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业的诗风富丽绵密,词也写得秾丽密致,而这首却疏淡潇洒,风格情调不同一般。这首诗的上片从步向山村人家的沿途所见写起,由远及近,由外到内,一一描绘了山家的幽静环境,主人的身份、情趣不言自明;下片集中描绘山家主人的生活情调,种柳浇瓜,摘橘采茶,真是闲云野鹤式的自在逍遥,表现出作者对山家主人生活的羡慕向往之情。全词写景叙事结合,描写富有层次,语言朴素明净,如话家常,亲切有味。
上阙首句“村坞云遮”,写村落在云遮雾绕中隐约可见,暗写山家所居环山的特点,开头自然平实。接下来两句为近前所见之景:青碧的藤蔓缠绕着老树,翠绿的修竹与白沙相映。渐行渐近,又见一幢房屋临溪傍石而立,一条铺满青苔的小径顺着篱笆延伸。“苍藤老干”,说明村落的古朴僻远。“明沙”“溪堂”“苔径”,点出山家所居近水和环境清幽的特点。以上几句纯用白描,朴拙淡雅,生动地描绘了山家四周的环境与景物。自“文沙几”以下,则为山家室中所见:文沙制成的几案,窗虽小也饰有柔纱。“文沙几”与下片的“瘿尊”呼应,说明虽是山家,却也讲究,所居之人当是闲雅之士,绝非一般山民。“是好事人家”的“好事”,谓热心助人。接下来“启北扉”三句,便写“好事人家”热情待客的情形:先打开朝北的门,移过坐床让客人安坐,可见门外傲霜凌雪的繁茂梅花,进一步衬托山家主人洒脱出尘的品格。上片由远及近,由外而内,步移景换,以写景为主。描写很有层次,可见徐步石径,往访山家,陶醉于身边画境的作者形象。
下阙以叙事为主,上承“是好事人家”,写山翁待客。“衰翁健饭堪夸”,写山家主人年虽老饭量却好,因而身体强健令人夸赞。“衰翁”,足见年事之高;“健饭”,足见食量之大。二者相对,述以“堪夸”,意趣盎然。“把瘿尊茗碗,高话桑麻”,脱胎于孟浩然《过故人庄》中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写山家衰翁好客而健谈,与客人边喝茶饮酒,还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农事。着一“高”字,顿使衰翁神采飞扬。“穿池”以下是“高话桑麻”的具体内容:在池边开沟,栽上柳树,引水入田,浇灌瓜园。字字句句皆为农家话语,但自耕自乐陶然而居的情态、心态却蕴蓄其中。这两句写得活泼轻松,更让人羡慕隐逸生活的闲适。“霜后橘、雨前茶”则表达山家所获的喜悦,橘经霜后味更甜美,谷雨前采摘之茶尤为滋润。“这风味清佳”的赞语脱口而出,散句入词,朴实自然,山家衰翁怡然自得的神态跃然纸上。末两句说去年自己耕种的土地收成极好,可以无忧无虑地过舒心安稳的日子了。词在山家所居衰翁的侃侃而谈中结束,尽管词人没有对山家生活发表议论,但山家的环境和气氛,衰翁的健谈和安乐,使得词人羡慕并向往。
此词既写出了山家的闲适逸趣,又表明了衰翁的旷达心境。全词语言浅显平易,颇近口语,且词句紧扣“山家”,不乏警句。写景叙事结合,意象显豁明朗,意境深婉含蓄。写景,皆历历可见;叙事,亦可使人如临其境,足见作者写实的功夫。而这首词意趣却多在词外,歌咏山家,向往山家,实际上是为表明作者不忘故国,不事新朝,埋头学问,纵情山水的心迹的。
这首诗通过一对灾民夫妇推小车流浪情景,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悲惨的明末流民图,表现诗人对灾民的深切关注和同情。这首诗采用新题乐府形式,以白描手法真实而简练地刻画了一对灾民夫妇形象,悲切凄惨,哀哀动人。
这首诗是作者导演的一幕饥民流离剧: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通向前台,已是薄暮时分,远远望去,从黄尘纷扬的路上,出现了杂沓而来的独轮车。全台静默,只听见车轮辘辘之音由远而近,终于有一辆来到了前台——分明是一对疲惫不堪的夫妇,女的在前拉扶车把,男的在后勉力推行,车上大抵是些锅盆、铺盖之类,自然还有几个面呈菜色的小儿女,这就是开篇三句展现的景象。“班班”叙小车之多,可知流离者非止一家。向“晚”而“黄尘”未歇,正是久旱不雨所造成的。寥寥几句,展示饥民流亡景象,宛然如在目前。
