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的这首诗,虽是拟乐府旧题,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较大的创新,代表着初唐时期诗歌创作的风气。
诗写一位采莲女子怀念征夫的感情。诗人选择了傍晚同分采莲归来的特定背景来打写。一开始,诗即写女子采莲归来、绿水荡漾,沾湿了她的衣裳,又杂和着荷花的清香。这是女子经过一番采莲劳动的形象。这时,秋风吹起浪涛,野鸭和大雁受惊而高飞,也触动了采莲女的内心情感。这句写景有“兴”的意味。下面四句,接写这位年青漂亮,服饰华丽的女子,轻轻地摇着精美的画舫随波而下,极目眺望无边无际覆盖着绿叶的岛屿和开放着荷花的水潭,耳中听着远处传来的江上渔歌、吴越小曲。这些所见所闻,都惹起了她的相思苦恨,“相思”二字就是全诗的旨意。接着又用四句点明相思的由来,是因为岁月流逝,而出塞的征夫至今尚未归来,思妇在水上采莲,消磨时光,感到孤独寂寞;现在到了傍晚时分,她独自归来。触景生情,因而心中产生了思远的情怀。“今已暮”三宇,呼应首句的“归”字,表明这首诗所写的是采莲女子日暮归来时的相思之情。继而诗又探入一层,写思妇的品质。尽管傍晚采莲归来,独宿空床的生活令人难以煎熬,但采莲女还是忠贞于她们的爱情,坚持自已的操守,“那必尽娼家”,用反问句式,谓女子并没有都沦落为娼女,意即她自己决不会因为亲人远戍而变心。不仅不会变心,相反,比别人还要坚定。“官道”二句以疑问的口气,将采莲女和采桑女加以比较对照,认为前者比后者在爱情上更加忠诚,这其实是诗中思妇的自我表白。“城南把桑”系用汉乐府典故,《陌上桑》里的女子浪敷,是一个忠实于爱精的典型形象。此诗里的采莲女自云对丈夫的感情超过浪敷,可见,她对爱情是多么执着。
从“莲花复莲花”到“还羞北海雁书迟”,主要是咏物写人,抒发思妇的离愁别恨。江上莲花朵朵,莲叶田田,花叶纷披,十分稠密。荷叶的翠绿色,比不上女于的禅娟蛾眉;鲜红娇艳的荷花,也只能差可与女子红润的脸庞相比美。这几句由纯为写物转到以物比人,着重突出女子的年青貌美,从而唤起她的离恨。“佳人不在兹,帐望别离时。”尽管江上环境很优美,自己也是韶华容颜,但因为征夫远在塞外,她惆怅地遥望那别离的地方,回忆当初难分难舍的情景,心中充满了悲作之感,转而咏物。“牵花怜共蒂,折藕爱连丝”。牵动荷花,喜爱它们并蒂开放;折断莲藕,喜爱它们丝丝相连的缠绵形象。这两句寓情于物,借白藕的丝丝相连,荷花的同根并蒂,表达思妇征夫的柔情蜜意。今天,当日的两情依依己经无处可以寻找了。虽然物态还如同过去一样,但在思妇看来,它们只不过是一片生长得很茂盛的荷花荷叶而已,想到这里,不禁无限伤情。自己为爱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到头来则长期为离愁别恨所折磨。“西津交佩解”,用晋葛洪《神仙传》记载的郑交甫在江边遇到两位神女,十分爱慕她们,神女解下玉佩以相赠的故事。这句意谓采莲女过去曾与征夫以身相许,而毫无悔恨。“北海雁书”,用汉班固《汉书·李广苏武传》中苏武北海牧羊,雁足传书的典故。此句则谓征夫在边塞上,久无书信,不免使女子产生担心和怀疑。这种忆昔伤今之情,归结到底,表现了采莲女深沉的相思情怀。这一节从时间和空间上反反复复地交错写来,对于女子的“相思苦”确实写得很深刻,富有感染力。
从“采莲歌有节”到篇末,诗情再作转换和深化。本来,采莲女己经在日暮时分归来了,这里则写她夜间又到江上采莲。她一边采莲,一边有节奏地唱着采莲曲。夜间江上的景象和白天大不一样。傍晚,吹起了秋风,此时更是凉风萧瑟。高远的天空里,一轮明月伴随着采莲女来往徘徊,清淡的光辉照耀着江水,闪动着粼粼波光。江风冷月,传达出了采莲女深沉的枨触,再一次表达了她的“相思苦”的情怀。这里完全是寓情于景,没有从正面写情语。它与上文写其“采莲归”来时的情感,对照起来加以体会,颇得详略映衬之妙。采莲女在江上来往采莲,遇到了其他夜间出来采莲的吴娃越女,她们都打扮得很娇艳美丽。姐妹们相见,互致问候,都探问从这条寒江到达征夫所在的关山千里的边塞,究竟是山儿重,水几重。可见,饱受着别离的煎熬、相思的苦恨的女子,不是一个采莲女,而是许许多多日夜辛勤劳动的采莲妇女。这就在前文写采莲女“相思苦”的基础上,描写了广大劳动妇女在爱情婚姻上的不幸,将征夫思妇的普通题材,提高升华为一个富有广泛社会意义的主题,写得非常深刻,是十分可贵的。
