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战国时期贤士郭隗有幸受到燕昭王的礼遇，体现了作者对开明盛世的向往、对先贤丰功伟绩的追慕、对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反映了古今仁人志士的普遍遭际。全诗运用借古讽今的手法，语言质朴，情感深沉。
全诗的主旨落在开头两句：“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这两句抒发了自己生不逢时、壮志未酬的感慨，表明诗人的不得志，非己无才，实乃生不逢时。这包含着诗人的无限悲愤和辛酸，概括了封建时代许多有才智之士的共同悲剧。因为生不逢时，所以更加渴望明主，更加仰慕前贤。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昭王想招揽天下贤士报齐国之仇，首先为郭隗改建了宫馆，并且像对待老师那样地尊敬他。因此诗中说：“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这两句体现了诗人对盛世的向往，对古代贤人丰功伟绩的追慕。
这首诗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充满着对社会政治、人生命运等一系列问题的观点和思考。此诗之所以能对后来的中国读者产生强烈的美学吸引力，靠的是文学历史的背景。它借古讽今，情感深沉，被看成令人信服的朴质风格，是中国诗歌中最重要的摹拟格式之一，即不是模仿行动和外界，而是模仿内在的情感状态。历史的联想使得这些情感成为正统的、极其严肃的情感，而不是纯个人关注的细微情感。此诗的创作可以说是诗人提倡的“兴寄”“风骨”理论的一次重要实践。
这首诗分为三部分，开头四句为第一部分，用樵者作对照，以见出自己养疴丘园的不同凡俗。中间十句为第二部分，写田南园的环境及徜徉其间的快适。最后六句为第三部分，写隐居中的情趣。这首诗景物描写很精致，层次感极强，有些动词用得恰到好处，见出了作者的情致。
诗开水就标明他归田的高情远致：“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是说他隐居在山野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别有追求。这是用了别人的话，臧荣绪《晋书》载何琦引胡孔明言：“隐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则同，所以在山则异。”都住在山间是相同的，而为什么住山、住山的用意则不相同。下面又说：“不同非一事，养疴丘园中。”意思是：不相同的不是一个方面，我现在是在山间田园里养病。说“养疴”是颐养情性的一种高雅说法，隐者在丘园中“养疴”自然不同于樵者的口腹之役。以上四句用樵者作对照，以见出自己养疴丘园的不同凡俗。
中间写田南园的环境及徜徉其间的快适。“中园屏氛杂，清旷招远风。”中园无氛杂，远风送爽，这本是客观存在的情况，这里用了“屏”“招”两个动词，说尘杂是他屏除的，远风是他招来的，真是挥之即去，招之即来，他就是江山风月之主了。“卜室倚北阜，启扉面南江。”他在北山之阳建造新居，一打开窗户就对着南江。背山面江，他选择的地方既清幽、又开阔，是个多么好的所在。“激涧代汲井，插槿当列墉。”引来溪涧里的水就可以灌溉，可以省却汲井之劳了，插上槿木围成篱笆，就可以当作围墙了。面前是南江，引水很方便，槿木极易成活，不高不矮，作篱笆当围墙再好不过了。这既写他对环境的整治，又见出生活的简朴、自在。以上四句所写也就是诗题所标示的情事。经过整治之后，这里的环境更优美了：“群木既罗户，众山亦当窗。靡迤趋下田，迢递瞰高蜂。”栽种的树木都长起来了，与众山交互映衬，打开门窗林秀山色扑面而来，“当窗”的“当”情态可味。诗人向下走去是广阔的田野，向上又望见高耸的山峰。上下周围，目接之处无往而不开怀惬意。这个环境有点类似陶渊明诗里描写的情形：“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饮酒》）。陶诗的描写是分散的，这里则很集中。
