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毛诗序》云:“《君子偕老》,刺卫夫人也。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也。”孔疏云:“毛以为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陈别有小君内有贞顺之德,外有服饰之盛,德称其服宜与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泆之行,不能与君子偕老。”他们认为此诗所写的服饰仪容之美属于理想的“小君”(国君之妻)。而朱熹《诗集传》则说:“言夫人当与君子偕老,故其服饰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宽广,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虽有是服,亦将如之何哉!言不称也。”他以为服饰仪容之美乃是反衬宣姜人品行为之丑。在这点上今之学者又多从朱熹之说。
全诗三章,首章七句,次章九句,末章八句,错落有致。首章揭出通篇纲领,章法巧妙。宣姜本是卫宣公之子伋的未婚妻,不幸被宣公霸占,后来又与庶子顽私通,劣迹斑斑。“君子偕老”一句基此而来,起调突兀如当头棒喝,寓意深婉,褒贬自明。“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四句造语奇特,叙服饰与叙仪容相交叉,辞藻工美,极力渲染宣姜来嫁时服饰的鲜艳绚丽,仪容的雍容华贵。末二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逗露讥刺,全诗惟此二句是刺意,其他均是赞叹称美之辞,但此二句与“君子偕老”一句遥相呼应,暗自缀合,含蓄蕴藉,藏而不露。
次章与末章用赋法反覆咏叹宣姜服饰、容貌之美。次章起始“玼兮玼兮”六句与末章起始“瑳兮瑳兮”四句复说服饰之盛,次章“扬且之皙也”三句与末章“子之清扬”四句是复说容貌之美。“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二句神光离合,仿佛天仙帝女降临尘寰,无怪乎姚际恒《诗经通论》称此诗为宋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之滥觞,并谓“‘山河’、‘天帝’,广揽遐观,惊心动魄,有非言辞可释之妙”。“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二句巧于措辞,深意愈出,余音袅袅,意味无穷。这两章造句齐整,意象迷离,所以陈继揆《读风臆补》说:“后两章逸艳绝伦,若除去‘也’字,都作七字读,即为七言之祖。”
全诗反覆铺陈咏叹宣姜服饰容貌之盛美,是为了反衬其内心世界的丑恶与行为的污秽,铺陈处用力多,反衬处立意妙,对比鲜明,辛辣幽默,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
起首二句,直接描述自己时隔三年旧地重游的怀恋心境。“问讯”,表达出词人主动前来探望的殷切心情。“湖边”,点明远道而来,刚至湖岸,为下文乘船游湖作铺垫。“春色”,形容万紫千红的美好春景,乃下文“东风”、“杨柳”之引笔。“重来”,说明是再次来此,表明“问讯”实是有意重访。“又是三年”,不仅突出相别的确切时间,而且暗示其间经历了人生的多少波折变幻;一个“又”字,内涵复杂,既包含了对时光流逝的叹惜,对历经坎坷的感慨,也包含了对湖边春色的怀恋,对再次来此的欣喜。词人酷爱自然之情,潇洒出尘之姿,就在这质朴明快、语近情深的起句中脱颖而出,奠定了全词飘逸清朗的基调。
如果说起首两句是从词人有意重访的角度而言,三四两句则从客观风物欢迎自己的角度下笔,描画出上船离岸乘风过湖的情景。“东风”、“杨柳”,都紧承“春色”发展而来。东风似乎有意,轻轻吹拂,送我渡过湖波;杨柳似乎含情,微微摆动,年年擦着我面。词人不说船乘风势,人触柳年,而说风助船行,柳拂人面,正是注情于物的拟人写法,从而创造出一个物我合一、通体和谐的艺术境界。词人那种超脱尘网、得其所哉的无限快意,就这样得到了淋漓酣畅的表现。
上片以作者自己与风物的互相映衬,表达了重访三塔湖离岸登船之际的快意感受;下片则以世路与湖亭的强烈对比,抒发了置身寒光亭时的悠然心情。