梁、陈以来,《采莲曲》是诗人常用的乐府旧题,大多或摹写水容物态,或描绘采莲女的容貌服饰。特别是在风格上,他们的作品比较浮艳绮靡。王勃的这首诗,虽然抒情主人公同样是采莲女,自然景物的描绘乃至遣词造语,也都明显地受到南朝诗人的影响,但所塑造的伤离恨别,刻骨相思的女子形象,尤其是思妇征夫的主题揭示出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则是南朝诗人所无法相比的。王勃在理论上对六朝余风深致不满,而在创作实践上又未能摆脱其影响。这首诗就是一个例证。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初唐诗歌从六朝余风向唐诗刚健爽朗的风格变化发展的轨迹。
王勃以前的诗人拟写此题,都是五言短章,此诗则运用七言,篇幅也比较宏大,表现出初唐七古崇尚铺陈赋写的一般倾向。不过,此诗在“四杰体”七古中抒情性较强,很注意将人物的感情寄寓在客观景物的描写刻画之中,具有强烈抒情效果。诗以七言为基本句式,大量运用五言句,又灵活地参用“三五七”、“三三七”句式,学习、模仿乐府民歌的结体方式,也加强了诗的抒情性。诗中多用蝉联和复沓的形式,更使诗流转圆美,情韵婉扬。诗中“采莲”、“莲叶”、“莲花”、“花”、“叶”等字词多次出现,造成重迭复沓的形式,显然具有南朝民歌《西洲曲》的风味。并且重迭复沓的形式还往往与蝉联方式交织运用,节奏铿锵,音韵和婉。总之,虽然此诗具有叙事诗的骨髓,但它艺术上的成功之处乃在于抒情。此诗中几个主要表现方法,都对加强其抒情性具有很大的作用。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这虽然是一首以写景为主的词。但开头两句却是意味深长的低慨叹。“韶华“和“秋声”有一个鲜明的对比:“韶华”是“过眼”的韶华。而且是“何处也”;“秋声”是“萧萧”的秋声,而且是“又是”的再一次到来。“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春去秋来本是自然的规律,但春天为什么总是那么虚幻那么短暂,而秋天为什么总是那么现实那么难以逃避。这两句,以极简洁的笔法拉开了“悲秋”的序幕。
“极天衰暮云平”和王维《观猎》的“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有些相似,一样是诗中有面。那画面的下部是枯黄色的无边衰草,上部是暗红色的一天乱云。夕阳染红了地平线上的云彩,从云层缝隙中洒出的霞光给那“一塔”和“孤城”的剪影勾出金色的光圈。这是一幅很有气势的横幅画面。“斜阳漏处,一塔枕孤城”,那“漏”的金光云气、“枕”的居高临下、“一塔”和“孤城”的肃静沉寂,在秋的荒寒和暮的昏暗衬托之下,透出了一种庄严肃穆之美。天地的寥廓,愈发衬托出人的渺小;天地的永恒,愈发衬托出人的无常。王国维则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孤独寂寞——“独立荒寒谁语”。这一句在这首以写景为主的词中,是意味深长的。“谁语”,是“向谁诉说”。显然作者有许多要说的话,但实际上却一句也没说。因为这里并没有一个理解他和倾听他的对象。他只是回过头来继续写眼前景色,于是这些景色突然之间就似乎有了一种“造境”的迷离恍惚之致。
