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自青少年时代起,就饱经战乱之苦,立志抗金,恢复中原,他的词也以激越豪放而著称。但是在这首《水龙吟》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却引归耕隐居的陶渊明为“知己”,未免有点消极。之所以如此,与他的遭际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学者考证,此词约作于公元1194年(光宗绍熙五年),那年辛弃疾已经五十五岁,秋天又被罢官,于是感伤世事人生,不免慨叹。
此词上片开头就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句法就有点特别。陶渊明与作者,本来志趣不同,性格各异,而作者却说他们已有了神交,并在梦中见过面了。这对一般读者来说,不能不感到突兀、惊诧,从而也就有可能构成一个强烈的印象,令人玩味。“老来”二字是特指,说明作者驱驰战马、奔波疆场或是筹划抗金、收复故土的年轻时代,与脱离尘嚣、回归自然的陶渊明是无缘的,而只有在他受到压抑与排斥,壮志难酬的老年时代,才有机会“相识渊明”。这个开头,对读者来说既有些突然,又让人感到十分自然。而作者也以平静的语气叙述,益发显得深沉。接下去的“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三句,直接抒写作者心中的沉痛心情。心头之恨是如此沉重,竟使得作者酒也不饮,歌也不唱。这是为什么?作者作了回答:一个白发老翁怎能在西风萧瑟中为五斗米折腰!但是,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词的下片紧随前文,并作了更深入的回答:悔恨东山再起!先讲陶渊明的精神、人格和事业都是永在的,而且仍凛然有生气,和现实是相通的。“懔然生气”一句,这里暗用《世说新语·品藻》“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的语言以赞渊明。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者紧跟着又用了“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说明他同渊明之间是千古知音。这知音就在于对“富贵他年”所持的态度。接下去“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三句,引用了东晋谢安的故事。据《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说明即使他年不免于富贵显达,也是没有意思的。结语“甚东山何事”三句用的仍然是谢安的事,同书又记载:“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很显然,从作者到陶渊明,又从陶渊明到谢安,或富贵显达,或归田隐居,或空怀壮志,虽处境各不相同,但其实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这是英雄的悲叹。
与辛弃疾其他一些诗词中所反映出来的豪情壮志不同,在这首词中,作者已没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那种壮志凌云、激越慷慨的感情,而是把一切都看得如此闲淡无谓,如此的不屑一顾,这绝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哀叹,是时代的悲剧。
此文共五段,第一段申诉与母诀别的原因,中间三个段分别从三个方面立下遗言,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嘱咐安排家人的生活和自己的身后事,最后一段抒发与母诀别的慷慨之情。全文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悲壮苍凉,一唱三叹,雄强恣肆,感人至深。
首先触动读者的,是夏完淳“不得以身报母”的遗恨。他想到,“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这是对双慈养育之恩的崇高礼赞,也越发映衬出作者“大恩未酬”的负疚之情。有道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慈母的恩惠,本来就难报于万一,更何况夏完淳又自感“菽水之养无一日”。做儿子的除了自省和自责之外,看来是不可能作其他解释了。但此书的一二两节,却对不能“报母”的原因做了情理交融的陈述,读来令人感佩。作者将“报国”、“殉父”与“报母”的关系串通起来加以阐述,指出:“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这就把能否真正“报母”,放到了抗清复明的民族斗争大背景下来考察。只要“天日”尚未“复见”,杀父之“大仇”一日未报,作者就不能心安理得地承欢于双慈的膝下。换句话说,夏完淳是以继承父亲的报国之志,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的,他不想做一只厮守在母亲身边的碌碌无为的家雀,而要到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风云中,一展鸿鹄之雄图,这才是真正的“报母”。如此情怀,中国古代的许多民族志士已用各种形式的语言铿锵有力地抒写、陈述过了,而夏完淳在这封信中不是一味地明理,是寓理于真诚的、炽烈的念母之情。
信的前两节,作者袒露了回环起伏的内心波涛:他首先想到的是“不孝”、“不得以身报母”,但不在此多作停留,而是笔锋一转,痛惜地回顾了“一旅才兴,便成齑粉”的抗清义举,忧国之情暂时淹没了念母之情。他痛定思痛,觉得去年不死,竟死于今日,实在是必然中的偶然既然以身许国,迟早总是要捐躯的。以此为情感转换的契机,他又一下子想到了双慈,“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无一日焉”,自己勤于王事,匆匆就是二载,却没有一天供养母亲,啜菽饮水尽其欢,令人肝肠寸断。于是,念母之心潮陡涨,“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这些难以言表的痛楚、无法消解的遗恨,一齐壅塞在笔端,逼出了第二节的“呜呼!……何以为生”。这是感情激流凝涩的大漩,作者的内心天平几乎完全倾向于“哀哀八口”。但是,就在这一瞬间,报国之情又猛地突破一家之私,义无反顾地发出了“虽然,已矣”的庄严誓言,推出了“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的光彩论断。至此,难解的人生命题似乎已经解开,执著的念母之情又趁势抬起头来,故有了“但慈君推干就湿……”这样“令人痛绝”的文字,以及托养双慈的不得而已的安排。
总观上述感情的起伏变化,可体察到:夏完淳是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思绪中处理情理关系的,他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一如既往地把握住了人生的舵柄,恰当地将“报国”与“报母”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显示了少年英雄的崇高思想境界。
正由于他毫不矫饰,自然坦荡,所以才格外叫人感到可亲、可敬、可信、可叹。与一、二两节相映照的是,第三节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告白母亲“万勿置后”。夏完淳之所以如此决断,是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深。那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许多大家子弟丧失民族气节,认贼作父,已为人所诟笑,故不能轻率从事,使夏家平添不肖子孙。再者,如若“中兴再造”,“我父子”一定会“庙食千秋”,那也比享受子孙们的“麦饭豚蹄”好得多这种见解,固然反映了年仅十七的夏完淳,已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得相当成熟,但更主要的还是满腔碧血的强有力的迸射。他已经立下了破家报国的壮志,即使破釜沉舟、断绝后嗣也在所不惜。所以,他在交待这一要事时口气相当严厉:“若有妄言立后者,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嚚,决不肯舍!”
接下来,文意偏重于安慰家人,咏叹人生,另一侧面勾勒出夏完淳的性格风貌。他恳望双慈保重玉体;他指望寒食盂兰时节的一杯清酒、一盏寒灯;他牵挂结褵二年、贤孝素著的妻子;他以五言诗式的咏唱来抒发豪情,感悟哲理,冷对屠刀,神游天地。
这首诗简述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史实,展示了中兴碑雄奇瑰伟的特色,赞颂了中兴功臣们为护国安民而鏖战沙场的崇高精神。这是一首咏怀古迹的诗作,既凭吊古人,发百年兴废之感慨;又自抒胸襟,表达了对元结、颜真卿无限景仰之情。
此诗碑在浯溪东崖区,高、宽各110厘米,字大6至8厘米不等,行楷,姿媚遒劲可爱。其诗题、姓名、书者和年月都已经变得模糊而难以辨认。韩子苍疑此诗为秦观作(见《复斋漫录》),但据《苕溪渔隐丛话》记载:“余游浯溪,观摩崖之侧有此诗刻石,前云:‘读中兴颂,张耒文潜’;后云:‘秦少游书’。”今石上尚隐约可见。