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题赵晋臣积翠岩的。《铅山县志》卷一说:“观音石又名积翠岩,即古之杨梅山,在县西三里。”《方舆志》说:“积翠岩房蓄烟霭,五峰相对。”庆元六年(1200年),赵晋臣于其上建佛堂,自下望之,如在缥缈五云间。作者曾为赋《归朝欢》(我笑共工缘底怒),此词为再题之作,较之前词具有更多的悲壮苍凉气势。
这首词是把叙事、写景和抒情揉和在一块来写的。开头三句叙事。作者在《归朝欢》词中说:“先生拄杖来看汝。倚苍苔,摩挲试问,千古几风雨。”因为过去来过,故本词起句说:“柱杖重来约”,即重来践约之意。《庄子·天运篇》:“(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咸池,黄帝乐名(一说尧乐名)。《庄子集释》[疏]云:“洞庭之野,天地之间,非太湖之洞庭。”因此“洞庭张乐,满空萧勺”,是说东风荡漾,积翠岩上空古乐缭绕,充满典雅气氛,真可-谓“结亭三四五。会向暖热携歌舞”(《归朝欢·题赵晋臣敷文积是岩》)了。“巨海”三句写景,写积翠岩之千姿百态。《南越志》说:“高州巨海有大犀,出入有光。”前两句化用其意,言积翠岩犹如巨海大犀,拔地而起,其角伸向此山高阁,突兀峥嵘,蔚为壮观。而后一句则说,五峰不一,三三两两,有的前仰,有的后合,姿态各异。在这里,作者使用“拔”“出”“尚”“前”和“却”诸字,化静为动,把积翠岩的神态和气势写了出来。“老我”四句抒情。言其年老力衰,登临伤怀,哀乐异常,只有借酒消愁而已。“劝君”三句寓情于景,写其欲假积翠岩之手,行铲除社会腐败之实,把贪官污吏、盗贼匪徒,全部消灭。“便休论、人间腥腐,纷纷乌攫”,其描写之生动,感情之强烈,真可以说是已发挥到极致。“九万里”三句以大鹏喻积翠岩,写其高洁。《庄子·逍遥游》说:“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风之积也不厚,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此处化用其意,言积翠岩犹如神鸟大鹏,高矗云天,俯视岩下,风雷激荡,云翻雨覆。但岩中少水(《广信府志》说:后得柱杖泉,亦足用),须直上昆仑,洗濯其发,自然引出以下几句。“好卧”四句再次写景,写“当筑陂于其前”。此处运用《汉书·翟方进传》:“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鹤)”的典故,并以鹤自喻,谓赵晋臣应当听取他的建议,于积翠岩前筑十里长陂,拦洪蓄水,让翠色之影倒映陂中,让陂水浸润云覆之深谷,有山有水,积翠岩将变得更加美丽。
此词以叙事起,以写景终,中间穿插以写景、抒情、议论,形象鲜明生动,感情充沛强烈,纵横开阖,挥洒自如,于悲愤中见雄壮,具有浪漫气息和雄放风格。
一般以绝句体裁写的篇幅短小的宫怨诗,总是只揭开生活画图的一角,可从一个片断场景表现宫人悲惨的一生;同时往往写得委婉含蓄,一些内容留下许多想象空间。这首诗却与众不同。这两展示的是一幅生活全图,而且是直叙其事,直写其情。
作者在第一首诗的前半首里,以举重若轻、驭繁如简的笔力,把一个宫人远离故乡、幽闭深宫的整个遭遇浓缩在短短十个字中。首句“故国三千里”,是从空间着眼,写去家之远;次句“深宫二十年”,是从时间下笔,写入宫之久。这两句诗,不仅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有强烈的感染力;不仅把诗中女主角的千愁万恨一下子集中地显示了出来,而且是加一倍、进一层地表达了她的愁恨。一个少女不幸被选入宫,与家人分离,与外界隔绝,失去幸福,失去自由,本来已经够悲惨了,何况家乡又在三千里之外,岁月已有二十年之长,这就使读者感到其命运更加悲惨,其身世更可同情。与这两句诗相似的有柳宗元《别舍弟宗一》诗中“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一联,也是以距离的遥远、时间的久长来表明去国投荒的分外可悲。这都是以加一倍、进一层的写法来增加诗句的重量和深度。后半首诗转入写怨情,以一声悲歌、双泪齐落的事实,直截了当地写出了诗中人埋藏极深、蓄积已久的怨情。