“独立荒寒谁语,蓦回头宫阙峥嵘”两句,在格律上有些问题。按照格律,此一体的《临江仙》下片重头,也应是前边七个字后边六个字,如魏虔取《临江仙》上片开头曰,“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下片开头曰“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平仄格式完全相同。而王国维这首词上片开头是“过眼韶华何处也,萧萧又是秋声”,下片开头却是“独立荒寒谁语,蓦回头宫阙峥嵘”。这是不合格律的。在《人间词》中,不合格律的地方并非只有这一处。
“蓦”字强调一种突然产生的感觉。“宫阙峥嵘”,是指“孤城”中的“宫阙”。它虽然在红墙和烟雾的笼罩之中,似乎有些虚无缥缈,却仍然显得高峻伟岸。而且,夕阳的那最后一点光线始终在宫阙“最高层”徘徊不去,似有依依难舍之意。这首词的上片和下片都是远望,都写到斜阳下的景色。但比较而言,上片的写景是比较客观的。而下片的写景则展开联想。“宫阙”、“红墙”、“高层”这些词语涉及到一个王朝。而那“红墙隔雾未分明”,一方面是说红墙和红墙中的宫阙看不清楚,一方面也可以说红墙中的某些事情外边的人粉不清楚。比如,穷途末路的大清王朝还有没有转机,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这一切,当时都在未知之数,所以是“未分明”。至于那“最高层”的宫阙,它可以象征皇帝,可以象征清王朝,但也可以象征作者的某种理想。
上片,写“云海”、“人间”、仙境。开头两句突写“茫茫”“云海”世界,气势恢宏。在这浩瀚的自然界中,“道山绛阙知何处”这一问句,为下文展开笔墨作了铺垫。次三句,写“人间自有”贤人在。这贤人就是“龙蟠凤举”的“真良师”、“赤城居士”司马子微。赤城是贤者隐居的理想世界:“赤城,山名,色皆赤,状似云霞,悬霤千仞,谓之瀑布。飞流洒散,冬夏不竭。”(《文选》引孔灵符《会稽记》)“清净”三句写仙道思想和人格修养方法。其核心思想是“清净无为”,其人格修善方法为“坐忘”,为“遗照”,为人诵训的“八篇奇语”,人们凭此可通向有道之士的人生境界。“司马子微隐居天台之赤城,自号赤城居士,尝著《坐忘论》八篇,云:‘神宅于内,遗照于外,自然而异于俗人,则谓之仙也’。”(宋代傅斡注)最后四句写仙境。司马子微“居玉霄峰,东望蓬莱,尝有真灵降焉。”“蓬莱隔弱水三十万里,不可到”,“蓬莱晻霭”,“云海茫茫”,烟雨苍苍,遍布云车、马车和风车,时有“海市蜃楼”的仙境美出现。
下片,写对“八表神游”的无限向往,“约相将去”的超然世外生活的执着追求。前三句,交代“神游”的范围和时间:“九州四海”和“落花飞絮”的飘雪时令。“尽”字表明“神游”之地无限广阔;“笑”字表明“神游”之态自然快乐。次三句,写李白的对仙道的追求:“尝见子微予江陵,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东坡序转述李白《大鹏赋》语)这“临江一见,谪仙风彩”,“仙风道骨”,东坡亦“无言心许”。可谓志同道合,“龙蟠凤举”。“八表”三句,写“八表神游”的状态:“相对”,“箕踞”,“酒酣”,“浩然”,欲醉畅怀、盘坐侃谈的仙家风度。最后三句,点明本词之眼:等到李白壮志凌云把《大鹏赋》写完,醉骑鲸鱼,葬身鱼腹时,也就是我们“约相将去”蓬莱、天台成仙之日。下片充满了幻想和魔思的色彩,表明了东坡此时此地思想的局限性。
这首词,以神话传说作题材,运用浪漫主义的笔调,记述谢自然仙女求师蓬莱真人良师司马子微而白日仙去事;还记叙了谪仙李白曾见司马子微于江陵,获得“仙风道骨,可谓神游八极之表”的美誉事,且能歌唱,表明了东坡在音律上作了不遗余力的探讨,反映了东坡对宋代社会世俗生活的厌倦,对有道之士的无限敬仰,亦望求仙解脱,超然世外,创造了一种云海、人间与仙境融会,历史、仙话与现实交错的空间文化观,使之达到一种天地人三维完全整合的和谐境界,从而求得一种精神升华的体验,这是东坡追求这种空间文化观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