“世路”二句,暗承上片“过湖”,由描述转入议论,看似语意突兀,实是一脉相通。“世路”,是一条政治腐败、荆棘丛生的路,与眼前这东风怡人、杨柳含情的自然之路岂能相提并论。然而,词人说是“如今已惯”,这不仅表明他已历尽世俗道路的倾轧磨难,对权奸的打击、社会的黑暗业已司空见惯,更暗寓着他已看透世事、唾弃尘俗的莫名悲哀和无比忧愤。因此,“此心到处悠然”,也就不仅在说自己的心境无论到哪儿总是悠闲安适,更包含着自己这颗备受折磨、无力回天的心只能随遇而安、自寻解脱了。词人由爱国志士而成江湖处士,无奈去到和谐美好的大自然中寻求解脱,内心悲愤难言,却说“到处悠然”,可谓语近旨远,沉郁至极,与那“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辛弃疾先后同调,从而铸成凝聚全词主旨的警句。
结尾两句,紧承“悠然”二字宕开一笔,着力描写来到湖中寒光亭时所见的自然美景。词人撇开“世路”,来到寒光亭上,只见寒光亭下的湖水一碧万顷,犹如辽阔无际的蓝天;在这明丽如画的水天之间,一群沙鸥展翅飞起,自由翱翔。这一静一动、点面交映的画面,充满了蓬勃的生气,陶醉着词人的心胸。特别是沙鸥飞起的镜头,不仅使整个画面灵动起来,更寄寓着“鸥鸟忘机”(典出《列子·黄帝》)与鸥同盟的深意。如果说上片以问讯春色和风物含情写出了物我一体的美妙境界,那么,下片就以唾弃世路和同盟鸥鸟表露出投身自然的悠然心境。而这末尾两句,纯粹写景,以景结情,语淡意远,余味不尽,词人对于世路尘俗的鄙弃憎恶,对于返归自然的恬适愉快,尽在言外,从而成为全词意境旷远、余音绕梁的结笔。
《题破山寺后禅院》是一首题壁诗。破山寺,即兴福寺,在今江苏常熟市西北虞山上。唐代咏寺诗为数不少,且有很多佳作 。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构思独具特色 ,它紧紧围绕破山寺后禅房来写,描绘出了这特定境界中所独有的静趣。
首联"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落笔勾勒出清晨时分后禅房四周的环境。早晨,初升的红日将金色的阳光洒向寺院,洒向虞山之中的林木,使寺院变得更加绚丽明亮,高耸入空的山林也变得更加翠绿葱茏,令人心旷神怡。这里,一个"入"字,写出了古寺美景之幽远,一个"照"字又将旭日东升时的勃勃生机给刻写得出神入化,透露出诗人欣喜昂扬的情绪。首联是写后禅院的远景,为下文的近景刻画打下了基础。
颔联"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点出题中"后禅院"三字,描写出通向后禅院弯曲幽深的小路和后禅院景色的幽静迷人。僧房深藏在花木丛中,香气馥郁,宋欧阳修曾感慨地称赞道:"我常喜诵常建诗云:‘竹径通幽处 ,禅房花木深’。故仿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 ,乃知造意者唯难工也。"这一联的美,不仅体现在写景的准确传神上,而且表现在其思想内涵的深邃上。佛教提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净,无欲无求,苦修苦行,而后禅院却花木繁茂,清香扑鼻,由此含蓄曲折地表现僧侣们内心对美的热烈向往和执着追求。“曲径通幽”之美学在中国古典园林上有广泛运用。
颈联和尾联在意念上紧承颔联,颔联写诗人的发现之美,追寻之乐,这两联则通过有声有色、有动有静、有情有态的景物描写来渲染佛门禅理涤荡人心、怡神悦志的作用,在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又把读者带进幽美绝世的佛门世界。诗人举目四望,只见艳阳高照,天地生辉,翠竹幽林沐浴在阳光灿烂之中熠熠生辉,眩人眼目;活泼小鸟欢飞在茂林修竹之间自由自在,惹人羡慕。禅房前面是一池清澈见底的水潭,蓝天白云、茂林修竹倒映其间,给人以洁净空明、心旷神怡之感。“空人心”应对上句“悦鸟性”,点示如此空灵纯洁的世界的确可以涤除尘念,净化心灵;“悦鸟性”又暗示人只有像鸟一样,远离凡尘,回归自然,崇佛信道,才能保持本真,逍遥适世。颈联写山光物态,写小鸟欢飞,写潭影空明,无一不在形象地暗示禅味佛理感化人心,净化灵魂的奇妙作用。
尾联两句以声衬静,营造一个万籁俱寂的境界,这与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有异曲同工之妙。钟磬之音,远远超出了“晨钟暮鼓”的报时功能,而被赋予一些寓意深微的象征意义,这是来自佛门圣地的世外之音,这是引领人们进入纯净怡悦世界的奇妙佛音,这是回荡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天籁之音,悠扬而宏亮,深邃而超脱。显然,诗人欣赏这禅院与世隔绝的居处,领略这空门忘情尘俗的意境,寄托了自己遁世无门的情怀,礼赞了佛门超拔脱俗的神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