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讲述了秦士邓弼的事迹和遭遇。文章通过几个富有特征的情节,描绘出邓弼这样一个身怀绝技、勇猛无敌而又博学多才、豪爽狂放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邓弼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老死林泉的悲剧一生。它含蓄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客观现实,寄寓作者为国惜才、为有志之士不得重用抱不平的内心愤慨。全文笔墨酣畅淋漓,人物形象虎虎有生气。
文章开始的时候仅交代邓弼字伯翊,秦人,这一笔也是因为点题所必需,其他更具体的年里籍贯、家世出身,一概略而不书;接着只“录”其所必“录”,即行事、性情、才力等几方面的富于传奇色彩、足以耸人听闻的事迹,浮雕似地凸现其形象和性格,邓弼即呼之欲出。从主要方面看,邓弼以孔武有勇力闻名秦中,他当然是一个“武士”。第一段的概括介绍即从“武”的方面落墨,写他“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随手用两个例子说明“能以力雄人”:一是能徒手分开斗牛,“拳其脊,折仆地”。二是能抬起“十人舁弗能举”的市门石鼓,并“持之行”。邓弼一出场便身手非凡,他的勇武足以使人刮目相看。但他好使酒任气,以至人见辄避,人们对他抱有“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的成见。极简略的文字,从邓弼的外形写到勇力最后交代其使酒任气,突出其性格中的一个“狂”字。
然而这篇传叙文字最出色之处在于中间的主干部分刻画邓弼的“武戏文唱”,写他的“亦狂亦侠”、“允文允武”。以文事写武力,使邓弼成为中国武士传记中别具色泽又熠熠生光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主干部分一共可以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写邓弼独饮娼楼,强迫萧、冯二生登楼共饮,并以其博学多才折服二生的精彩情节。萧、冯二生“素贱”邓弼为人,不愿登楼同饮,邓弼以“杀人”相胁迫,二生不得已而从之。酒酣耳热之余,邓弼竟然提出为了“少吐胸中不平气”,请二生面试文才,“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经义之不足,再以史事辩诘之,邓弼对于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这样的奇事,发生在一向“以力雄人”的邓弼身上,简直匪夷所思。他竟然能以文事上的博学多识折服素来贱视他的萧、冯二生,使“素负多才艺”的二生“相顾惨沮”。
这一场文唱的武戏开始时,邓弼强牵二生入娼楼,二生“力拒之”,邓弼口出不逊,竟以白刃相要挟,其后旁若无人“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之后,“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都使人感到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时时有爆发一场全武行的可能。作者笔下营造了剑拔弩张触即发的态势,使人以为其后邓弼必然是使酒任气,挥拳捋袖,而结果必然是鼻青脸肿,盘碎杯飞。谁也料想不到这场武戏的发展竟是文唱,二生当场考较起邓弼的经史之学,而折服他们的居然是邓弼的文事而不是他的武功。这里的行文叙事,以构成鲜明的反差出奇制胜,使人叫绝;用热辣火爆的“武打”气氛烘托经史答问的潇洒优雅,文笔逆折回旋而各极其致。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经史满腹却又不脱武夫本色的邓弼,便鲜蹦活跳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段末,作者似故弄狡狯地为这场武戏文唱作出不是解释的解释说:“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邓弼的文才竟似不读书而得,生与俱来。这就为邓弼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文章也因之更加摇曳多姿和引人入胜。
主干部分的第二大段写邓弼以干云的豪气,无双的才调,“造书数千言”,登门求见德王,企图为世所用,在那儿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考验。邓弼求见,德王府的“阍卒不为通”,他“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这是典型的邓弼风格。而当与德王见面“弼盛气曰”一段写的是邓弼的识见、吐属和抱负之不凡。仅就其自动请缨的非凡声口与风发意气而言,这类似于金殿对策的一段文字,便足以抒发邓弼的胸襟抱负,而使德王刮目相看。作者着意铺排这段文字,也是想写出邓弼不仅胸罗经史,而且他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有独具的识见。文事武略,才调抱负,至此而臻于完满,德王不免竦然动容。