这后两句诗也以强烈取胜,不以含蓄见长。过去一些诗论家有诗贵含蓄、忌直贵曲的说法,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应当说,一首诗或曲或直,或含蓄或强烈,要服从它的内容。这首诗的前半首已经把诗中人的处境之悲惨写到了极点,为逼出怨情蓄足了力量,因而在下半首中就势必让诗中人的怨情喷薄而出、一泻为快了。这样才能使整首诗显得强烈有力,更能收到打动读者的艺术效果。这里,特别值得拈出的一点是:有些宫怨诗把宫人产生怨情的原因写成是由于见不到皇帝或失宠于皇帝,那是不可取的;这首诗反其道而行之,它所写的怨情是在“君前”、在诗中人的歌舞受到皇帝赏识的时候迸发出来的。这个怨情,联系前两句看,决不是由于不得进见或失宠,而是对被夺去了幸福和自由的抗议,正是刘皂在一首《长门怨》中所说,“不是思君是恨君”。这首诗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四句诗中,前三句都是没有谓语的名词句。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指出,诗句中“实字多,则意简而句健”,而他所举的“皆用实字”的例句,就是名词句。这首诗之所以特别简括凝炼、强烈有力,与运用这种特殊的诗句结构有关。另一特点是:四句诗中,以“三千里”表明距离,以“二十年”表明时间,以“一声”写歌唱,以“双泪”写泣下,句句都用了数目字。而数字在诗歌中往往有其特殊作用,它能把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表达得更清晰,更准确,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也使诗句特别精炼有力。这首诗的这两个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与它的内容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第二首,表现宫中歌唱,随时都在创作新声。作者另有《听歌》二首,其一:“儿郎漫说转喉轻,须待情来意自生。只是眼前丝竹和,大家声里唱新声。”《边上逢歌者》又有:“垂老秋歌出塞庭,遏云相付旧秦青。少年翻掷新声尽,却向人前倒耳听。”足见诗人对新声及情感的重视。这首诗以“新声何处唱?断肠李延年”作结,包容了丰富的内蕴,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里直接点出“新声”,用“何处唱”一衬,其哀怨之情便流露出来了,最后一句提到了“断肠”,感情更进一步,在感情高峰上结束全诗。
作者官居高位时直言敢谏、与时不合,便中流涌退、回家隐居。朝廷几次征召,他都不出来。但为了关中百姓大旱之苦,他却高龄出仕。他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救济灾民,夜晚向天祈祷,白天出外赈灾,整日辛劳,有时因念百姓疾苦而痛哭不已,四个月后便病倒去世了。关中一带百姓哀痛如失父母。作者因此受到人民的景仰和赞扬,被历史公认为好官。
好官为百姓而死,坏官把百姓整死。因此中国人有赞扬好官的传统。但好官确实太少了,而且越来越少。
人民永远记得为他们而死的好官,但也不会忘记整死无辜百姓的坏官,因为他们还要亲手把其中最坏的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去。
套曲 〔一枝花〕《咏喜雨》,是他在陕西救灾时所作,比较真 实地反映了灾区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在元代散曲中这些作品是难能可贵的。
久旱逢雨的喜悦心情,表现其对农业生产和百姓的关心。感情深挚,语言朴实无华。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和形象的比喻的运用,为作品增色不少,艺术效果尤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