最后写隐居中的情趣。“寡欲不期劳，即事罕人功。”这两句说，修建田庄不想劳人动众，只是顺应自然、因势就便，如上面写的“卜室”、“激涧”、“插槿”就是。“唯开蒋生径，永怀求羊踪。”这两句是用典。蒋生指汉代隐士蒋诩，他在自己庄园里开辟了三条道路，只与志同道合的羊仲、求仲相往还。作者这样写是表示：他时时都在准备接待那些高人逸士，而杜绝了世俗之交。“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这两句意思是说：希望朋友们常来欢会，聆听你们的高论妙语。按作者在始宁时，隐士王弘之、孔淳之常来聚会，又有谢惠连、何长瑜、荀雍、羊璿之，常与作者作山泽之游，这些人就是诗中提到的求、羊之徒。作者隐居中的情趣可以用刘禹锡《陋室铭》中下面的句子来表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他在这片天地中暂时解除了官务的纷扰、得失之念的刺激，心情得以放松了。写到这里，读者就清楚了他在开头说的那几句话的实在含义了。
此诗分六章。第一章是说宣王受天命即位，地位稳固长久。语重心长地鼓励说，“天保定尔，亦孔之固”而且“俾尔单厚”。让宣王消除疑虑，树立起建功立业的信心。第二章又祝愿说王即位后，上天将竭尽所能保佑王室：“俾尔戬谷”“罄无不宜”“降尔遐福”。使王一切顺遂，赐给王众多的福分，还担心不够（“维日不足”）。第三章祝愿说王即位后，天也要保佑国家百业兴旺。此章中作者连用五个“如”字，极申上天对王的佑护与偏爱。诗从第四章起，先写选择吉利的日子，为王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以期周之先公先王保佑新王（“吉蠲为饎，是用孝享。……于公先王”）；次写祖先受祭而降临，将会带来国泰民安、天下归心的兴国之运（“神之吊矣……日用饮食……徧为尔德”）。末章又以四“如”字祝颂之，说王将长寿，国将强盛。全诗处处都渗透着对年轻君王的热情鼓励和殷殷期望，以及隐藏着的深沉的爱心。
诗中所反映的祭祀仪式的规模，内容和举行地点均符合先秦时代新君登基之礼：登基前祭天（前三章向天祷告）、择吉祭祖，又在宗庙中举行。《尚书·周书·康王之诰》载在康王登基仪式之后，“太保暨芮伯……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而《小雅·天保》这首诗也总是说“天保定尔”“俾尔单厚”之类，亦从天命说起，以期望告诫作终结（“徧为尔德”）。这表达了臣子对君主的忠心和对上天的虔诚，也反映了周人的天命观。
在表现方法上，作者恰如其分地使用了一些贴切新奇的比喻，“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及“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等，既使得作者对新王的深切期望与美好祝愿得到了细致入微的体现，也使得全诗在语言风格上产生了融热情奔放于深刻含蓄之中的独特效果。
“深院”之“深”，似乎不仅是个空间的观念，而且攸关环境气氛。一般说，要幽才能“深”，但诗人笔下却给读者展示了一幅闹春的小景：庭院内，黄嘴的鹅雏在呷水嬉戏，美丽的蛱蝶在空中飞舞，红色的蔷薇花与绿色的芭蕉叶交相辉映。作者运用“栀黄”、“腻粉”、“红”、“碧”一连串颜色字，其色彩之繁丽，为盛唐诗作中所罕见。“栀黄”（栀子提炼出的黄色）比“黄”在辨色上更加具体，“腻粉”比“白”则更能传达一种色感（腻）。这种对形相、色彩更细腻的体味和表现，正是韩诗一种特色。诗中遣词用字的工妙不止于此。用两个带“儿”、“子”的缀化词：“鹅儿”（不说鹅雏）、“凤子”（不说蛱蝶），比这些生物普通的名称更带亲切的情感色彩，显示出小生命的可爱。“唼啑”（shà dié）、“轻盈”一双迭韵字，不但有调声作用，而且兼有象声与形容的功用。于鹅儿写其“嘴”，则其呷水之声可闻；于蛱蝶写其“腰”，则其翩跹舞姿如见。末句则将“红蔷薇”与“碧芭蕉”并置，无“映”字而有“映”意。（一本径作“红蔷薇映碧芭蕉”，则点明矣。）凡此种种，足见诗人配色选声、铸词造句的匠心。
看到这样一幅禽虫花卉各得自在的妙景，真不禁要问一声：“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苏轼《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了。但这境中不是真个“无人”，“深院下帘人昼寝”，人是有的，只不过未曾露面罢了。而正因为“下帘人昼寝”，才有这样鹅儿自在、蛱蝶不惊、花卉若能解语的境界。它看起来是“无我之境”，但每字每句都带有诗人的感情色彩，表现出他对这眼前景物的热爱。同时，景物的热闹、色彩的浓烈，恰恰反衬出庭院的幽静冷落来。而这，才是此诗经得起反复玩味的奥妙之所在。