下面德王想亲试邓弼武勇才力的一段问答,便以极快的节奏自然跳跃而出。三项问答,一问“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二问“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三问能否“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这包含了作为勇士或将军能攻能守,宜进宜退,善于进击亦善于自卫等几项基本素质。德王问得出色,邓弼回答只三个“能”字,简截明快,略无顾瞻,显示了他的自恃自傲和胸有成竹。作者刻画邓弼的这一段经过精心取舍的文字和经过精心结构的情节,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虎虎有生气又跃跃欲一试身手的邓弼已经被作者的一枝笔挤逼到非大打出手不可的地步了。
这篇传记只是在开始时略述邓弼的武勇,其后便是武戏文唱,有时密云不雨,有时旁笔作势,始终将他武勇无双这一主要特点藏锋不露,摇曳作态而又步步逼进,最后终于逼出邓弼一展武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来。德王部署善槊者五十人,驻马于东门外,邓弼单骑双剑闯阵。武打场面写得颇为精彩,并无落到实处的格斗文字,只写邓弼的“虎吼而奔”和“双剑飞舞”,绘声绘影,极具光彩。“虎吼而奔”使五十骑“人马辟易五十步”,“双剑飞舞”的光影中,则只见“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作者在真正面临武戏武唱时,仍然能驾驭自己的生花妙笔,采用烘云托月和侧笔旁敲,避开吃力不讨好的正面格斗描写,以寥寥数十字,绘写出了邓弼凛凛若神的武勇,至以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相提并论,使千古后人读此,仍不免心魂俱震,宛如亲历。
最后一段是全篇归结和顿挫。邓弼其人狂且侠,武而文,胸襟磊落,才调不凡,德王上章论荐,只是因为“丞相与王有隙”而“格其事不下”。邓弼失望之余,自叹“命也,亦时也”,遁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郁郁以终,下距元明易代豪杰并起不足二十年。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的一番感慨,如同上文所言。
《秦士录》一文的格调就像它所描绘的邓弼一样,抑塞磊落而有奇气。传叙人物,截取情节,重在一个“奇”字;描摹人情,刻画个性,重在一个“狂”字;写武士武勇,笔墨却常常旁出“武”字之外,而代之以“武戏文唱”。“史官曰”唱叹有情,从邓弼其人的遭遇中沉淀出一股历史的失衡感和失落感,虽然不一定特别深刻,却也具有批判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普遍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这些都是文章的成功之处。
文章一开始表彰真隐士以树立榜样,接着指出假隐士周颙的名字,并把他隐居时与出仕后截然不同的行为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层层揭露其虚伪本质,描绘其丑恶面目。全文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一段,主要是泛论各类隐士的行径不同。文章头四句写北山神灵,腾云驾雾,来到山庭,刻下了这篇移文。“夫以耿介拔俗之标”,以下五句,主要写隐士的风度和思想。“若其亭亭物表”以下七句,写隐士对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鄙视态度。他们视千金如草芥,视万乘如脱屣;他们常和神仙。隐逸之士接触,常与各种奇人交往。作者以赞赏的语气写真正的隐士,目的是为了衬托出假隐士的可鄙。故此,笔峰一转,指出有些人“终始参差,苍黄翻复”,使得墨翟,杨朱为之悲泣恸哭。 “泪翟子之悲”二句,用了两个典故。墨子见练丝而泣,为其可以黄,可以黑。杨朱见歧路而哭,为其可以南,可以北,接着又用了两个典故,尚生稻仲氏,来说明山林中已无真正的隐士,并引起下文。
第二部分是第二和第三段,写周颙先隐后仕的经过。第二段,揭露周颙隐居实非本意,他刚隐居时,立志甚高,似欲凌驾巢父、许 曲之上,一旦接到诏书就得意忘形,急欲走马上任。文章先用几个典故,揭露他冒充隐士,又写他凌驾一切,自命清高。妄自尊大。一旦朝廷派使者进山征召隐士,他就得意忘形,急不可待地想外出做官了。显露出庸俗的神气。第三段写周颙出仕后在官场上的活动 。“纽金章,绾墨绶,跨属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写周颙当上了本郡最大的县的县官,后又做了山阴县县令。于是整天忙于官场事务,处理文书,处理案件,还一心想超过张。赵、卓,鲁等历史上著名的能吏,甚至还想效仿治理三辅的能吏,名扬四海,声传九州。以前是那样热哀隐居,从衣着到风度。都装作隐士的模样,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政府官员,而且还一心想往上爬,做大官。这一段和前边隐居生活相对照,变化之大,前后判若两人。
