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两篇赋的神女形象差别很大。
《高唐赋》中的神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是一片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性关系并非宋玉的凭空想像，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于原始时代“自由”婚姻的朦胧回忆。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确实存在着无限制的随意婚姻和自由放任的性关系。并且，原始社会结束后，这种状况还有延续。不要说更远，即使是到了一夫一妻制已经建立起来，配偶关系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和放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如一些重大的节日，性关系更是随意而放任。古罗马的沙特恩节要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同时“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因而也就成为纵情欢乐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郑玄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从“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甚至有因婚媾而争讼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性关系也是相当自由的。《周礼》所记反映的大约是商周时代的事，是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此不难想像神话产生的原始时代性关系的更大自由和放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巫山神女“愿荐枕席”，主动寻求匹偶交欢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既不是反常，也不是“淫惑”，而是她那个时代（即神话时代）的十分正常而普遍的行为。
巫山神女神话特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她的神奇变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没有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即直接变为朝云和行雨，是非常神奇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和理智去解释，而只能通过神话的逻辑——变形法则——去说明。在原始人看来，“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原始初民的想像正是由于轻而易举地越过决定事物性质的界限而显得丰富和大胆。
以上两个方面即追求爱情的方式和神奇变化，充分说明《高唐赋》中的神女是一个具有明显原始神话特征的神话式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神。
而《神女赋》中的神女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这是一个服饰华美、容貌姣丽、举止端庄、神态娴静的女性。宋玉除了强调她的光彩照人的外貌之外，更强调她的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温柔和顺，安闲自得，骨法奇美，适于侍奉君上；一是贞谅清洁，意态高远，以礼自持，凛然难犯。可以看出，以上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格格不入，她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和《神女赋》不是一个形象。
关于《高唐赋》的主题思想，有学者认为高唐神女化为云雨是一种艺术想像，由于这种想像表现了男女交欢时那种像云一样飘忽，像雨一样空灵的感受，符合人们接受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艺术想像正是宋玉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是宋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把男女交欢与云雨联系起来并非宋玉的发明。有学者以中外古代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实乃出于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是交媾致雨宗教观念的反映。原始宗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交相感应的，人的主观意念和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巫术“相似律”原理认为，“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男女交媾诱发降雨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观念的反映。他们认为，行云降雨是天地阴阳交会的结果，所谓“天地相会，以降甘露”。（《老子》第32章）《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云雨则是使万物化生的最重要条件。原始初民的祈雨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交媾致雨的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便成为他们比较常用和普遍的一种方式，有的民族还因此形成了有关的宗教仪式。