这种热烈的外观掩饰不住内在的冷落的境界，反映出封建社会的衰落时代中知识分子的典型的心境。韩偓在唐末是一个有气节操守的人，以不肯附“逆”而遭忌，在那种“桃源望断无寻处”的乱世，这样的“深院”似乎也不失为一个逋逃薮。读者不当只看到那美艳而平和的景致，还要看到一颗并不平和的心。那“昼寝”的人大约是中酒而卧吧。也许，晏殊《踏莎行》的后半阕恰好是此诗的续境：“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这组诗载于《全唐诗》卷七百一十七。“己亥岁”这个醒目的诗题，就点明了诗中所写的是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实。
安史之乱后，战争先在河北，后来蔓延入中原。到唐末又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唐王朝进行穷凶极恶的镇压，大江以南也都成了战场。这就是所谓“泽国江山入战图”。诗句不直说战乱殃及江汉流域（泽国），而只说这一片河山都已绘入战图，表达委婉曲折，让读者通过一幅“战图”，想象到兵荒马乱、铁和血的现实，这是诗人运用形象思维的一个成功例子。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这两句首先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征伐不断，民不聊生的乱世图。首句中的“泽国”，即指江汉流域。这一句说汉江流域都被画入了作战图，言外之意就是说战火已经从大江以北蔓延到了大江以南。由此，一个到处打仗的乱世就被形象地描绘出来了，然而表达上却含蓄委婉。次句通过刻画乱世中百姓的普遍心理，反映他们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情形。“樵”指打柴，“苏”则为割草。在和平的年代，这本是两种极为艰辛的生计，根本谈不上什么快乐。但是如今，它们却成为百姓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在眼下这样的乱世，能给以打柴，割草平安地活着就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然而即便是这一卑微、渺小的要求，对于百姓来说仍然是一种奢望，当真要让闻着落泪，见者伤心了。这一句只七个字，描述的事情也极为简单，但是语意却几度转折，不得不让人佩服诗人的写作功力。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这里“封侯”之事，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公元879年（乾符六年，即“己亥岁”）镇海节度使高骈就以在淮南镇压黄巢起义军的“功绩”，受到封赏，无非“功在杀人多”而已。令人闻之发指，言之齿冷。无怪诗人闭目摇手道“凭君莫话封侯事”了。一个“凭”字，意在“请”与“求”之间，语调比言“请”更软，意谓：行行好吧，可别提封侯的话啦。词苦声酸，全由此一字推敲得来。
“一将功成万骨枯”，更是一篇之警策。它词约而义丰。与“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军觅战功”（张蠙《吊万人冢》）之句相比，字数减半而意味倍添。它不仅同样含有“将军夸宝剑，功在杀人多”（刘商《行营即事》）的现实内容；还更多一层“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李白《战城南》）的意味，即言将军封侯是用士卒牺牲的高昂代价换取的。其次，一句之中运用了强烈对比手法：“一”与“万”、“荣”与“枯”的对照，令人触目惊心。“骨”字极形象骇目。这里的对比手法和“骨”字的运用，都很接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惊人之句。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封建社会历史的本质，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前三句只用意三分，词气委婉，而此句十分刻意，掷地有声，相形之下更觉字字千钧。
这组诗以干支为题，以示纪实，明确表明了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全诗概况地写出了战争对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浩劫，以冷峻深邃的目光洞穿千百年来封建战争的实质，写得力透纸背，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