第三部分是第四段,写由于周颙的出仕,使此山深蒙耻辱。通过“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写四周的山峰对北山当初容纳周颙做假隐士而加以嘲笑。接着又用骋西山之逸议,驰东皋之素谒”来表明山中的清议纷然并起。 逸议,素谒,均指隐逸者的清议。无论是四周群山的嘲笑和抗议,还是林、涧,桂,萝所表示的义愤和指责,都辛辣讽刺了周颙之类假隐士欺世盗名的虚伪情态。
第四部分是第五段,写拒绝周颙再来山上,充分表示了对他的厌恶和鄙视。先写周颙路过这里,纷纷表示不能再上当受骗蒙受耻辱,于是采取措施,拒绝他的到来,同时还要拦截他的车马,让他立即离开了北山。对这样的人真是深恶痛绝。
此文全篇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山中景物的蒙耻发愤的心情,对山水草木的描写形象生动,语言精炼华美,对仗工整,音韵和谐,而且富有浓烈的抒情韵味。作者让山林景物全体出动,而且让他们富有人的感情,喜、怒、哀、乐,谈笑怒骂,揶揄嘲笑,矛头指向假隐士周颙,从而深刻揭露了士大夫们伪装清高实则苦心钻营。争名逐利的丑恶灵魂,具有深刻的抗判意义和现实意义。此文是骈文,全篇以对偶句为主,基本上由四字句和六字句相配而成,而且用典精切,笔锋犀利,因此成为南北朝以来广为传诵的佳作。
诗用浪漫手法开始,前四句谈自己生平的抱负:或者做个安期生那样的神仙,游戏人生;要么做个李西平那样的名将,杀敌立功。这四句写得气势很雄壮,与李白《将进酒》等古风一样,给人以一种强烈的激励,使人进入振奋的状态。就表达上来说,前者又只是后者的陪衬,做神仙是幻想,做名将才是诗人努力想实现的方向。同时,用李西平事又十分贴切当时时局,陆游正是想要同李西平扫平逆贼、收复旧京长安一样扫平金虏、收复旧都汴京。
然而,现实是残酷无情的,愿望是那么地虚无缥缈。诗人回到了现实,便把前四句放出的狂澜一下子倒挽回来,进而感叹自己,年龄老大,功业无成,只能闲居在僧寮,无聊地躺着,默送着夕阳西下。他想着,像自己这样的战士,就不能只作个诗人,发出凄苦的吟声,这决不是自己所愿意的,于是诗在沉重的压抑中再度放开,故作豪语,先写自己放浪于酒,意气奋发,从而在吐露心中郁结的烦闷时,又表现自己的豪情、对未来的向往,这就是收复失地,饮酒庆功。末两句结得很自然,既承上饮酒而来,又与起首要做李西平遥遥呼应。
后人评放翁诗十九都是从军之作,这首诗虽然是闲居遣怀,主题仍与从军诗保持了一致。诗的格调雄放豪轶,悲中带壮,既有不满与牢骚,又充满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无论是醉歌作达还是自我排遣,都紧密围绕对国事的关心与对未来的信心,所以很有鼓舞力。
文章通过记叙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探究,强调要正确判断一件事物,必须要深入实际,认真调查。在艺术上,此文具有结构独特、行文曲折、修饰巧妙、语言灵活等特色。
第一段提出石钟山得名由来的两种说法,以及对这两种说法的怀疑。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引《水经》上的话,交代石钟山的处所,紧扣题目,点出石钟山,引起下文。
第二层,提出郦道元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说法,点明人们对此说法的怀疑态度,用钟磬置水中不能发声的情况对郦说质疑,说明“水石相搏”之说难以取信于人。正因为对郦说“人常疑之”,才引起后人的异议,这就由郦道元的说法导出唐人李渤的说法。
第三层,提出李渤的说法并质疑。李渤也在“人常疑之”的“人”之列,于是就有他“访其遗踪”的行动。他亲“访”遗踪,亲“扣”其石,亲“聆”其声,理应无疑。作者表明自己对李渤的怀疑,并以处处有石,石石能扣而发声,反驳李说,说明扣石发声之说难以置信。对这两种说法,看起来是相提并论的,但实际上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的。对两说的分别怀疑,提法上也有所不同:用“人常疑之”,说明人们对郦说的疑惑,这里的“人”是否包括作者,没有明说,这是一种客观记叙,作者没有轻率地判断郦说的是非;用“余尤疑之”,强调自己对李说的否定,这里的“余”字,就明确地表示了作者对李说的态度。对郦说“人常疑之”和对李说“余尤疑之”,这两疑引出作者探访石钟山的行动,为第二段的“固笑而不信”和夜游石钟山,以及结尾的一“叹”一“笑”,一“简”一“陋”作铺垫。
第二段记叙实地考察石钟山,得以探明其名由来的经过。
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元丰七年······得观所谓石钟者”),点明探访石钟山的时间、同行者和缘由。因为对石钟山得名由来已存“疑”念,所以作者乘自己赴任临汝并送长子苏迈赴任饶州德兴之便,顺道考察石钟山,正好借此释疑。这一层紧承上文。
第二层(“寺僧使小童持斧······余固笑而不信也”),写访问寺僧。寺僧“使小童持斧”扣石发声,表明他们相信李渤的说法,也说明李渤的说法影响很大。这一段回应李说,“择其一二而扣之”,“因笑而不信”,分别照应第一段的“扣而聆之”,“余尤疑之”。寺僧的做法既然不能使人满意,就有了作者下面月夜考察的行动。