有了雨露滋润，草木得以茂盛，五谷得以丰收，因而由交媾致雨又进一步发展为可以促进丰收、富足乃至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婚俗诗时曾指出：“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初民相信“如果没有人的两性的真正结合，树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长繁殖的”。弗雷泽在考察了中美洲、非洲、澳洲以及亚洲的原始民族之后得出结论：“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并相信与传说中的神灵交媾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宗教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著作中也时有所见。
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是特定宗教民俗背景下的产物，是多次发生过的“现实”，高唐神女与怀王交欢之后化为云雨的故事不过是它的神话反映而已，是宋玉对传统宗教和神话所做的比较忠实的记录。宋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地吸收民间神话，巧妙地运用它为自己的立意构思服务：借助神话所固有的观念内涵和文化意蕴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说，《高唐赋》正是在这则神话所固有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明确了《高唐赋》与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文化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实际也就找到了认识作品的思想指向。
《高唐赋》由序和正文构成，实际写了三个内容：一、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所体现的交媾致雨的宗教观念。之所以在作品的开头先讲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它的文化观念意蕴统摄全文。二、云雨之后山河更加宏伟壮丽，万物充满勃勃生机。这部分篇幅最长，是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形象表现。三、鼓励襄王往会神女，希望通过与神女交欢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这部分是全文的结尾，表明往会神女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是完全一致的。
《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根据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宋玉在赋文中鼓励襄王往会神女，与神女交欢，希望借此达到政治清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以及个人身心强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由衷赞美山河大地的宏伟壮丽和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由神女所化的云雨给世界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可以看出，《高唐赋》的立意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基础上，是按照古老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展开铺写的，因此，全文都以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为统摄。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文中对于山河大地和云雨的由衷赞美，依稀可以看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的踪影。这样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使序和正文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避免了其他各种说法导致的“两回事”的缺欠，并可以从神话故事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渚宫旧事》之三引《襄阳耆旧传》写怀王游高唐梦神女与之交欢，神女临别时说：“妾处之，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原文可能有脱误，大致意思是：“蒙你不弃我的陋质，爱幸于我，我将保佑你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藩昌于江水和汉水之间。”神话故事本身就说明与神女交欢即可受到神女的保佑，使人口繁衍，民族兴旺。这对于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很有启发。