接着三句,可以视为这对夫妇的凄惶唱叹。“出门茫然何所之?”咏叹当日离家情状:瞻念前路,旱情茫茫,离家出走,又能逃往何处。“青青者榆挽吾饥”,叹息夙行夜宿,沿途竟无粒米进肚,只能采食榆叶充饥。榆叶椭圆而小,故能抵御久早。“愿得乐土共哺糜”,则暗用了两个典故:一是《诗经·魏风·硕鼠》,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汝),莫我肯顾。逝将去女(汝),适彼乐土”之语,讥刺统治者“重敛”,害得百姓纷纷逃亡,欲寻找一片“乐土”安居;二是汉乐府《东门行》,叙饥寒交迫的城市贫民铤而走险,妻子啼哭牵衣劝阻,有“他家但愿富贵,贱妻与君共哺糜”之语。诗人巧妙地将两者融为一句,含蓄地指明:饥民之流离,岂止旱灾所致,更有统治者横征暴敛之故。若非如此,则家存蓄积,又何惧眼前之旱。而这对夫妇所企望的“乐土”,又不过是求得一点薄粥(糜)糊口而已,可见愿望之低微。
随着出现的,是一个“喜剧”式场景:“风吹黄蒿,望见坦堵,中有主人当饲汝。”蒿而称“黄”自然也干枯了,不过,它们大约长得较高,一度挡住了视线,恰好一阵晚风吹来,终于让这对夫妇“望见”,前方竟有一带院墙。此句一本作“风吹黄蒿见坦堵”,施蛰存先生以为“有一‘望’字较佳”,大约带有无意中望见的惊喜意味,更觉传神。
“中有主人当饲汝”,便是“望见坦堵”后的微妙对白:既是院墙,想必是村巷、人家。虽然他们也未必宽裕,但给口稀汤喂你,大约总不是奢望吧。一个“汝”字点明,说话者当是在前的妇人,而且从慈母心理上说,这“汝”亦应指车上颠簸已久、饥肠辘辘的小孩而言。全诗至此似乎透出了一线光亮,连那台上的“灯光”,也仿佛柔和了起来。
“叩门无人室无釜”,则是整个剧情的转折。只是在舞台上,应该伴有一连串动作:先是夫妇奔到垣前,然后是怯生生地逐家“叩门”,但毫无反应;随手一推,门竞没有上栓,“吱呀”一声推开,夫妇俩踏进门槛左顾右盼,最后相顾愕然:偌大一个村巷,竟然空无一人。不仅空无一人,就连一个举炊做饭的釜锅也不存——显然他们也因绝粮,而家家户户逃亡了。这结局是出乎意料的,却又意味深长。走到哪里,都是村巷空空,可见“饥民流离”状况很普遍。
幕布是在这对夫妇“踯躅空巷泪如雨”中落下的——他们携儿带女,从“黄尘”中挣扎而来;在“望见坦堵”的时刻,也曾萌发过一线希望;而今希望全已破灭,还能到哪里。村巷空寂无声,暮色中惟闻这对可怜夫妇的呜呜涕泣之音;作为回应的,只有那身处黄蒿中小儿女的惊惶呼唤。
这首诗,采用的是乐府民歌式的叙事体,这类叙事之作,大多篇制短小,结构却别具匠心,往往大刀阔斧删去背景,甚至也不交待来龙去脉,只截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片断或一幕场景,以传神的人物对话和细节刻画,表现惊心动魄的社会现实。
《小车行》是陈子龙自作的“新乐府”,从精神到手法,都继承了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但于继承之中,又有创新:在表现一对夫妇的流离情状时,还注意勾勒“班班”众车的背景和氛围,这就起到了以一概百、以少见众的效果;在简略的情节发展中。也有景物描写和情节转折,便在短制中翻出了波澜;最后以“踯躅空巷泪如雨”收结,留不尽凄怆于诗外,又带有抒情诗的意味。
这组诗共三首,其中第三首(“三日入厨下”)最受推崇。下面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兼诗学分会会长、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余恕诚教授对此诗的赏析。
