另一方面的补充。
全文重点在描写鲁亮侪的“奇男子”的特色，作者先从反面烘托，层层写来，笔酣墨饱，而最后又以简笔补充了他“武艺绝人”，日驰三百里的奇技。这种奇技，正好为前面的奇行服务，使中牟李令能够无恙。作者选材主要是突出气节方面，武艺方面没有多加渲染，因为鲁亮侪的特点是冲破世俗观念敢于依良心天理行事，强调这一点对世道人心大有裨益。如果过多渲染鲁的武艺如何高妙，那只不过是武林好汉罢了，反而冲淡了人物的精神力量。
这是从《哨遍·赠长春宫雪庵学士》套数十二支曲中抽出的一支摘调。全套虽是酬赠之作，却几乎句句是劝道的箴言，足见作者对世态人心的惊惧与感慨。
这首散曲虽是作者酬赠给好友的曲作，但文中句句是劝道好友“万事莫强求”的箴言，体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情谊，同时也流露出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轻蔑之意。
这支曲的教旨是“莫苦求，休强揽”，即所谓不忮不求，也含有“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全因强出头”的明哲保身意味。它的语重心长，在于指出了“苦求”、“强揽”的恶果——“邂逅遭坑陷”。“邂逅”是不期而遇的意思，说明一个人即使在无心之中，也会遇上风波，蒙遭灾难，更不用说非分的“求”和“揽”了。
接着小令进一步说明了“坑陷”的可怕，那就是“恐哉笞杖徒流绞”，五刑中的任何一刑都不是闹着玩的。这是对偶的上句，下句更为匪夷所思：“慎矣公侯伯子男。”将五侯之尊一一点名列出，正说明他们是“苦求”、“强揽”的主要行事者，也即是作者箴规的重点对象。以五刑对五侯，反差彰显，正是这首小令的警策之处。
作品的妙味尚不止此，末三句用了一组愤激的反问，矛头直指“一品高衔”的达官，言下有无限的轻蔑之意。这才使读者明白作者苦口是宾，诛心才是主，借说教的机会，诉喉中之骨鲠，大有“还将冷眼观螃蟹，看尔横行到几时”的峻严之意。
元散曲多“警世”的习惯，其中的棒喝固然也常常发人深省，但更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字里行间所洋溢着的那种不遗余力的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