王梵志的诗作在唐初流传极广，后来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派视为“下里巴人”，不能进入诗歌艺术堂奥。现存梵志诗相当大一部分从内容上说，是劝世劝善的诗体道德箴言，这类诗较少文学价值。梵志诗最有文学价值的，当推那些有意无意作出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画，就像这首诗。
这首诗录自敦煌卷子本《王梵志诗》卷第三。诗用第一人称语气写来，类乎戏曲的“道白”。自夸有一处世法宝，这就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这种旧时代人的一种“共相”，在诗人笔下得到个性化的表现。“与世无争”的概念并未直接说出，而通过诗中人活生生的语言：“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来表述。被人欺负到极点，却死也不肯上县衙门申诉，宁愿吃亏，这是进一步写“相打长伏弱”，连“忍无可忍”的意气也没有。诗歌形象打上了封建时代弱者的烙印，散发着生活气息（“相打”、“伏弱”、打官司都来自生活）。而“价值百匹练”的夸口适足见出人物身分（以“百匹练”为贵，自然不是富人意识），表现出人物处境虽卑微而不自知其可悲。通过人物的语言，诗人刻画出了一个甘居弱小、不与人争的小人物形象。
这首诗录自费衮《梁溪漫志》卷十。与《我有一方便》一样，这首诗也用第一人称写，展现的却是一幅有趣的“三人行”的戏剧性场面。“骑大马”者与“担柴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而作为这两极间的骑驴者，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比上不足，颇有些不满（这从“独”字的语气上可以会出），但当他看到担柴汉时，便又立刻心安理得起来。诗人这里运用的手法是先平列出三个形象，末句一点即收，饶有情趣。章法也很独到。
这首诗真实地或略带夸张地写出了世人行为和心理上的某种通病，令人忍俊不禁，于笑中又有所反省。这首诗可作两种理解，既可看作是正经的、劝喻的，又可以读为揶揄的、讽刺的。但作正面理会则浅，作反面理会则妙不可言。这首诗作劝人知足看便浅，作中庸者的漫画象看，则惟妙惟肖。
梵志这首诗未必没有劝世的意思，诗人对笔下人物还很欣赏同情。但是，诗人没有作概念化的枯燥说教，而采用了“象教”——即将理予以形象地显现。而他所取的又并非凭空结想的概念化形象，而是直接从平素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积累中撷取来的。它本身不惟真实，而且典型。当诗人只满足于把形象表现出来而不加评论，这些形象对于诗人的思想也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当读者从全新的、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它时，就会发现许多包含在形象中、然而不一定为作者所意识到的深刻的意蕴。王梵志这种性格解剖式的笔调犀利的幽默小品，比一语破的、锋芒毕露的讽刺之作更耐读，艺术上更高一筹。
查慎行的这首七言律诗，语言清新、明快、简洁、质朴；寓意率真、自然流畅，无引经据典，读来倍感亲切；采取以景入诗，借景寓情的手法，对眼前所见景物信手拈来，无不称妙；本诗是极富诗情画意的佳作，诗中有画，画里藏诗；中二联对仗工整，又自然流畅，毫无雕琢之感，更是令人拍案称奇！
题目“湘东驿遵陆至芦溪”，说的是仲春时分，诗人自“湘东驿”的“黄花渡”下船后经陆路到达芦溪后所看到的景象。“遵陆”，指沿着陆路，走陆路。“驿”，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的人和过往官员中途换马或歇宿的地方；“湘东驿”，即是湘东（今湘东区，距萍乡城约40里）的“黄花渡”。芦溪，清朝时的一个镇子，位于萍乡东部。现为芦溪县；从题目上来看，诗人开门见山地就把此次要写的范围锁定在萍乡到芦溪这一段路上的见闻。诗人为什么要锁定写这一路上的见闻？是什么引发了他如此高的兴致？具体要表达什么？他又要向世人与后人传递着什么信息呢？这不由得使我对他这首诗后面的内容产生了更强烈的兴趣。
首联“黄花古渡接芦溪，行过萍乡路渐低”。萍乡，当时称萍乡县（即现在的江西省萍乡市）。开头两句平白如话，衔接自然，因为从湘东到萍乡不是他要写的重点，所以就一笔带过，手法娴熟，真是叶落无痕，风过无声！此句大意是：“我从黄花渡登岸后直接就踏上了去芦溪的路程，过了萍乡之后，路面渐渐低平”。这里要说明的是，萍乡是在湘东与芦溪之间，地势略高于两地，萍乡的水的流向在我们当地叫“两边倒”，一边水往西经湘东流入湘江，另一边的水往东经芦溪流入赣江。正好是一东一西，故称“两边倒”。同一时代的萍乡知县胥绳武也有竹枝词为证：“东去江西写官板，西下湘东装倒划。中五十里船不到，满路桐油兼苎麻”，“中五十里船不到”，说的就是萍乡到芦溪这一段路没得船坐，只有步行。因此就有初白先生的“行过萍乡路渐低”和胥绳武的“中五十里船不到”就相互印证。