“新媳妇难当”——在旧社会人们普遍有这种看法。但也有些新媳妇在令人作难的处境中找到了办法,应付了难局,使得事情的发展带有戏剧性,甚至富有诗趣,像王建的这首诗所写的,即属于此类。这也是唐代社会封建礼教控制相对放松,妇女们的巧思慧心多少能够得以表现出来的一种反映。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古代女子嫁后的第三天,俗称“过三朝”,依照习俗要下厨房做菜。“三日”,正见其为“新嫁娘”。“洗手作羹汤”,“洗手”标志着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在婆家开始她的劳动,表现新媳妇郑重其事,力求做得洁净爽利。
但是,婆婆喜爱什么样的饭菜,对她来说尚属未知数。粗心的媳妇也许凭自己的口味,自以为做了一手好菜,实际上公婆吃起来却为之皱眉呢。因此,细心、聪慧的媳妇,考虑就深入了一步,她想事先掌握婆婆的口味,要让第一回上桌的菜,就能使婆婆满意。
“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这是多么聪明、细心,甚至带有点狡黠的新嫁娘!她想出了很妙的一招——让小姑先尝尝羹汤。为什么要让小姑先尝,而不像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那样问她的丈夫呢?朱诗云“画眉深浅入时无”,之所以要问丈夫,因为深夜洞房里只有丈夫可问。而厨房则是小姑经常出入之所,羹汤做好之后,要想得到能够代表婆婆的人亲口尝一尝,则非小姑不可。所以,从“三日入厨”,到“洗手”,到“先遣小姑尝”,不仅和人物身份,而且和具体的环境、场所,一一紧紧相扣。语虽浅白。却颇为得体,合情合理。新娘的机灵聪敏,心计巧思,跃然纸上。“先遣小姑尝”,真是于细微处见精神。沈德潜评论说:“诗到真处,一字不可易。”
《新嫁娘词》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固然可以使人联想到这些,但是要直接就写这些入诗,则不免带有庸俗气。而在这首诗中,因为它和新嫁娘的灵机慧心,和小姑的天真,以及婆婆反将入于新嫁娘彀中等情事联系在一起,才显得富有诗意和耐人寻味。
像这样的诗,在如何从生活中发现和把握有诗意的题材方面,似乎能够给读者一些启示。
读这首诗,人们对新嫁娘的聪明和心计无疑是欣赏的,诗味也正在这里。新嫁娘所循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推理过程:一、前提:长期共同生活,会有相近的食性;二、小姑是婆婆抚养大的,食性当与婆婆一致;三、所以由小姑的食性可以推知婆婆的食性。但这样一类推理过程,并不是在任何场合下都能和诗相结合。像有人在笺注此诗时所讲的:“我们初入社会,一切情形不大熟悉,也非得先就教于老练的人不可。”(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
这首曲子,出自《红楼梦》第五回。曲中主要叙述了刘姥姥救贾巧姐出火坑的事情,表达了作者规劝人们济困扶穷的思想观念,警示人们因果轮回报应不爽。在这首曲子中,作者用一种庆幸的笔调反复咏叹“留余庆”,借题发挥,直抒劝世行善的主旨。全曲借由巧姐口吻叙述,用语平白直接,含有讽刺意味。
“济困扶穷”与“爱银钱忘骨肉”是强烈的对照。从巧姐的遭遇中看到,“济困扶穷”只能存在刘姥姥这样的劳动者阶层之中;而封建地主阶级,在其覆灭前的挣扎中连骨肉亲情也早已“忘”得一千二净,从而暴露出他们“奸”与“狠”的真面目来。
曲子把王熙凤偶济刘氏,说成是她能“留余庆”,“积得阴功”,那是作者的阶级偏见。曲子还宣扬因果报应,说“乘除加减”,即所谓或增或损,或赏或罚,都是“上有苍穹”一全由老天爷安排决定。这些都是应该批判剔除的封建糟粕。
此曲假托历经家败人亡、又流落烟花巷、最后幸遇曾受恩于贾府的刘姥姥赎救而得脱离苦海的巧姐口吻而直抒劝世行善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