第三层(“至莫夜月明······古之人不余欺也”),写月夜考察游石钟山的经过。先交代探访石钟山的时间是“莫夜月明”时分,同游者是长子苏迈,方式是“乘小舟”,地点是“绝壁下”。然后写绝壁下的情景:看见的是“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的大石;听到的是“云霄间”鹘鸟的“磔磔”的惊叫声,以及“山谷中”鹳鹤像老人边咳边笑的怪叫声。描绘出一幅阴森可怖冷清凄厉的石钟山夜景,有远有近,有高有低,有动有静,有形有声,十分逼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段描写着力渲染阴森可怖的环境气氛,烘托出亲身探访的不易,为下文批评“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伏笔。转而写作者在“心动欲还”的时候,忽然“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使“舟人大恐”,而作者却被吸引了。他“徐而察之”,发现“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查明了发出“噌吰”之声的原因。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下面又起波澜。作者在“舟回至两山间”的时候,发现入港处有“大石当中流······空中而多窍,与风声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这里的“回”不是“返回”的意思,而是“掉转”的意思。“舟回至两山间”,不是船返回到两山中间,而是船掉头转行至两山之间。作者对两处声音的考察,极为细致深入,处处印证了首段的郦说:“微波入焉”和“与风水相吞吐”,分别照应“微风鼓浪”;“山下皆石穴罅······涵淡澎湃而为此也”和“大石当中流······空中而多窍”,分别照应“水石相激”;“噌吰如钟鼓不绝”和“窾坎镗鞳之声”,分别照应“声如洪钟”。这就不仅证实了郦说,而且以详补“简”,为末段叹郦说之“简”作好铺垫。最后写作者对苏迈的谈话。“因笑谓迈曰”的“笑”不同于前面“笑而不信”的“笑”。前者是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笑,这里是释疑后轻松愉快的笑,表现了作者探明真相后的得意、兴奋。作者在谈话中将两种声音与“周景王之无射”和“魏庄子之歌钟”相联系,肯定自己的考察结果,点出以钟名山命名的缘由。又以“古之人不余欺也”肯定郦道元的说法,言语之间生动地显现了作者的确信和欣喜。在这一段,作者以自己的目见耳闻,证实并补充了郦道元的说法,进一步否定了李渤的说法,为末段的议论提供了事实依据。
第三段写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感想,表明写作意图。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句话,语气强烈,以反问的方式表示充分肯定的意思,点明了全篇的主旨,是作者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后所得出的结论、所总结的事理,是作者的心得。
第二层分析世人不能准确知道石钟山得名由来的原因,从两方面说。一方面是说正确说法不能流传的原因,有三点:一是“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是说郦道元的说法是正确的,可惜“言之不详”,致使“人常疑之”,得不到人们的承认;二是士大夫不做实地考察,“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三是“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不能言”是说不能为文,并非不能说话。郦说失之于不详,士大夫能为文而“莫能知”,“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为文,这就是石钟山得名由来在世上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然后用“而”字转到另一方面:“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是说李渤之类的“陋者”,主观臆断,“自以为得其实”,这是得以有李渤的错误说法和后人以讹传讹的原因。
第三层分承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点明写这篇游记的目的。“叹郦元之简”是肯定郦道元的观点,而又叹其太简略。“笑李渤之陋”是否定李渤的观点,并讥笑其浅陋。这就表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传播自己的见解,证实、补充郦道元的观点,纠正李渤的观点。
这篇文章将议论和叙述相结合,通过夜游石钟山的实地考查,对郦道元和李渤关于石钟山得名的说法进行了分析批评,提出了事不目见耳闻不能臆断其有无的论断,表现了作者注重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富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