颌联“吠犬鸣鸡村远近，乳鹅新渐岸东西”，这是诗人所见到的最富有生机的景状之一。他边走边听边看：“村子错落有致，时不时听到有鸡鸣狗叫声传入耳中，是那么的熟悉；河岸上绿草绒绒，看到的是出生不久的小鹅和小渐在河两岸悠闲觅食，又是如此的恬静”。这两句反映的是康熙年间人民历经战乱后②生活逐步稳定，社会经济日渐繁荣的实情。更是一幅典型的江南水乡田园风景画。
“吠犬鸣鸡”侧耳听，“乳鹅新渐”细一看，通过不同的感官，感受到一派祥和平静、清鲜的生活气息。后一句从新生命的勃勃生机中暗示着一个历经战乱后生产发展、人民生活稳定的社会的来到，
从“乳鹅新渐”可以看出诗人对江南水乡的欣赏与赞美。作为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又博览群书的查慎行来说，对于国家的现况他是知道的，人民生活刚刚稳定他也是了解的。一个“乳”字和“新”字就足已表达了他对战乱后的社会重建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也才有了诗人面对这江南美好风光，借物寓情，赋诗吟唱的这份闲情逸致。
“丝缫细雨沾衣润，刀剪良苗出水齐”，缫，煮茧抽丝，这里的丝缫比作春雨，说春雨下得像蚕丝那样银丝缕缕、绵绵不断。上联写的是动物，犬与鸡，鹅与渐；此联写的是自然现象和植物。进一步展现江南水乡的特点。“春雨密密细细而下，宛如缕缕银丝在你眼前飘动，给人以清凉和舒适的感受。一场春雨过后，水田里的水也蓄满了，禾苗长势喜人，禾苗的高度几乎与水面平齐，青绿的秧苗齐整整地就好像是谁用剪刀修剪过一样，清亮悦目。”。雨如丝缫，秧如刀剪，这两个比喻煞是贴切。原来是这里的优雅、迷人的景致引发了诗人的浓厚兴致，我不得不赞叹诗人对身边事物观察的细心程度，又心悦诚服的感叹诗人表达事物的精确到位。
“犹与湖南风土似，春深无处不耕犁”，湖南，紧临湘东，在萍乡的西部。萍乡与湖南均属楚地，风俗极为接近。全诗前三联都是写景，唯尾联才得出结论，指出此处的风俗习惯、气候与湖南近似。即使是现在，湖南人都还在称呼江西人为“老表”。这两句写出了诗人所感：谷雨过后，处处桃红柳绿，犁铧翻土的农耕景象。牛在画中走，人在画里游，把江南水乡的农耕景象勾勒得栩栩如生，诗中没说一个牛字，也没点一个人字，但读来就是牛耕在田、人声鼎沸热闹场景，好一幅如诗如梦的江南春耕图！果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读来感同身受，过目难忘。叫人不得不赞叹初白先生的高超手法。
古代诗人经常游览山水、写景言志，写景诗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占了较大的比例。一般来说，写景诗往往塑造形象，或者勾勒意境，或者用衬托、对比的手法，或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查慎行在这首诗里用的是白描手法，诗的中间两联对仗工整，语言清新、明快、简洁、质朴。“吠犬鸣鸡村远近，乳鹅新渐岸东西。丝缫细雨沾衣润，刀剪良苗出水齐”两联堪称妙对。同时还传递着诗人的情感，他希望看到的而恰恰又正好被他看到的画面，为了表达这种激动的情感，诗人就通过描写景物来抒发感情。
清朝初期诗人多学唐,查慎行崛起后,兼学唐宋，成为清初效法宋诗最有成就的作者。对诗坛影响极大。难怪赵翼在《瓯北诗话》里说：“梅村（吴伟业）③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④、放翁⑤后一人而已”。
诗人以平易清新的笔触，描绘了一幅恬静闲雅的巴女放牛图。“巴女骑牛唱《竹枝》，藕丝菱叶傍江时”，写的是夏天的傍晚，夕阳西下，烟霭四起，江上菱叶铺展，随波轻漾，一个天真伶俐的巴江女孩，骑在牛背上面，亢声唱着山歌，沿着江边弯弯曲曲的小路慢慢悠悠地回转家去。如此山乡风味，极其清新动人。
下两句：“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纯然是小孩儿天真幼稚的说话口气，像是骑在牛背上的小女孩对于旁人的一段答话。这时天色渐渐晚了，可是这个顽皮的小家伙还是一个劲地歪在牛背上面唱歌，听任牛儿不紧不忙地踱步。路旁好心的人催促她快些回家：要不，待会儿天黑下来，要找不到家门了！不料这个俏皮的女孩居然不以为然地说道：我才不害怕呢！只要看见伸出木槿篱笆外面的大大的芭蕉叶子，那就是我的家了！木槿入夏开华，花有红、白、紫等色，本是川江一带农家住房四周通常的景物，根本不能以之当作辨认的标志。小女孩这番自作聪明的回话，正像幼小的孩子一本正经地告诉人们“我家爷爷是长胡子的”一样的引人发笑。诗中这一逗人启颜的结句，对于描绘人物的言语神情，起了画龙点睛的妙用。
古人说：“诗是有声画。”这首小诗就是如此。因为它不但有形、有景，有丰富的色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芭蕉的新绿和竹篙上紫、白相间的槿花），而且还有姑娘清脆的歌声。《竹枝词》是流行在巴渝一带的民歌，从诗人刘禹锡的仿作来看，讴歌天真纯洁的爱情是它的基本内容。从此诗中可以想见，这位巴女正是在纵情歌唱着她青春的情怀，这从“藕丝菱叶”似乎也能得到一点暗示。而且，妙就妙在她是骑在牛背上，一路走一路唱着，像移动的电影镜头一般，慢慢地把读者的视线引向空阔的远方。“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使整首诗充满乐观开朗的气息，给予读者一种健康的美的享受。
这是于鹄采用民谣体裁写的一篇诗作，词句平易通俗，富有生活气息，反映了川江农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恬静生活的一个侧面，读来饶有隽永动人的天然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